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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颢 上海报道 2009-10-23 23:53:42
“水往低处流”这句俗话如今可能要改一改。因为，越来越多的水已经在往高处“涌动”了。
10月中旬，华森健康国际集团获得了来自私募机构麦顿的一笔高达1.3亿元的投资。这笔投资将用于华森位于贵州的黄果树水厂产能的扩张——建成年产80万吨的亚洲最大的单体优质饮用水水厂，并推动其产品黄果树天然泉水的进一步发展。
“黄果树天然泉水，连同我们即将推出的黄果树矿泉水，走的都是高端饮用水路线。”10月22日，华森集团宣传部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
而不久之前，以生产“王老吉”著称的加多宝集团，其投资的青海玉峰矿泉水公司产品昆仑山矿泉水已经在深圳和浙江温州两地试销，产品也主要针对国内高端矿泉水市场。
近年来，国内高端饮用水品牌越来越多，包括5100冰川、九千年、无量藏泉、景田百岁山、日之泉麦饭石等，今年更达到井喷的状态，且投资方多为业外资本。而这场愈演愈烈的高端水之战，究竟是一场资本的盛宴还是一段充满暗礁的旅程呢？
高端的诱惑
对于高端水的频频亮相，浙江省饮料工业协会会长许长卿认为主要原因有二。首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饮用水的要求越来越高，健康、高品质成为主要的追求，高端饮用水的市场消费力也越来越大。
其次，则是在中低端饮用水领域，目前已经没有多少利润可言。“现在，一瓶水的利润就几厘，赚一分钱都很困难。”
今年10月1日出台的国家矿泉水新标准也加重了这一境况。按照新标准的要求，很多企业仅技术改造就得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成本进一步增加。因此，往高端发展成为一种趋势。
而此前国外的高端饮用水如依云等，尽管售价高昂，但却深得一些消费者的喜爱。一种说法是，高端矿泉水的平均利润率是普通矿泉水的7倍左右。据称，依云其实并没有多少生产工艺，仅是直接将水灌装入瓶即可，这也是其宣称的天然的概念。目前，依云500ml在高级便利店售价11元，在普通超市售价8元左右。
这无疑也让众多的国内企业眼红不已。而一组目前流传很广的来自广东省瓶装饮用水行业协会的数据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我国国内高档水的消费群体已经形成，未来5年内，中国高端水市场容量将不少于100亿元。
资本开始蜂拥进入。不过，记者注意到，目前打造高端水的多为一些行业外的资本。例如国内最早的高端水品牌，西藏冰川5100，是由西藏发展、嘉士伯、中铁等合资成立。今年，粮油巨头益海嘉里又收购了其25%的股权。而加多宝、华森旗下此前也没有饮用水品牌，昆仑山、黄果树都是其首次运作的饮用水品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一些现有的饮用水生产企业来说，发展高端无非是拓展产品线。而对于行业外的投资者来说，要进入市场巨大的饮用水市场，高端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饮用水行业低端比高端难做。低端意味着通路要深入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市场，这需要多年的经营；高端的定位则意味着仅需要对城市的商超等系统进行发展，更容易上手。
麦顿投资董事合伙人楼云立表示，当今饮用水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而黄果树天然泉水是当今市场上一个具有很好发展前景的饮用水品牌，水源、水质、水量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资源优势。这样的一个快速消费品品牌，是麦顿投资一直想找和在找的合作伙伴。同时，麦顿希望能扶持黄果树上市。
艰难的竞争
如此多品牌的涌现，是否都能成为中国版的“依云”？而高端水是否真有如此大的利润和市场空间呢？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陈晨认为，目前，我国消费者消费高端产品的需求和能力都不高，虽然中国饮用水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但是相对于我国消费者而言，高端产品的需求和消费能力还有待提高。另外，在当前低迷的全球经济环境之下，高端消费者人群消费力度将下降。
广东省瓶装饮用水行业协会会长罗坦首先否认了那组流传甚广的，出自协会的数据的真实性。他也认为，高端水还是部分消费者能接受的产品。
上述行业内人士表示，事实上，目前看来，高端水的零售并不多，主要依靠会务等渠道。这需要企业有一些特殊的资源。
以知名的冰川5100为例，正是因为和中铁的特殊关系，在全国铁道系统的123个车站、1736列动车组列车、113个铁路宾馆都可以随处看到其身影，很多列车甚至可以凭车票免费领取。业内人士指出，这一团购大单对5100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在其目标人群——高端消费人士的聚集之地实现了大量而稳定的高价销售，既保证了初创企业的稳定利润源，又实现了品牌形象的大幅展示。
罗坦也对高端水的概念提出了疑问：“何为高端水？是品质高还是价格高呢？概念很模糊。”他认为，“高端水”首先要求水的品质要很特殊，要有特殊的水源。国内众多的高端水均走的是“水源地”路线，如西藏海拔5100的冰川、昆仑山等等，但这也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成本压力。
据介绍，这些水源地大多地处偏僻的山区，运输成本首先就非常高昂。上述行业内人士透露，其实在饮用水行业，物流成本一直占据很大一块份额。由于重量缘故，一箱水比一箱方便面的运输成本一般要高出50%甚至1倍。
“比如5100，首先要在西藏冰川建厂，其次要从那里运出来，同时建立全国的营销网络，这需要多大的投资！”在罗坦看来，高端水的“高价”，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成本很高的缘故，并不如外界想象的利润空间巨大。
另一个例子是依云。事实上，依云在欧洲，价格仅为普通饮用水的水平。而在国内的高价，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从法国小镇运往中国的费用问题。
而许长卿对于高端水的另一个担心是，首先好的水源现在越来越难找，其次，由于水源的特殊原因限制了产能。“矿泉水不是想多少就多少，量首先不会大，而量上不去也没有意义了。”
华森集团董事长唐晨光也认为，最近一年国内几大巨头扎堆高端矿泉水市场，但未来水源地的水量和产能将成为竞争的关键点。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豪宅狂欢：调整的信号？
本文地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10-22/150655.html
荆宝洁 北京报道 2009-10-21 08:38:25
豪宅市场的天花板究竟在哪里？
尽管“十一”期间，楼市成交量跌入低谷，而长假第一个正常交易周里，豪宅销售表现仍旧抢眼。一线城市豪宅成交价格记录不断被刷新，尤以上海、北京为甚。
联合证券的调研显示，在经历了6-7月份价格的快速上涨后，从8月份开始，一二线城市房价开始趋缓，由于豪宅市场未见降温，部分城市9月成交均价继续上行。
高端市场销售井喷
据了解，位于北京燕山附近区域的一个名为“山上的别墅”的项目上日前推出了11栋亿元别墅，刷新了北京别墅项目的价格纪录，成为北京首个“亿元级别墅区”。虽然价格不菲，但仍有不少人士表示出兴趣与签订意向，已有三栋被预定。
来自易居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上旬，北京累计未售出的豪宅市值仅432亿元，仅供北京高市2个月消化。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房地产市场都很火爆，豪宅的热销相对滞后于普通住宅。这种趋势从今年二季度就已露出端倪，豪宅销量异常火爆。“5月16日开盘，到7月底，总销售额约为12亿”。
根据易居中国的统计数据，以每平方米3万元的标准统计，北京豪宅市场6、7、8月均销售金额约为200亿。高端市场消化量加快，但后续的供应量明显不足。截至8月末，北京市均价3万元以上的项目均出现旺销，位列销售额排行榜前几位的首创禧瑞都、御金台、北京星河湾、国奥村等项目的月销售量均超过2亿元。
个别项目涨幅惊人。在近期举办的《绿色奥运建设发展论坛》上，北京国奥村销售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国奥村均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36000，而项目一期开盘价仅为每平方米17000元。
统计显示，9月第4周，上海商品住宅的平均成交价格大幅上升17.56%，达到每平方米16628元，是进入9月以来的周均价最高水平。9月25日四季雅苑67栋独立别墅当天售罄，均价高达每平方米77906元，体现于网上房地交易的数据，是带动商品住宅均价大幅上升。而四季雅苑还有30多栋独立别墅的成交数据会在随后逐步体现。位于北京玉渊潭的钓鱼台七号院，均价也达到7万多元。
仲量联行的研究显示，第三季度，北京的高档住宅销售市场供需两旺，平均售价呈加速上涨的趋势。由于市场成交量的回暖以及后期产品的升级，很多高档公寓售价环比上季度有了大幅度的拉升，本季度高档公寓的平均售价已达到每平方米24510元，比上一季度上涨了9.7%。高档别墅市场的需求也表现得十分旺盛，本季度平均售价达到每平方米20594元，比上一季度上涨了6.2%。
全经联秘书长杨乐渝认为，由于去年开发商不看好大势，停工甚多，直接造成下半年出现“断顿”现象。亚豪机构统计显示，4-8月，豪宅供应量开始迅猛增长，截至目前豪宅存量共4758套，存量面积105.4万平方米。如果以上半年的消化速度，豪宅市场库存房源消化仅够支撑北京市场2个月。
亚豪机构任启鑫认为，在当下土地交易价格居高不下、“天价地王”屡被刷新的市场背景下，开发企业为了追逐较高的利润回报，必然会更多地选择开发高端住宅产品，预计2010年后，豪宅市场的竞争将会越加激烈。
豪宅热销预示市场调整？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止一次提到了上海星河湾开盘时的热销现象。他认为，在房产主要还是投资品的发展阶段，房产价格，特别是高档住宅的价格，一定是由货币和股市决定的，而房产作为消费品的属性会退居次要地位，此时租金回报率和家庭可支配收入并不决定房价。因为，投资人的消费思维，是用预期的投资回报来决定消费水平，用以往的投资收益来选择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相信，未来举债投资，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预期中为社会分担了风险。他判断，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一线城市的房屋价格会跳跃式上升，上海最高房价将比东京还高，因为上海成为超级都市将成必然。
而杨红旭认为，豪宅的热销则意味着下一阶段市场的调整。他认为，物极必反，市场“无形之手”会调节楼市，豪宅火爆证明最有钱的人、风险偏好度最高的钱入市了，而2008年7月上海房价最高点时，热销的同样是豪宅。其后，8月份全国和上海房价指数首次出现环比下跌，由此证明，2008年7月恰恰是上轮房价的高点。
他指出，投资者的敏感度不同。今年2、3月份，市场复苏各方皆大欢喜，因为是以刚需为主导的自住需求主导，合理而健康。随后，对市场最敏感是温州投资者，他们早在3月就出现在杭州、上海，4、5月扩散至其它中心城市，但他们并非富豪，其投资偏好是小户型和中高档住宅。及至真正的大款们、热钱们抢购豪宅时，房价已被温州客炒高，市场风险增大。另外，政策已发生变化。房地产政策暂时不会变向，但二套房贷严厉化、打击捂盘囤地的措施重现，中央对资产泡沫的忧虑也在加重。但不排除，一些豪宅购买者中的相当部分更注重中长期投资收益，不是很在意短期波动；还有部分以自住需求为主。
任启鑫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高端客户对于置业更为谨慎，一般会将项目当前的售价与物业的升值空间紧密联系起来，一旦价格出现过快上涨，透支了部分未来的上升空间，高端置业者就可能考虑暂时搁置购房意愿。而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高端客户的摇摆，货币政策的动态微调可能造成流动性减少，流入房地产业的资金量势必有所减缓，而二套房贷的紧缩政策增加了高端物业的置业成本，年底即将到期的二手房税费减免政策能否延续，物业流转所需缴纳税费的不确定，更令部分以投资为目的的高端置业者难以判断现阶段是否选择购房，这些均在影响着高端物业的升值前景和购房需求。
仲量联行预计，在第四季度，高档住宅价格的上涨空间将明显放缓，同时预计成交量将比本季度有所下降。
荆宝洁 北京报道 2009-10-21 08:38:25
豪宅市场的天花板究竟在哪里？
尽管“十一”期间，楼市成交量跌入低谷，而长假第一个正常交易周里，豪宅销售表现仍旧抢眼。一线城市豪宅成交价格记录不断被刷新，尤以上海、北京为甚。
联合证券的调研显示，在经历了6-7月份价格的快速上涨后，从8月份开始，一二线城市房价开始趋缓，由于豪宅市场未见降温，部分城市9月成交均价继续上行。
高端市场销售井喷
据了解，位于北京燕山附近区域的一个名为“山上的别墅”的项目上日前推出了11栋亿元别墅，刷新了北京别墅项目的价格纪录，成为北京首个“亿元级别墅区”。虽然价格不菲，但仍有不少人士表示出兴趣与签订意向，已有三栋被预定。
来自易居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上旬，北京累计未售出的豪宅市值仅432亿元，仅供北京高市2个月消化。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房地产市场都很火爆，豪宅的热销相对滞后于普通住宅。这种趋势从今年二季度就已露出端倪，豪宅销量异常火爆。“5月16日开盘，到7月底，总销售额约为12亿”。
根据易居中国的统计数据，以每平方米3万元的标准统计，北京豪宅市场6、7、8月均销售金额约为200亿。高端市场消化量加快，但后续的供应量明显不足。截至8月末，北京市均价3万元以上的项目均出现旺销，位列销售额排行榜前几位的首创禧瑞都、御金台、北京星河湾、国奥村等项目的月销售量均超过2亿元。
个别项目涨幅惊人。在近期举办的《绿色奥运建设发展论坛》上，北京国奥村销售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国奥村均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36000，而项目一期开盘价仅为每平方米17000元。
统计显示，9月第4周，上海商品住宅的平均成交价格大幅上升17.56%，达到每平方米16628元，是进入9月以来的周均价最高水平。9月25日四季雅苑67栋独立别墅当天售罄，均价高达每平方米77906元，体现于网上房地交易的数据，是带动商品住宅均价大幅上升。而四季雅苑还有30多栋独立别墅的成交数据会在随后逐步体现。位于北京玉渊潭的钓鱼台七号院，均价也达到7万多元。
仲量联行的研究显示，第三季度，北京的高档住宅销售市场供需两旺，平均售价呈加速上涨的趋势。由于市场成交量的回暖以及后期产品的升级，很多高档公寓售价环比上季度有了大幅度的拉升，本季度高档公寓的平均售价已达到每平方米24510元，比上一季度上涨了9.7%。高档别墅市场的需求也表现得十分旺盛，本季度平均售价达到每平方米20594元，比上一季度上涨了6.2%。
全经联秘书长杨乐渝认为，由于去年开发商不看好大势，停工甚多，直接造成下半年出现“断顿”现象。亚豪机构统计显示，4-8月，豪宅供应量开始迅猛增长，截至目前豪宅存量共4758套，存量面积105.4万平方米。如果以上半年的消化速度，豪宅市场库存房源消化仅够支撑北京市场2个月。
亚豪机构任启鑫认为，在当下土地交易价格居高不下、“天价地王”屡被刷新的市场背景下，开发企业为了追逐较高的利润回报，必然会更多地选择开发高端住宅产品，预计2010年后，豪宅市场的竞争将会越加激烈。
豪宅热销预示市场调整？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止一次提到了上海星河湾开盘时的热销现象。他认为，在房产主要还是投资品的发展阶段，房产价格，特别是高档住宅的价格，一定是由货币和股市决定的，而房产作为消费品的属性会退居次要地位，此时租金回报率和家庭可支配收入并不决定房价。因为，投资人的消费思维，是用预期的投资回报来决定消费水平，用以往的投资收益来选择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相信，未来举债投资，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预期中为社会分担了风险。他判断，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一线城市的房屋价格会跳跃式上升，上海最高房价将比东京还高，因为上海成为超级都市将成必然。
而杨红旭认为，豪宅的热销则意味着下一阶段市场的调整。他认为，物极必反，市场“无形之手”会调节楼市，豪宅火爆证明最有钱的人、风险偏好度最高的钱入市了，而2008年7月上海房价最高点时，热销的同样是豪宅。其后，8月份全国和上海房价指数首次出现环比下跌，由此证明，2008年7月恰恰是上轮房价的高点。
他指出，投资者的敏感度不同。今年2、3月份，市场复苏各方皆大欢喜，因为是以刚需为主导的自住需求主导，合理而健康。随后，对市场最敏感是温州投资者，他们早在3月就出现在杭州、上海，4、5月扩散至其它中心城市，但他们并非富豪，其投资偏好是小户型和中高档住宅。及至真正的大款们、热钱们抢购豪宅时，房价已被温州客炒高，市场风险增大。另外，政策已发生变化。房地产政策暂时不会变向，但二套房贷严厉化、打击捂盘囤地的措施重现，中央对资产泡沫的忧虑也在加重。但不排除，一些豪宅购买者中的相当部分更注重中长期投资收益，不是很在意短期波动；还有部分以自住需求为主。
任启鑫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高端客户对于置业更为谨慎，一般会将项目当前的售价与物业的升值空间紧密联系起来，一旦价格出现过快上涨，透支了部分未来的上升空间，高端置业者就可能考虑暂时搁置购房意愿。而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高端客户的摇摆，货币政策的动态微调可能造成流动性减少，流入房地产业的资金量势必有所减缓，而二套房贷的紧缩政策增加了高端物业的置业成本，年底即将到期的二手房税费减免政策能否延续，物业流转所需缴纳税费的不确定，更令部分以投资为目的的高端置业者难以判断现阶段是否选择购房，这些均在影响着高端物业的升值前景和购房需求。
仲量联行预计，在第四季度，高档住宅价格的上涨空间将明显放缓，同时预计成交量将比本季度有所下降。
中国，前行缓慢的南极之旅
本文地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10-30/151916.html
王沐,罗红 2009-10-29 21:25:09
“在南极行走，感觉非常特别。天晴的时候，天际线是一个圆弧形的圈。”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站在南极苍茫的冰天雪地中，空气中只有风声。企鹅、海豹也都被挡在南纬60多度的圈外，他的视线中，一片纯白的天穹。3年多前，当他第二次从南极归来时，曾经这么说：“相比北极，南极少了冰堆和冰缝，因而显得更加纯粹、干净，更让人觉得孤独。”
和王石一样，曾经踏上这片南方极地的，还有“好利来”的创始人罗红、今典集团联席总裁王秋杨和新浪网副总裁王滨等企业家。
11月27日，继今年年初挪威海达路德游轮公司旗下最先进的破冰型邮轮“前进号（MS FRAM）”搭载着中国企业家王滨、刘江等人成功实现了“冰之修行”之后，海达路德游轮公司旗下的另一艘破冰船将又一次起航。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乘客，公司将这个航次命名为“南极中文航次”。3个星期后，这艘破冰邮轮上将载上更多的中国乘客，穿越德雷克海峡，遍览南极半岛。
专业纬度外的南极履迹
作为一种探险的生活方式，去南极总是和举要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结缘。纵观那些在过去十年中踏上南极的中国名字，除了科研考察人员，其他的名字后面总是少不了董事长或总裁等字眼。王秋杨便是第一个踏上南极的中国女企业家。
“1998年，我跟随一艘1800吨的俄罗斯船前往南极时，遭遇到危险的西风带。每一次巨浪的袭击，都让船体向一侧猛烈倾斜。在这让人惴惴不安的两天三夜里，危险的西北强风让我食不下咽。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回不去了。”王秋杨说，“但是当狂风过后，我的眼前出现企鹅和冰山时，我又暗下决心，还要再来南极。”
罗红则是另一个南极“发烧友”。2年前，喜欢摄影的他为了拍摄帝企鹅，他登上了飞往南极的直升机。“当我准备在南极着陆时，遇上了时速上百公里的大风。虽然我们的飞机已经到了目的地上方，但飞行员一连三次都无法成功在冰面上着陆。第四次，我们迫降成功，但那一刻，我的心事紧揪着的。”他对记者说，“在南极，最大的天敌是坏天气，尤其是强风。晚上睡在帐篷里，耳边被呼呼的寒风声笼罩，很难睡着。”尽管这次探险，让罗红的植物神经紊乱了几个月，他仍然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尝试的行程之一。
“在原净的冰点领悟，在生活的远方沉淀”——这样的歌词来自新浪网副总裁王滨从南极归来后创作的《南极之南》。上一次的南极之旅中，除了写下了这首歌谣，王滨的另一个收获，则是下定决心“自驾帆船前往北极”。这位副总裁早已是国内帆船爱好者熟知的“专业级水手”，他说：“我曾经有过驾驶帆船探险南极冰原的梦想，但由于现实中的种种限制，我在前往南极之前放弃了这个想法。可是当我在开往南极的破冰船上看到冰水中正在行驶的帆船和水手时，我被震撼了，立刻下了一定要自驾帆船去北极探险的决定。”
南极成了开启王滨另一次探险之旅的转折点。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南极是人生的终极梦想。而对于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而言，南极只是他们寻找下一个目的地的起始点。“南极不是终点。2005年，我到达南极点后的感觉，与2004年时完成七大洲的攀登后的心情不太一样。完成攀登时我感觉很失落，觉得自己没有了下一步的目标。而在南极，我感受到环保的迫切性，这些公益工作将成为我人生阶段中的另一个起点。”
缓慢前行的“破冰之旅”
据国际南极旅游业者协会统计，2007年至2008年中，从全世界到达南极的游客为4600多人，是十年前的10倍。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就开展了南极旅游。
对照来自欧美旅游市场的庞大数据，目前每年以非考察目的赴往南极的300多中国人，只是一个微小的团体。相比欧美市场每年以数倍递增的南极游客数量，中国人的“破冰之旅”显得十分缓慢。
“作为一个中国人，去南极要面临许多手续上的麻烦，例如中转和签证。”在前往南极之前，罗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他说：“虽然南极没有国界，进去不需要签证，但我不仅与探险公司两次签下“生死状”，还花去数月时间准备各种通关材料。”据记者了解，中国游客去南极，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中转站，大部分旅游公司提供的南极旅游线路，都是从阿根廷火地岛的首府乌斯怀亚、智利的蓬塔阿雷纳斯，或从新西兰的港口上船。无论从何处前往南极，中国乘客前往南极都必须往返飞行逾60个小时。在此之前，中国游客还必须办理好前往中转地的签证和登上南极所需的各种资料，这些手续比欧美游客前往南极所需的资料更为繁琐。
而作为《南极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在南极开展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事先通报其他缔约国并通过环境评估，如果活动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则应予取消，这其中也包括旅游活动。因而，中国国内旅行社迟迟未开展同往南极的旅游线路。
前往南极的高额费用，曾是牵制中国人尝试这种探险生活方式的另一个原因。在各大国际旅行社的南极之旅策划中，中国游客前往南极所需的费用，根据行程的内容和时间长短，分别为几万至十几万元人民币不等。这在10年前，即使是对中国颇具消费能力的商务人士来说，同样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相对当时同期欧美商务人士的消费水平，中国市场对南极旅行的接受能力更弱。
“虽然过去十年中，中国游客前往南极的数量不多，但我们预计未来几年中，尝试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群数量将以20%的速度增加。”挪威海达路德游轮公司中国代表处的刘结认为，高端探险旅游市场在中国潜力无限。“南极之行”针对的消费群是“经济实力较为雄厚、有出境经验、旅游观念比较成熟，喜欢探险、户外体验的企业家或高管人员，而这类人也正是中国经济市场中成长最快，消费能力最强的一群。
和海达路德一样看好中国市场的，还有美国的Ises旅游公司。这家公司在金融风暴爆发后开始掘金中国市场，9月底在中国推出了其最具代表性的公主号邮轮，和即将在这条邮轮上上演的三条奢华线路。其中，票价逾5万、长达21天的“南极之行”线路已经募得半数预订者。
王沐,罗红 2009-10-29 21:25:09
“在南极行走，感觉非常特别。天晴的时候，天际线是一个圆弧形的圈。”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站在南极苍茫的冰天雪地中，空气中只有风声。企鹅、海豹也都被挡在南纬60多度的圈外，他的视线中，一片纯白的天穹。3年多前，当他第二次从南极归来时，曾经这么说：“相比北极，南极少了冰堆和冰缝，因而显得更加纯粹、干净，更让人觉得孤独。”
和王石一样，曾经踏上这片南方极地的，还有“好利来”的创始人罗红、今典集团联席总裁王秋杨和新浪网副总裁王滨等企业家。
11月27日，继今年年初挪威海达路德游轮公司旗下最先进的破冰型邮轮“前进号（MS FRAM）”搭载着中国企业家王滨、刘江等人成功实现了“冰之修行”之后，海达路德游轮公司旗下的另一艘破冰船将又一次起航。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乘客，公司将这个航次命名为“南极中文航次”。3个星期后，这艘破冰邮轮上将载上更多的中国乘客，穿越德雷克海峡，遍览南极半岛。
专业纬度外的南极履迹
作为一种探险的生活方式，去南极总是和举要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结缘。纵观那些在过去十年中踏上南极的中国名字，除了科研考察人员，其他的名字后面总是少不了董事长或总裁等字眼。王秋杨便是第一个踏上南极的中国女企业家。
“1998年，我跟随一艘1800吨的俄罗斯船前往南极时，遭遇到危险的西风带。每一次巨浪的袭击，都让船体向一侧猛烈倾斜。在这让人惴惴不安的两天三夜里，危险的西北强风让我食不下咽。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回不去了。”王秋杨说，“但是当狂风过后，我的眼前出现企鹅和冰山时，我又暗下决心，还要再来南极。”
罗红则是另一个南极“发烧友”。2年前，喜欢摄影的他为了拍摄帝企鹅，他登上了飞往南极的直升机。“当我准备在南极着陆时，遇上了时速上百公里的大风。虽然我们的飞机已经到了目的地上方，但飞行员一连三次都无法成功在冰面上着陆。第四次，我们迫降成功，但那一刻，我的心事紧揪着的。”他对记者说，“在南极，最大的天敌是坏天气，尤其是强风。晚上睡在帐篷里，耳边被呼呼的寒风声笼罩，很难睡着。”尽管这次探险，让罗红的植物神经紊乱了几个月，他仍然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尝试的行程之一。
“在原净的冰点领悟，在生活的远方沉淀”——这样的歌词来自新浪网副总裁王滨从南极归来后创作的《南极之南》。上一次的南极之旅中，除了写下了这首歌谣，王滨的另一个收获，则是下定决心“自驾帆船前往北极”。这位副总裁早已是国内帆船爱好者熟知的“专业级水手”，他说：“我曾经有过驾驶帆船探险南极冰原的梦想，但由于现实中的种种限制，我在前往南极之前放弃了这个想法。可是当我在开往南极的破冰船上看到冰水中正在行驶的帆船和水手时，我被震撼了，立刻下了一定要自驾帆船去北极探险的决定。”
南极成了开启王滨另一次探险之旅的转折点。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南极是人生的终极梦想。而对于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而言，南极只是他们寻找下一个目的地的起始点。“南极不是终点。2005年，我到达南极点后的感觉，与2004年时完成七大洲的攀登后的心情不太一样。完成攀登时我感觉很失落，觉得自己没有了下一步的目标。而在南极，我感受到环保的迫切性，这些公益工作将成为我人生阶段中的另一个起点。”
缓慢前行的“破冰之旅”
据国际南极旅游业者协会统计，2007年至2008年中，从全世界到达南极的游客为4600多人，是十年前的10倍。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就开展了南极旅游。
对照来自欧美旅游市场的庞大数据，目前每年以非考察目的赴往南极的300多中国人，只是一个微小的团体。相比欧美市场每年以数倍递增的南极游客数量，中国人的“破冰之旅”显得十分缓慢。
“作为一个中国人，去南极要面临许多手续上的麻烦，例如中转和签证。”在前往南极之前，罗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他说：“虽然南极没有国界，进去不需要签证，但我不仅与探险公司两次签下“生死状”，还花去数月时间准备各种通关材料。”据记者了解，中国游客去南极，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中转站，大部分旅游公司提供的南极旅游线路，都是从阿根廷火地岛的首府乌斯怀亚、智利的蓬塔阿雷纳斯，或从新西兰的港口上船。无论从何处前往南极，中国乘客前往南极都必须往返飞行逾60个小时。在此之前，中国游客还必须办理好前往中转地的签证和登上南极所需的各种资料，这些手续比欧美游客前往南极所需的资料更为繁琐。
而作为《南极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在南极开展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事先通报其他缔约国并通过环境评估，如果活动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则应予取消，这其中也包括旅游活动。因而，中国国内旅行社迟迟未开展同往南极的旅游线路。
前往南极的高额费用，曾是牵制中国人尝试这种探险生活方式的另一个原因。在各大国际旅行社的南极之旅策划中，中国游客前往南极所需的费用，根据行程的内容和时间长短，分别为几万至十几万元人民币不等。这在10年前，即使是对中国颇具消费能力的商务人士来说，同样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相对当时同期欧美商务人士的消费水平，中国市场对南极旅行的接受能力更弱。
“虽然过去十年中，中国游客前往南极的数量不多，但我们预计未来几年中，尝试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群数量将以20%的速度增加。”挪威海达路德游轮公司中国代表处的刘结认为，高端探险旅游市场在中国潜力无限。“南极之行”针对的消费群是“经济实力较为雄厚、有出境经验、旅游观念比较成熟，喜欢探险、户外体验的企业家或高管人员，而这类人也正是中国经济市场中成长最快，消费能力最强的一群。
和海达路德一样看好中国市场的，还有美国的Ises旅游公司。这家公司在金融风暴爆发后开始掘金中国市场，9月底在中国推出了其最具代表性的公主号邮轮，和即将在这条邮轮上上演的三条奢华线路。其中，票价逾5万、长达21天的“南极之行”线路已经募得半数预订者。
彭博资讯收购《商业周刊》解密
本文地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10-29/151708.html
丁磊 北京报道 2009-10-28 21:53:31
10月27日，据外媒引用美国图书发行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周一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预计，出售《商业周刊》给彭博资讯公司的税前收入为930万美元，税后收入为590万美元。
数日前，彭博资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彼得·格劳尔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解读了收购的初衷和未来打算。彭博资讯认为，930万美元的收购代价是值得的。
“从成立的28年来看，这是我们第二次并购行为，而我们的增长都是依靠内部的有机增长实现的。除非是有一些特别好，而又独特的机会，就像这次并购《商业周刊》。”彼得·格劳尔表明，彭博资讯并非一家通过收购方式扩张的公司。
事实上，上述收购只是在数字技术冲击下，传统媒体运营方式遭到挑战的又一范例。
收购的因果
10月13日，麦格劳·希尔即宣布，与彭博资讯达成协议，将《商业周刊》出售给后者。这一交易预计将于12月1日完成。而该公司出售赔钱的《商业周刊》的决定则拟定在今年7月。
《商业周刊》正诞生于上世纪的大萧条中，至今已有80年历史，在世界140个国家拥有500万的读者。但随着读者从传统的新闻媒体转向网络，该杂志的广告收入不断下降。同时，美国经济衰退和竞争对手的压力也加剧了杂志面临的危机。
据《商业周刊》网站披露，该杂志每年损失4000万美元。到今年5月《商业周刊》负债3200万美元，已资不抵债。据出版人信息机构(Publishers` Information Bureau)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商业周刊》的广告收入减少三分之一，至7780万美元。
收购方的彭博资讯业绩却不断攀升。彼得·格劳尔介绍，2008年彭博资讯实现了历史上最好的财务业绩。2009年，在整个金融市场仍不振作的情况下，彭博资讯提供给客户的彭博终端仅有不到3%的下降。“彭博资讯今年整体收入会有略微的上升，而利润的方面可以达到预期。”
彼得·格劳尔并未透露彭博资讯具体的营业数据，但他表示，彭博终端每年的租金达2万美元，而使用该终端的全球客户数据已达30多万。若按照30万终端用户计算，仅此一项就能带来约60亿美元的年收入。
商业模式的反差，使彭博资讯和《商业周刊》所处境况截然不同。
传统的《商业周刊》，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其内容(通常它的订阅优惠价格，每年50期杂志只需40美元)，而主要收入则来自于广告。据了解，《商业周刊》的付费发行量达到93.6万份。
彭博资讯在全球拥有142家新闻分社和1650名记者的彭博新闻社，还拥有全球唯一每天24小时播放的财经频道彭博电视台、彭博电台，以及在北美出版的4本专业杂志。除了媒体服务，这家金融新闻和数据公司的业务核心是Bloomberg Professional(彭博专业服务)，它将Bloomberg Professional和其媒体服务整合在彭博终端平台上，为全球各地的交易员、新闻机构等专业人士提供实时行情、交易信息、投资组合分析等等。
在外形上，彭博终端用的是双屏幕。彭博资讯内部管理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彭博终端可根据客户的投资组合计算投资回报，并为客户提供产业分析和投资策略。据该人士分析透露，在北美市场，彭博终端的使用者多为40—45岁男性，年掌控资金在20亿美元左右。
在分析彭博资讯的收入结构时，彼得·格劳尔指出，“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彭博终端的销售，也有部分来自于广告收入等，但是相比而言，其它收入是很少的。”
整合的逻辑
从1982年得到美林证券垂青开始，彭博资讯已然在华尔街立足。但或许，如彭博资讯总裁丹尼尔·多克特罗夫（Daniel Doctoroff）所说，彭博终端的用户中还没有那些影响业界新闻的CEO、CFO、交易律师、银行家或政府官员们，而这些正是《商业周刊》所拥有的。
希望凭借收购《商业周刊》来实现华尔街之外的覆盖？对一家毫无消费类杂志运营经验的公司来说，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彼得·格劳尔坦陈，整合《商业周刊》的具体方案还未落定。
据相关数据显示，《商业周刊》2000年最高时每年能卖6000页广告，而去年仅剩下了1900页。《商业周刊》广告的急剧下降，是彭博资讯必须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
在提供给潜在收购者的备忘录中，麦格劳·希尔也建议对《商业周刊》进行调整，包括裁员20%。这一建议中的裁员主要涉及编辑和后勤职能部门。
对此，上述彭博资讯内部管理人士回应，彭博资讯从成立至今，并未出现无故裁员。人员离职，大部分是未符合两个标准，一是从业职的技能标准，一是从业的职业道德标准。“多余的人员可以分配到彭博资讯的其它平台，我们也珍惜人才。”
事实上，收购《商业周刊》不会改变彭博资讯的主要商业模式。彼得·格劳尔说，媒体圈有一个说法（People have swapped analogue dollars for digital pennies），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公司赚的是美元，而在数字化时代媒体赚的是美分。
不过，多数媒体都进入数字化的时候，其它同类媒体的利润仅以美分计算，彭博资讯还是可以按美元为单位来收费。目前，彭博终端专线通讯网络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线通讯网络，彭博资讯约有92%的客户都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联系的。
60亿美元的年收入不单是个数字。在彼得·格劳尔看来，正是不可或缺的彭博终端专线，让彭博资讯站到了数字时代的前沿。
丁磊 北京报道 2009-10-28 21:53:31
10月27日，据外媒引用美国图书发行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周一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预计，出售《商业周刊》给彭博资讯公司的税前收入为930万美元，税后收入为590万美元。
数日前，彭博资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彼得·格劳尔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解读了收购的初衷和未来打算。彭博资讯认为，930万美元的收购代价是值得的。
“从成立的28年来看，这是我们第二次并购行为，而我们的增长都是依靠内部的有机增长实现的。除非是有一些特别好，而又独特的机会，就像这次并购《商业周刊》。”彼得·格劳尔表明，彭博资讯并非一家通过收购方式扩张的公司。
事实上，上述收购只是在数字技术冲击下，传统媒体运营方式遭到挑战的又一范例。
收购的因果
10月13日，麦格劳·希尔即宣布，与彭博资讯达成协议，将《商业周刊》出售给后者。这一交易预计将于12月1日完成。而该公司出售赔钱的《商业周刊》的决定则拟定在今年7月。
《商业周刊》正诞生于上世纪的大萧条中，至今已有80年历史，在世界140个国家拥有500万的读者。但随着读者从传统的新闻媒体转向网络，该杂志的广告收入不断下降。同时，美国经济衰退和竞争对手的压力也加剧了杂志面临的危机。
据《商业周刊》网站披露，该杂志每年损失4000万美元。到今年5月《商业周刊》负债3200万美元，已资不抵债。据出版人信息机构(Publishers` Information Bureau)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商业周刊》的广告收入减少三分之一，至7780万美元。
收购方的彭博资讯业绩却不断攀升。彼得·格劳尔介绍，2008年彭博资讯实现了历史上最好的财务业绩。2009年，在整个金融市场仍不振作的情况下，彭博资讯提供给客户的彭博终端仅有不到3%的下降。“彭博资讯今年整体收入会有略微的上升，而利润的方面可以达到预期。”
彼得·格劳尔并未透露彭博资讯具体的营业数据，但他表示，彭博终端每年的租金达2万美元，而使用该终端的全球客户数据已达30多万。若按照30万终端用户计算，仅此一项就能带来约60亿美元的年收入。
商业模式的反差，使彭博资讯和《商业周刊》所处境况截然不同。
传统的《商业周刊》，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其内容(通常它的订阅优惠价格，每年50期杂志只需40美元)，而主要收入则来自于广告。据了解，《商业周刊》的付费发行量达到93.6万份。
彭博资讯在全球拥有142家新闻分社和1650名记者的彭博新闻社，还拥有全球唯一每天24小时播放的财经频道彭博电视台、彭博电台，以及在北美出版的4本专业杂志。除了媒体服务，这家金融新闻和数据公司的业务核心是Bloomberg Professional(彭博专业服务)，它将Bloomberg Professional和其媒体服务整合在彭博终端平台上，为全球各地的交易员、新闻机构等专业人士提供实时行情、交易信息、投资组合分析等等。
在外形上，彭博终端用的是双屏幕。彭博资讯内部管理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彭博终端可根据客户的投资组合计算投资回报，并为客户提供产业分析和投资策略。据该人士分析透露，在北美市场，彭博终端的使用者多为40—45岁男性，年掌控资金在20亿美元左右。
在分析彭博资讯的收入结构时，彼得·格劳尔指出，“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彭博终端的销售，也有部分来自于广告收入等，但是相比而言，其它收入是很少的。”
整合的逻辑
从1982年得到美林证券垂青开始，彭博资讯已然在华尔街立足。但或许，如彭博资讯总裁丹尼尔·多克特罗夫（Daniel Doctoroff）所说，彭博终端的用户中还没有那些影响业界新闻的CEO、CFO、交易律师、银行家或政府官员们，而这些正是《商业周刊》所拥有的。
希望凭借收购《商业周刊》来实现华尔街之外的覆盖？对一家毫无消费类杂志运营经验的公司来说，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彼得·格劳尔坦陈，整合《商业周刊》的具体方案还未落定。
据相关数据显示，《商业周刊》2000年最高时每年能卖6000页广告，而去年仅剩下了1900页。《商业周刊》广告的急剧下降，是彭博资讯必须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
在提供给潜在收购者的备忘录中，麦格劳·希尔也建议对《商业周刊》进行调整，包括裁员20%。这一建议中的裁员主要涉及编辑和后勤职能部门。
对此，上述彭博资讯内部管理人士回应，彭博资讯从成立至今，并未出现无故裁员。人员离职，大部分是未符合两个标准，一是从业职的技能标准，一是从业的职业道德标准。“多余的人员可以分配到彭博资讯的其它平台，我们也珍惜人才。”
事实上，收购《商业周刊》不会改变彭博资讯的主要商业模式。彼得·格劳尔说，媒体圈有一个说法（People have swapped analogue dollars for digital pennies），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公司赚的是美元，而在数字化时代媒体赚的是美分。
不过，多数媒体都进入数字化的时候，其它同类媒体的利润仅以美分计算，彭博资讯还是可以按美元为单位来收费。目前，彭博终端专线通讯网络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线通讯网络，彭博资讯约有92%的客户都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联系的。
60亿美元的年收入不单是个数字。在彼得·格劳尔看来，正是不可或缺的彭博终端专线，让彭博资讯站到了数字时代的前沿。
保罗：美元危机几个月后见分晓
本文地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11-2/152114.html
简俊东 深圳报道 2009-10-30 23:34:14
吸引保罗·佩莱格里尼（PAOLOPELLEGRINI）到中国来的，是一则传言，“听说中国人在24小时盖房子”，保罗告诉记者。
保罗是华尔街具有传奇性的对冲基金经理。在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中，全球大部分对冲基金损失惨重时，保罗却在收获他职业生涯的最大荣誉。
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保罗·佩莱格里尼和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共同管理的“保尔森信用机会基金I”和“保尔森信用机会基金II” 策划和实施了卖空次贷证券的交易，因此，两只基金一年获得了590% 和352%的投资回报,合共为保尔森公司的投资人实现了150亿美元的收益。
这刷新了人类金融历史上单笔交易的最大获利金额，此前最为著名的交易是索罗斯在1992年阻击英镑创出的，其交易获利为11亿美元。
保罗最早卖空次贷产品是在2005年，但是这时候的次贷产品还是炙手可热，做空成为市场的异类，当年保罗无功而返，以平仓告终。但是保罗并不灰心，2006年初，保罗重新审视次贷产品的投资，保罗和同事对1975年－2000年间美国联邦房地产企业监督办公室的房屋价格指数进行归零校正。数据显示，如果要回归历史的话，房价需要下跌30%－50％。分析的结果让他决心再度做空次贷产品，而看到保罗的研究结论后，保尔森也马上同意了保罗拿出基金的一部分资金实施他的做空的计划。
“我们知道（做空次贷产品）是逆流而行，主流的观点认为，第一美国房价二战以来都没有跌，他们认为房价不会跌，但是我们认为是不对的，第二个人住房按揭产生的不良率与房价无关，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两者是有关系的。”保罗表示。
从2006年开始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保罗管理的基金在不断增加他的空头头寸。在2006年5月，保罗决心摆脱原基金的合约限制，新成立了“保尔森信用机会基金I”和“保尔森信用机会基金II”两只基金产品，专门进行次贷产品的做空交易。
终于，在2007年，大部分对冲基金的业绩都被突然而至的次贷危机冲击得一片狼藉时，保罗开始收获成功的果实。
从阻击次贷危机开始，保罗的投资如有神助，2008年，保尔森和保罗成功的预期到了美国金融业危机，并通过卖空金融机构股票而再度获利。标普500指数在这一年下跌38%，但是保尔森公司旗下的两个信用机会基金却获得了18%和16%的投资收益。
但是，虽然在次贷危机和由此衍化出的金融危机中收获丰厚，但是保尔森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阻击上市公司之间的并购，而保罗却希望能够继续做全球宏观策略基金。最终，理念的分歧让保尔森和保罗这双伙伴最后还是选择了分开。
2008年底，佩莱格里尼自立门户，建立了“P平方资本管理公司”（PSQR）来管理他的私人财产。
至今，保罗还在延续着他的成功神话，2009年初，保罗认为美元和美国国库劵可能贬值，这一次，他又对了，根据Bloomberg报道，到2009年10月为止，PSQR在2009年获得了80%的投资回报。
从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保罗准确地把握住了市场的每一次机会，未来，机会又在哪里？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房地产市场，因此，保罗对于地产市场并不陌生，在保罗的脑海里，2007年拉斯维加斯彻夜盖房子的灯火让他印象深刻，正是拉斯维加斯彻夜的灯光，让他更加坚定了做空次贷产品的信心，不出所料，在次贷危机中，拉斯维加斯的房地产业遭受了重创，2007年，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美住屋被查封和拍卖比例最高的城市。但是在金融危机阴影尚未完全扫除之时，彻夜的灯火在遥远的东方再度亮起。
“中国经济复苏能否持续？”保罗被太平洋彼岸的灯火诱惑着。
对于未来五到十年，保罗认为美国经济需要承受预算赤字、加强的监管和家庭债务的重压，欧洲经济将只会稍微好点，亚洲经济的增长将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全球将发生巨大的财富转移，而我想投资这种财富转移。”保罗说。
最关注中国消费
《21世纪》：从去年的最低点开始计算，香港的恒生指数出现了翻倍的行情，美国股指也上涨了60％以上，您觉得全球股指的上涨是否有基础？
保罗：今年以来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有了一定的回升，市场从比较恐慌的状态恢复了，但是美国市场的涨幅还是比中国小，美国现在的指数点位比最高点时还差很远，中国企业的成长前景好，所以中国涨得多是合理的。但是现在股市是不是涨得过头了，实体经济是否支撑这样的回升还需要关注。
就美国来说，美联储的刺激方案对美国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一方面美国的失业率还在攀升；另一方面需求的回升跟生产力的回升并不匹配。美国需求回升缓慢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人的家庭负债率太高了；第三，虽然美联储输入了这么多的流动性，但是信贷还是不活跃，金融机构不愿意放贷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换句话说，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帮助了金融市场，但是没有帮助美国的实体经济。
《21世纪》：跟美国一样，为了拯救经济，中国也投放了大量的信贷，您觉得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否有效？
保罗：中美信贷的区别是货币周转次数，中国很快，美国很慢。所以中国的问题跟美国并不一样。
美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消费，具体到过去十年，美国人消费的钱主要靠信贷，美国过去十年依靠信贷来进行消费的行为必须要完全转变过来，美国家庭的负债已经超出安全线。
美国人欠钱太多，既没有钱消费，也没有钱投资，必须要提高美国人的储蓄率，我认为15％是比较正常的储蓄率，但是如果要达到这个储蓄率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美国人收缩消费规模，美国的GDP每年会降低2个百分点。
而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很大部分依靠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投资的增长是否是由消费拉动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投资而投资，那么可持续就存疑。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个疑问就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由投资主导转变成为消费主导，这是我最为关注的。
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一种设想是，中国的消费有一个很快的增长，弥补出口的降低，比如中国的二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能够提升，汽车下乡等等刺激消费的政策能够持续，这样问题应该能够很好地解决。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是怪圈
《21世纪》：这一轮复苏时，各国政府都是不惜代价救市，但是过去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并没有得到修正，您怎么看待这些隐患的存在？
保罗：发达国家的GDP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在一个低水平上停滞，欧洲和日本就是现成的例子。但是美国过去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一规律的限制，实际上美国是通过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模式，也就是过度消费的方式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
我认为美国的经济肯定会放慢的，美国不会轻易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模式，美国现在的刺激政策跟让经济恢复增长是背道而驰的。不应该再回到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怪圈。
对中国来说，中国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实际上就是2万亿美元由中国人民生产出来，但是没有享受到的东西。
《21世纪》：您说这次来中国考察的原因是听说中国人在24小时盖房子，您的意思是不是指这是一个反向指标，说明中国地产再度进入了拉斯维加斯地产泡沫破灭前的癫狂状态？
保罗：拉斯维加斯的情况不能跟中国现在的情况进行类比，拉斯维加斯的问题在于这些楼是跟外需有关系的，一旦外需没有了这些楼就没有需求了。而中国的情况应该不一样，中国不断有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一定。
但是中国现在股票跟地产的上涨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中国的幸运之处
《21世纪》：经过这段时间对中国的考察，您觉得中国经济复苏情况怎么样？
保罗：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中国有两个很好的增长条件，第一，中国还有很多富余劳动力可以提供，中国实施更加宽松的户籍政策，允许让更多人到城市工作，这对于经济肯定是有利的；第二，中国企业的产出效率不高，跟日本比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中国的经济产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是前提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消费，而寄托美国的消费，中国的经济产出应该转化成为中国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虽然投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现在在全球经济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如果中国继续没有消费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好的迹象，比如中国人买车已经超越美国人了。
《21世纪》：今年以来，美元指数大幅下跌，您是否担心会出现美元危机？
保罗：我担心美元危机，但是不担心马上会出现美元危机，如果要出现美元危机，会是在美国经济始终没有起色之后，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美联储会疯狂印钞票，这就会出现美元危机。
《21世纪》您预测美元危机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会有哪些先兆？
保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是不是真正复苏，到时就要看到美国政府的下一步会怎么办。
如果能够实现三个前提：第一美联储能够让美国家庭的负债率降下来，第二把美元利率提高，第三改变贸易逆差，那么美元在现在的基础上会有25％的升值空间，现在美元的名义利率已经是0，但是实际利率还是正的，所以美元跌这么多是不正常的，是考虑到了上述悲观预期的。
简俊东 深圳报道 2009-10-30 23:34:14
吸引保罗·佩莱格里尼（PAOLOPELLEGRINI）到中国来的，是一则传言，“听说中国人在24小时盖房子”，保罗告诉记者。
保罗是华尔街具有传奇性的对冲基金经理。在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中，全球大部分对冲基金损失惨重时，保罗却在收获他职业生涯的最大荣誉。
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保罗·佩莱格里尼和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共同管理的“保尔森信用机会基金I”和“保尔森信用机会基金II” 策划和实施了卖空次贷证券的交易，因此，两只基金一年获得了590% 和352%的投资回报,合共为保尔森公司的投资人实现了150亿美元的收益。
这刷新了人类金融历史上单笔交易的最大获利金额，此前最为著名的交易是索罗斯在1992年阻击英镑创出的，其交易获利为11亿美元。
保罗最早卖空次贷产品是在2005年，但是这时候的次贷产品还是炙手可热，做空成为市场的异类，当年保罗无功而返，以平仓告终。但是保罗并不灰心，2006年初，保罗重新审视次贷产品的投资，保罗和同事对1975年－2000年间美国联邦房地产企业监督办公室的房屋价格指数进行归零校正。数据显示，如果要回归历史的话，房价需要下跌30%－50％。分析的结果让他决心再度做空次贷产品，而看到保罗的研究结论后，保尔森也马上同意了保罗拿出基金的一部分资金实施他的做空的计划。
“我们知道（做空次贷产品）是逆流而行，主流的观点认为，第一美国房价二战以来都没有跌，他们认为房价不会跌，但是我们认为是不对的，第二个人住房按揭产生的不良率与房价无关，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两者是有关系的。”保罗表示。
从2006年开始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保罗管理的基金在不断增加他的空头头寸。在2006年5月，保罗决心摆脱原基金的合约限制，新成立了“保尔森信用机会基金I”和“保尔森信用机会基金II”两只基金产品，专门进行次贷产品的做空交易。
终于，在2007年，大部分对冲基金的业绩都被突然而至的次贷危机冲击得一片狼藉时，保罗开始收获成功的果实。
从阻击次贷危机开始，保罗的投资如有神助，2008年，保尔森和保罗成功的预期到了美国金融业危机，并通过卖空金融机构股票而再度获利。标普500指数在这一年下跌38%，但是保尔森公司旗下的两个信用机会基金却获得了18%和16%的投资收益。
但是，虽然在次贷危机和由此衍化出的金融危机中收获丰厚，但是保尔森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阻击上市公司之间的并购，而保罗却希望能够继续做全球宏观策略基金。最终，理念的分歧让保尔森和保罗这双伙伴最后还是选择了分开。
2008年底，佩莱格里尼自立门户，建立了“P平方资本管理公司”（PSQR）来管理他的私人财产。
至今，保罗还在延续着他的成功神话，2009年初，保罗认为美元和美国国库劵可能贬值，这一次，他又对了，根据Bloomberg报道，到2009年10月为止，PSQR在2009年获得了80%的投资回报。
从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保罗准确地把握住了市场的每一次机会，未来，机会又在哪里？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房地产市场，因此，保罗对于地产市场并不陌生，在保罗的脑海里，2007年拉斯维加斯彻夜盖房子的灯火让他印象深刻，正是拉斯维加斯彻夜的灯光，让他更加坚定了做空次贷产品的信心，不出所料，在次贷危机中，拉斯维加斯的房地产业遭受了重创，2007年，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美住屋被查封和拍卖比例最高的城市。但是在金融危机阴影尚未完全扫除之时，彻夜的灯火在遥远的东方再度亮起。
“中国经济复苏能否持续？”保罗被太平洋彼岸的灯火诱惑着。
对于未来五到十年，保罗认为美国经济需要承受预算赤字、加强的监管和家庭债务的重压，欧洲经济将只会稍微好点，亚洲经济的增长将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全球将发生巨大的财富转移，而我想投资这种财富转移。”保罗说。
最关注中国消费
《21世纪》：从去年的最低点开始计算，香港的恒生指数出现了翻倍的行情，美国股指也上涨了60％以上，您觉得全球股指的上涨是否有基础？
保罗：今年以来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有了一定的回升，市场从比较恐慌的状态恢复了，但是美国市场的涨幅还是比中国小，美国现在的指数点位比最高点时还差很远，中国企业的成长前景好，所以中国涨得多是合理的。但是现在股市是不是涨得过头了，实体经济是否支撑这样的回升还需要关注。
就美国来说，美联储的刺激方案对美国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一方面美国的失业率还在攀升；另一方面需求的回升跟生产力的回升并不匹配。美国需求回升缓慢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人的家庭负债率太高了；第三，虽然美联储输入了这么多的流动性，但是信贷还是不活跃，金融机构不愿意放贷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换句话说，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帮助了金融市场，但是没有帮助美国的实体经济。
《21世纪》：跟美国一样，为了拯救经济，中国也投放了大量的信贷，您觉得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否有效？
保罗：中美信贷的区别是货币周转次数，中国很快，美国很慢。所以中国的问题跟美国并不一样。
美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消费，具体到过去十年，美国人消费的钱主要靠信贷，美国过去十年依靠信贷来进行消费的行为必须要完全转变过来，美国家庭的负债已经超出安全线。
美国人欠钱太多，既没有钱消费，也没有钱投资，必须要提高美国人的储蓄率，我认为15％是比较正常的储蓄率，但是如果要达到这个储蓄率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美国人收缩消费规模，美国的GDP每年会降低2个百分点。
而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很大部分依靠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投资的增长是否是由消费拉动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投资而投资，那么可持续就存疑。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个疑问就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由投资主导转变成为消费主导，这是我最为关注的。
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一种设想是，中国的消费有一个很快的增长，弥补出口的降低，比如中国的二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能够提升，汽车下乡等等刺激消费的政策能够持续，这样问题应该能够很好地解决。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是怪圈
《21世纪》：这一轮复苏时，各国政府都是不惜代价救市，但是过去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并没有得到修正，您怎么看待这些隐患的存在？
保罗：发达国家的GDP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在一个低水平上停滞，欧洲和日本就是现成的例子。但是美国过去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一规律的限制，实际上美国是通过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模式，也就是过度消费的方式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
我认为美国的经济肯定会放慢的，美国不会轻易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模式，美国现在的刺激政策跟让经济恢复增长是背道而驰的。不应该再回到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怪圈。
对中国来说，中国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实际上就是2万亿美元由中国人民生产出来，但是没有享受到的东西。
《21世纪》：您说这次来中国考察的原因是听说中国人在24小时盖房子，您的意思是不是指这是一个反向指标，说明中国地产再度进入了拉斯维加斯地产泡沫破灭前的癫狂状态？
保罗：拉斯维加斯的情况不能跟中国现在的情况进行类比，拉斯维加斯的问题在于这些楼是跟外需有关系的，一旦外需没有了这些楼就没有需求了。而中国的情况应该不一样，中国不断有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一定。
但是中国现在股票跟地产的上涨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中国的幸运之处
《21世纪》：经过这段时间对中国的考察，您觉得中国经济复苏情况怎么样？
保罗：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中国有两个很好的增长条件，第一，中国还有很多富余劳动力可以提供，中国实施更加宽松的户籍政策，允许让更多人到城市工作，这对于经济肯定是有利的；第二，中国企业的产出效率不高，跟日本比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中国的经济产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是前提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消费，而寄托美国的消费，中国的经济产出应该转化成为中国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虽然投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现在在全球经济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如果中国继续没有消费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好的迹象，比如中国人买车已经超越美国人了。
《21世纪》：今年以来，美元指数大幅下跌，您是否担心会出现美元危机？
保罗：我担心美元危机，但是不担心马上会出现美元危机，如果要出现美元危机，会是在美国经济始终没有起色之后，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美联储会疯狂印钞票，这就会出现美元危机。
《21世纪》您预测美元危机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会有哪些先兆？
保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是不是真正复苏，到时就要看到美国政府的下一步会怎么办。
如果能够实现三个前提：第一美联储能够让美国家庭的负债率降下来，第二把美元利率提高，第三改变贸易逆差，那么美元在现在的基础上会有25％的升值空间，现在美元的名义利率已经是0，但是实际利率还是正的，所以美元跌这么多是不正常的，是考虑到了上述悲观预期的。
“后何鸿燊”时代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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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羿彬 广州报道 2009-10-30 23:33:02
数以亿计的资金，再次于澳门流动。
踏入10月，根据葡萄牙Lusa通讯社所掌握的资料，澳门博彩业收益在9月按年上升了53％的惊人幅度，达108亿澳门元。这较8月澳门博彩业创下营收历史最高纪录的112亿澳门元，尽管环比回落了4％，但正如摩根大通分析师Billy Ng在10月2日指出的，9月本就是青黄不接的传统淡季。这令投资者对用历史上最长的黄金周推动的10月营收，充满期盼。
市场复苏成为外资的圈钱良机。9月23日，澳门永利（01128.HK）在港举行上市发布会，其董事会主席斯提芬·永利志得意满地进行长达20分钟的演讲。10月8日，澳门永利正式在港交所挂牌，筹资126亿港元，名列今年全球第四大IPO。
包括永利（WYNN.O）尘埃落定的资产分拆以及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VS.N，下称“金沙集团”）紧随其后的融资计划，澳门博彩业正经历二次扩张潮。
一直“抗击”外资博彩企业的澳门赌王何鸿燊，却暂时缺席了风云变幻的8月与9月。
因身体抱恙，何鸿燊在10月3日也未能离开医院与家人欢度中秋。尽管如此，他控制的澳博（00880.HK）仍坐拥澳门博彩业1/3份额，再加上其子何猷龙与皇冠（CWN.AX）合资的新濠博亚（MPEL.O）以及其女何超琼与米高梅（MGM.N）合资的米高梅金殿，以及在博彩业以外拥有庞大的澳门地产与交通业务的信德（00242.HK），何氏家族并没有理由在竞争对手的进逼下自乱阵脚。
只是，外界都不免好奇，87岁的何鸿燊，在自身面临健康挑战的同时，将如何确保庞大的资产与市场，能在其家族的经营下继续对抗外来势力。
一位与何鸿燊有不浅交情的澳门学者，对本报记者表示，何氏家族的一举一动，不但牵动着月入过百亿的博彩业情绪，还将对澳门整体经济带来深远影响。
世代差异
每10年，澳门博彩业都出现跨越式的变化，新濠博亚联席主席何猷龙说。
“你可能没见过，在我爸爸经营博彩业之前的年代，那些玩意有多夸张，有点像（描述民初的）电视剧，赌具都吊在一条绳子上，现场很吵很混乱，看得人眼花缭乱。”9月14日，何猷龙在广州的一家酒店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用手拉着半空中并不存在的绳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忆着其父何鸿燊介入之前的澳门博彩业的热闹和无序。
何猷龙承认，自己与父亲对博彩业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同观感。“四十年前，爸爸他进入博彩业后，（改革了那些混乱的博彩方式）实现了当时的澳门博彩业现代化，而现在则是另一场变化。”
新濠博亚正是引领这场变化的唯一“华资”博彩企业。该公司投资约21亿美元，在澳门路氹城兴建的综合博彩项目新濠天地，已于今年6月1日开幕。“这是澳门由华人牵头的最大型投资项目。”何猷龙如是强调，以之与路氹城最初的开发者与竞争对手金沙集团区别开来。
无可否认的是，当金沙集团雄心勃勃预计总耗资上千亿澳门元的金光大道计划，因自身的资金问题而停滞时，是新濠天地令路氹城重拾动力。尽管新濠博亚在创立之初有一半资金来自澳洲的皇冠。
在新濠天地高级运营副总裁Michael French看来，包括新濠天地在内的路氹城再扩张，将是澳门完成拉斯维加斯式转身的必需。
“在拉斯维加斯博彩业发展的初期，只有博彩产品，几乎去的游客都是男性，而他们的逗留时间也很短，这就像澳门早期的情况。”French说，这导致在1960年代，美国游客心目中的拉斯维加斯，是鱼龙混杂之地。这一情况直到1980年代才有所改变。“当地可从事的活动变得丰富，人们开始愿意带女朋友去那里度假。”
到1995年－2000年期间，拉斯维加斯餐厅、剧院纷纷落成，非博彩类活动大幅增加，当地的收入构成，也在数年间一举从博彩相关为主，变成非博彩收入为主。“完成这一巨大的改变，拉斯维加斯用了差不多40年，而澳门，可能才刚进入拉斯维加斯的1970年代，在变革的前夕。”French判断说。
新濠天地正是新濠博亚对澳门博彩业发展方向的具体化。“作为综合度假村，我们觉得项目所有的业务都应该整合到一起，也没有内部估计多少是博彩业，多少是非博彩业。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配备多元化设施，客人自然会留久一点，久一点，在博彩业会消费多一点，在餐饮、商场也会消费高一点。”何猷龙说。
新模式并不便宜。“新濠锋（注：新濠博亚在澳门经营的博彩度假酒店，旧名澳门皇冠）的投资是3.8亿美元，约25亿人民币左右，而去年的EBITDA是1.65亿美元；新濠天地是200亿人民币的投资，是新濠锋的8倍，显然不可能快速收回投资。”何猷龙说。
不过，这一商业冒险已初步看到回报所在：新濠博亚的市占率，从今年上半年的10.8％，大幅攀升至8月的18.2％。
他表示：“长远看，单纯的赌场竞争力会减弱，现在有几个大型度假村，包括永利等项目，选择这么多，我看不到客人为何还会像以前只到单纯赌博的地方。”这正是何猷龙推动新濠博亚从偏重VIP业务，向更均衡的中场业务发展的动力之一。根据美银-美林证券9月的估算，当前新濠博亚仍有高达81％的收入来自VIP业务。
这并非何猷龙与父亲对博彩业经营理念的唯一差异。
在新濠天地开业之前，关于项目管理层寻求与一街之隔的对手澳门威尼斯人（注：金沙集团在金光大道的旗舰项目）寻求业务合作之说，就在澳门业界流传。“之前行业竞争得太激烈，大家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背离了股东利益的行为，我则认为没有必要为争一口气而抹杀合作可能。”何猷龙说。
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持有文学士学位，主修商科的何猷龙，有着西方人的冷静一面。
家族模式
很难想像何鸿燊会作出类似的表态。
很多人都听过的一个真实故事能说明这一点：在与金沙集团主席谢尔登.艾德森发生“厨房骂战”后，雷厉风行的何鸿燊马上将赠送叉烧饭的戏言付诸实践，向光顾旗下赌场的顾客免费赠送叉烧饭。
这有力地表明，对澳门经济举足轻重的何氏家族，内部有着多元化的声音。
另一个例子是，担任米高梅金殿这一50∶50合资公司总经理的何超琼，将同样立足于澳门半岛的这一大型赌场打造而成的面貌，与澳博旗下的众多赌场相去甚远。
从份额看，米高梅金殿远未能取得澳博的成绩。花旗表示，米高梅金殿在澳门博彩业六位赌牌持有人中敬陪末座，在8月获得10.7％的市占率，而今年上半年米高梅金殿则以8％的市占率同样位居末席。然而，从永利澳门的招股书看，米高梅金殿的每赌桌日均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占据了澳门博彩业的第二把交椅，从商业模式上看，米高梅金殿更靠近永利，而非澳博。
这种家族内部的多元化理念，或来自于澳博的成功模式，再难被任何对手复制，包括有家族血脉联系的新濠博亚与米高梅金殿。
在上述澳门学者看来，澳博最被称道的特点，便在于本小利大。
9月21日，澳博旗下的新赌场凯旋门开业，其没有公布的开支已经由2008年澳博IPO时的集资所覆盖；至于更早时于8月2日开业的兰桂坊赌场，则由旧赌场金域改建而来，分析师认为其成本低廉；至于计划年底前开业的海立方，则由新八佰伴百货公司改建而来，市场亦普遍认为其所费不多。
澳博的旗舰项目新葡京，提供了更多解释。该耗资50亿澳门元的综合赌场酒店，尽管在开业一年后就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截至今年上半年，其净利润已经累积达44.86亿澳门元，尽管因为其相对大型的投资，在变得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无法如澳门金沙般在9个月内便完全回本，但收回投资亦指日可待。这与新濠天地的情况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尽管自博彩业专营放开后，在新对手的环伺下，澳博从拥有100％的垄断市占率，到今年8月达27％的市占率，其业务的韧性正重新得到市场的认识。“一直以来，市场都由于澳博拥有一系列老旧且表现乏善可陈的赌场而漠视这家公司，但这些老旧赌场仅占其2010年预计资产净值的4％，而专注于高利润中场业务的新葡京以及即将开业的海立方，却可为2010年的资产净值贡献90％。”野村证券分析师Kenneth Fong说。
根据本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澳博在澳门半岛包括角子机娱乐场在内的赌场项目，已经遍布23个地点（撇除还未开业的海立方）。这些赌场，包括由澳博管理和参与利润分成，但由第三方（例如香港富豪杨受成与向华强）进行营销的赌场，这一模式令澳博毋须耗费自身资本进行市场推广，但分成利润有限。在澳博的新赌场开业以及永利完成兴建在澳门的第二家赌场后，何猷龙认为，澳门半岛已经缺乏具备规模效应的地块可供新赌场扩张。
模式的分野，以及规避同业竞争的要求，令澳博、新濠博亚以及米高梅金殿的管理层均在何氏家族的影响下保持彼此独立。同时，随着老赌王近年日渐淡出对旗下上市公司的日常运营，其得力助手苏树辉及“四太”梁安琪，成为执掌澳博的实权派。
在风格各异的何氏家族成员手中，由是直接及间接掌握了55.9％的澳门博彩业市场。
澳门命门
实则，这远非何氏家族实力的全部。
9月14日，信德公布中期业绩，净利达16.9亿港元，按年上升43.3％。这一综合控股企业，业务遍及港澳，囊括地产、船运、酒店以及一系列投资业务，市值高达16亿美元。其中，信德拥有4.99％的澳门娱乐股权，而澳门娱乐拥有61％的澳博股权，由此，信德间接拥有约3％澳博股权，在今年上半年仅自澳博分得3000万港元的股息收入。
若单从其对博彩业有限的涉猎看，并无法解释这家中型综合控股集团的商业意义——其市值仅16亿美元，少于同为综合控股集团的港铁、怡和、太古这些近200亿美元级的大型企业，也少于会得丰（市值58亿美元，旗下拥有九仓）等中型对手；而且，在花旗分析师Anil Daswani看来，澳博的上市，已经稀释了一些关键赌场对澳门娱乐的盈利贡献，就博彩业之于信德的重要性看，“其红利仅占我们对信德2009年收入预计的2％以下”。
其实，信德资产的溢价因素，在于控制了澳门这一微型经济体的经济命脉。其对澳门地产的控制力就是最佳例子。
根据公司资料，信德坐拥澳门最大的土地储备，达1000万平方尺。Kenneth Fong指出，这些地块均为优质土地，包括位于澳门半岛海岸线、占地430万平方尺的“南湾海岸”项目，以及能一览无遗整个澳门半岛景致、占地270万平方尺的“濠门都会”5期。
根据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Kenneth Tung的统计，信德发展中的地产项目，还包括有790多个单位、预计能在2010年完成四号大厦建设的壹号广场，处于设计阶段的“Columbarium”，以及位于香港的漆咸花园重建项目和“靖林”。这令信德成为在港上市的公司中拥有最大规模澳门地产业务的竞争者。
一如香港，地少人多的澳门，是地产业发展的天然宝地。摩根士丹利分析师Praveen Choudhary告诉本报记者，尽管澳门的每单位居住人口约为3.2个，与香港相若，但截至2006年，澳门有73％的单位都是自住，而租赁份额仅占23％，对比香港有44％的住宅单位用于租赁，澳门居民对中端物业的胃口甚大。然而，信德走的是高端地产模式，这意味着其发展前景，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博彩业蓬勃发展吸引而来的外来投资者。Kenneth Tung判断，在澳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以信德为代表的高端物业，则可以较澳门整体地产市场有更出色表现。
信德的另一大核心业务，则为往来港澳的渡轮服务。早在1999年，信德的船运业务便与中旅国际的船务合并，新公司名为信德中旅船务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喷射船队，公司统计的每年总载客量达2300万人次。
与地产业务不同，一度与新创建集团分享港澳航线垄断收益的信德渡轮业务，正面对新对手的激烈竞争。Choudhary透露，在2005－2007年间，信德稳握港澳航线71－72％市占率，剩余份额则由新创建享有。新创建是新世界发展的基建与服务业旗舰，后者的公司主席郑裕彤与何鸿燊关系良好，甚至持有澳门娱乐9.61％股权。
但“这一（双寡头）情景在金沙集团于2008年直接用自己的渡轮把香港旅客带到澳门路氹城被突然改变。”Choudhary说，2008年下半年，使用渡轮到访澳门的游客数量按年增长7％达970万人次，然而，这部分访客中只有合共72％是到达澳门港澳码头（该码头的航线由信德与新创建主导），还有3％直接到澳门半岛内港码头（该码头则由中国内地渡轮服务商主导），高达25％的渡轮访客，则直接经由金沙集团的渡轮抵达路氹城。
“这甚至还是金沙集团将其港澳航线的频率自每30分钟一班提升至每15分钟一班之前的数据。”Choudhary说。
不仅是船运份额的失落。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8月有高达32％的访澳旅客来自香港。此外，Choudhary亦称，尽管内地访客经香港进入澳门受签证收紧限制，但仍有高达20％的使用渡轮访澳旅客来自内地。
因此，船运业之于澳门，是一个庞大的博彩与旅游业输送机器。这些到访各大码头的游客，大部分都直接在码头坐上各赌场的免费接送巴士，前往自己的目的地，这也正是信德尽管只有显浅的博彩业直接敞口，却一直在澳博上市前被香港市场视为对何鸿燊控制的博彩业务之直接投资选择。
“坐（船）到了氹仔还过去澳门半岛？太麻烦了。”记者到访位于路氹城的澳门威尼斯人时，听到一位在赌场休息的旅客如是说。目前澳博的大小赌场，悉数位于澳门半岛。
这两大业务以外，同样位列信德核心业务之一的旅游服务业，或能成为集团突破现有模式的潜在希望。这是信德目前最薄弱的环节，在今年上半年录得3400万港元的运营亏损。Kenneth Tung认为，这主要源自签证政策限制以及经济危机对信德酒店业务的打击，包括位于香港机场、开业仅7个月的天际万豪酒店。在澳门本土，信德手握澳门威斯汀酒店34.9％的股权，此外，还在兴建新的澳门文华东方酒店以及另一家豪华酒店。
但让人关注的，是信德管理着由澳门娱乐拥有、被称为“澳门旅游塔”的澳门旅游塔会展娱乐中心，这是何氏家族介入会展业的首次尝试，而会展业正是澳门政府选中的经济多元化目标之一。
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第三届澳门特首选举全体选举委员会委员杨道匡告诉本报记者，长期以来，澳门均只有消费型的服务业，而香港则拥有包括金融、航运等更为强大的生产型服务业。“对于澳门而言，会展业这一生产型服务业有很大增长空间。”目前澳门旅游塔的主要竞争者，是拥有可举行标准足球赛事的金光综艺馆的澳门威尼斯人。
股权变数
庞大而又与澳博形成一体化利益链条的信德，也是何超琼的最大考验。
她目前担任信德的董事总经理，而和她同为何鸿燊“二太”所出的何超凤，则担任这信德的副董事总经理，两人分别手握19.66％与15.02％的信德股权，仅次于父亲何鸿燊（持股21.76％）。
“尽管执掌着米高梅金殿，但何超琼给予澳门大众的感觉，却与博彩业有着微妙的距离。”上述不愿具名的澳门学者评价说。
与香港富豪二代许晋亨有过一段失败婚姻的何超琼，是港澳上流社交场合的熟面孔，衣着入时，名牌手袋也看得娱乐记者眼花缭乱。事实上，毕业于美国圣克莱大学、主修营销及国际商业管理的何超琼，除了在一系列何氏家族企业中担任高级职位，还肩负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常委、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以及秘鲁驻澳门名誉领事馆名誉领事等遍及港澳与内地的公职，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还担任过火炬手，其能力与成就得到官方认同。
其广泛的政商关系和与博彩业有着深入接触与合适距离的正面形象，或是令何氏家族产业乃至澳门经济挺过一些澳门本地的阴谋论者猜测中的“外来攻击”的重要筹码。
今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赌博监管局指担任米高梅金殿总经理的何超琼是“不合适”的生意伙伴，因为其父何鸿燊被指与非法组织人士来往，“建议”米高梅断绝与何超琼的生意联系。“美国博彩业进驻澳门后，美国政治势力自然能更方便地干预澳门，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上述澳门学者说。
在6月10日，新泽西州赌博监管局发言人George Rover回复本报称，该局发出的任何报告，都属于“极度机密”，无法就发出该报告的动机和后续行动进行任何说明。
这令人联想其澳博在2008年上市前夕，何鸿燊胞妹何婉琪发起针对他和澳博上市的一系列诉讼。这一豪门恩怨剧，在澳门的街谈巷议中，部分“版本”为“美国势力”的介入预留了角色——这些诉讼一度令澳博面临上市流产的风险。然而何婉琪发起的阻击战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直接原因是澳博复杂的股权结构。
公开资料显示，何鸿燊直接持有的澳博股权仅7.63％，其得力助手苏树辉（目前任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持有3.25％、吴志诚（任营运总裁兼执行董事）持股2.55％，何鸿燊“四太”梁安琪（任公司执行董事）持有0.72％，因此，何氏家族以及亲信对澳博的直接持股，不过14.15％。
作为持有澳博61％的大股东，澳门娱乐却是一个股权相对分散的集合体，一如其松散而多元的业务（持有澳门国际机场、澳门航空、澳门多家大型酒店与基建项目等的可观投资权益）。除了持有澳门娱乐4.99％权益的信德，何鸿燊亦直接持有32.2％权益，与其反目的何婉琪则持有7.35％。与何鸿燊私交良好的郑裕彤与郑家纯，则合共持股9.61％，此外，霍英东基金会持股26.6％，位居第二大股东。其中，由于与何鸿燊产生意见分歧，霍英东很早前就将自己拥有的澳门娱乐股份捐出成立慈善用途的基金会，他逝世后，长子霍震霆接手了对基金会的管理。
在这一潜伏着不稳定因素的股权结构之上的澳博职业经理人团队，由在澳门乃至葡语系国家都广受尊敬的苏树辉统领。他活跃于文华界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会长、香港大学校董会成员等公职，同时还担任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会长，与老板何鸿燊双双被视为拓展和维系与欧盟和葡语系国家关系的重要人脉资产。苏树辉此前亦在信德任执行董事，但在今年4月辞任，令澳博与信德的管理层进一步彼此独立。梁安琪亦能力出众，她在9月20日成功当选澳门第四届立法会的12位直选议员之一，同时与澳博的不同合作伙伴，包括杨受成与向华强，均有私交，打通政商界限。
要解除可能的政治风险，最佳策略便是令何氏家族的相关企业股权简单化，实现家族绝对掌控。
何猷龙就对本报记者表示：“新濠博亚的管理团队非常成熟而且独立，无论将来是否发生股权变动，均不会影响公司的运营。新濠国际与皇冠作为两个大股东，并不会直接参与对公司的管理。”他又表示，计划到2010年，新濠博亚有50％的管理层都将是中国人，很多外籍管理层将在公司运作数年后离开。
事实是，皇冠将不会参与到新濠博亚即将进行的筹资2-2.2亿美元事宜，这将令皇冠在新濠博亚的股份从当前的36.4％下降至33.5％。当然，现持有公司33.8％权益的新濠国际（00200.HK）同样不会参与这一筹资，但澳洲市场正猜测皇冠的实际控制人James Packer可能私有化皇冠，并以出售在新濠博亚的股权，作为套现收益与为私有化融资的一举两得之举。
资料显示，新濠国际由何猷龙持股43.82％，何鸿燊则持股11.37％。尽管新濠国际也持有包括IT、投资银行以及餐馆等资产，但在其财务总监日前离职后，瑞信分析师Gabriel Chan便在9月14日指出，新濠国际正变成控股新濠博亚的单纯工具。
在新泽西州赌博监管局关于米高梅与何超琼合资事宜的“建议”泄露前后，也传出何超琼有可能购入财政紧张的米高梅在合资公司中全部股权的消息。而在金沙集团与永利均宣布打算分拆澳门资产融资的7月，米高梅方面也继而表态，会研究将米高梅金殿单独分拆上市的可能，为未来可能的股权游戏埋下伏笔。
博弈政策
政策的变数已经重临。十一“黄金周”后，政策再现紧缩迹象。有旅行社负责人证实，目前广东居民个人赴澳签证，再次变为严格的两月一签。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对澳门博彩业在9月超过50％的收益增长的回应？
已知的是，澳门政府在10月的第二周提出了针对博彩业发展的一系列意见，包括：将每位赌牌持有人的赌桌数量限制在1000张左右，或替代方案——每个赌场的赌桌不得超出1000张；将进入赌场的最低年龄从18岁上调至21岁；角子机赌场不得在居民区经营。
此前一度，在可操作层面上，广东居民赴澳门签证在9月由两月一签放宽至一月一签，而在7月，签证限制已经由此前的三月一签松绑至两月一签。“中央政府其实之前已经吹过暖风了，”杨道匡说，“温家宝总理就在数月前表态，澳门在发展博彩业的同时，要推动实现经济多元化。这是务实的态度，博彩业的持续微缩，无法促成新产业的形成，更会导致大家都不想见到的情形。”
他表示，政府也希望看到一个“更和谐”的博彩业，即六位赌牌持有人应检讨其在VIP业务上的佣马费大战。作为换取政府支持的筹码，六位赌场持有人均已踏出一步——在7月，澳门博彩业商会成立，何鸿燊获推举任首届会长，六位赌牌持有人原则上达成一致规范化佣马费标准的目标，也希望能一起向政府争取降低对博彩业征税水平，以应对区内新加坡与菲律宾新赌场开幕的挑战。
澳门特区政府在8月10日回应：公示了对博彩业佣马费的管理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在公示满30日后自动生效。但对于进一步的减税，澳门政府则表态目前不会作出调整。一方面，“澳门博彩业商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我很怀疑，除了要求政府减少博彩业赋税，他们还能形成什么有效的共识。即使现在人人都说得很漂亮，表示佣马费要维持在健康合理的一致水平，我也认为未必持久，因为每个人都有打破这一共识的动机。”上述不愿具名的澳门学者说。
另一方面，澳门特区政府进一步让步的空间有限。“政府希望每月博彩收益不低于70亿澳门元，以40％的博彩税计算，这意味着政府的博彩业税收底线是每年340亿澳门元。”杨道匡说，即使如此，在澳门经营的博彩企业，利润仍然好于全球绝大多数同业，“这又说明什么？”
何猷龙对此称，一旦对博彩业减税，则市场规模会随之变大，澳门特区政府仍能得到增长的税收。
只是，由此涌入澳门的资本，将寻求兴建更大更多的赌场，而要填满这些新增的赌桌，签证政策也可能需要作出配合。内地政府是否已为此做好准备，仍是未知数。杨道匡提醒称，就方向而言，多元化尽管并非压缩博彩业的绝对收益数字，但毕竟应降低博彩业在政府营收中的所占份额。若实行对博彩业减税，由此倒推的利益方程式，意味着澳门将承受更大压力，要从“旅游业、经贸服务业以及区域合作这三驾马车（杨道匡语）”中寻找新动力，而非更多赌场。
如何驾驭暗流汹涌的博彩业和澳门经济大图景，将是何氏家族今后需要一一解答的大问卷。
对于何氏家族而言，维持家族内部的合力由此至关重要。好消息是，流有何鸿燊血脉的家族成员，都对没有把握的冒险毫不感冒。
“我从来不赌博，”何猷龙笑着说，“我爸爸也一样。我希望做自己能真正掌握的事情，而非靠运气。”
覃羿彬 广州报道 2009-10-30 23:33:02
数以亿计的资金，再次于澳门流动。
踏入10月，根据葡萄牙Lusa通讯社所掌握的资料，澳门博彩业收益在9月按年上升了53％的惊人幅度，达108亿澳门元。这较8月澳门博彩业创下营收历史最高纪录的112亿澳门元，尽管环比回落了4％，但正如摩根大通分析师Billy Ng在10月2日指出的，9月本就是青黄不接的传统淡季。这令投资者对用历史上最长的黄金周推动的10月营收，充满期盼。
市场复苏成为外资的圈钱良机。9月23日，澳门永利（01128.HK）在港举行上市发布会，其董事会主席斯提芬·永利志得意满地进行长达20分钟的演讲。10月8日，澳门永利正式在港交所挂牌，筹资126亿港元，名列今年全球第四大IPO。
包括永利（WYNN.O）尘埃落定的资产分拆以及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VS.N，下称“金沙集团”）紧随其后的融资计划，澳门博彩业正经历二次扩张潮。
一直“抗击”外资博彩企业的澳门赌王何鸿燊，却暂时缺席了风云变幻的8月与9月。
因身体抱恙，何鸿燊在10月3日也未能离开医院与家人欢度中秋。尽管如此，他控制的澳博（00880.HK）仍坐拥澳门博彩业1/3份额，再加上其子何猷龙与皇冠（CWN.AX）合资的新濠博亚（MPEL.O）以及其女何超琼与米高梅（MGM.N）合资的米高梅金殿，以及在博彩业以外拥有庞大的澳门地产与交通业务的信德（00242.HK），何氏家族并没有理由在竞争对手的进逼下自乱阵脚。
只是，外界都不免好奇，87岁的何鸿燊，在自身面临健康挑战的同时，将如何确保庞大的资产与市场，能在其家族的经营下继续对抗外来势力。
一位与何鸿燊有不浅交情的澳门学者，对本报记者表示，何氏家族的一举一动，不但牵动着月入过百亿的博彩业情绪，还将对澳门整体经济带来深远影响。
世代差异
每10年，澳门博彩业都出现跨越式的变化，新濠博亚联席主席何猷龙说。
“你可能没见过，在我爸爸经营博彩业之前的年代，那些玩意有多夸张，有点像（描述民初的）电视剧，赌具都吊在一条绳子上，现场很吵很混乱，看得人眼花缭乱。”9月14日，何猷龙在广州的一家酒店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用手拉着半空中并不存在的绳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忆着其父何鸿燊介入之前的澳门博彩业的热闹和无序。
何猷龙承认，自己与父亲对博彩业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同观感。“四十年前，爸爸他进入博彩业后，（改革了那些混乱的博彩方式）实现了当时的澳门博彩业现代化，而现在则是另一场变化。”
新濠博亚正是引领这场变化的唯一“华资”博彩企业。该公司投资约21亿美元，在澳门路氹城兴建的综合博彩项目新濠天地，已于今年6月1日开幕。“这是澳门由华人牵头的最大型投资项目。”何猷龙如是强调，以之与路氹城最初的开发者与竞争对手金沙集团区别开来。
无可否认的是，当金沙集团雄心勃勃预计总耗资上千亿澳门元的金光大道计划，因自身的资金问题而停滞时，是新濠天地令路氹城重拾动力。尽管新濠博亚在创立之初有一半资金来自澳洲的皇冠。
在新濠天地高级运营副总裁Michael French看来，包括新濠天地在内的路氹城再扩张，将是澳门完成拉斯维加斯式转身的必需。
“在拉斯维加斯博彩业发展的初期，只有博彩产品，几乎去的游客都是男性，而他们的逗留时间也很短，这就像澳门早期的情况。”French说，这导致在1960年代，美国游客心目中的拉斯维加斯，是鱼龙混杂之地。这一情况直到1980年代才有所改变。“当地可从事的活动变得丰富，人们开始愿意带女朋友去那里度假。”
到1995年－2000年期间，拉斯维加斯餐厅、剧院纷纷落成，非博彩类活动大幅增加，当地的收入构成，也在数年间一举从博彩相关为主，变成非博彩收入为主。“完成这一巨大的改变，拉斯维加斯用了差不多40年，而澳门，可能才刚进入拉斯维加斯的1970年代，在变革的前夕。”French判断说。
新濠天地正是新濠博亚对澳门博彩业发展方向的具体化。“作为综合度假村，我们觉得项目所有的业务都应该整合到一起，也没有内部估计多少是博彩业，多少是非博彩业。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配备多元化设施，客人自然会留久一点，久一点，在博彩业会消费多一点，在餐饮、商场也会消费高一点。”何猷龙说。
新模式并不便宜。“新濠锋（注：新濠博亚在澳门经营的博彩度假酒店，旧名澳门皇冠）的投资是3.8亿美元，约25亿人民币左右，而去年的EBITDA是1.65亿美元；新濠天地是200亿人民币的投资，是新濠锋的8倍，显然不可能快速收回投资。”何猷龙说。
不过，这一商业冒险已初步看到回报所在：新濠博亚的市占率，从今年上半年的10.8％，大幅攀升至8月的18.2％。
他表示：“长远看，单纯的赌场竞争力会减弱，现在有几个大型度假村，包括永利等项目，选择这么多，我看不到客人为何还会像以前只到单纯赌博的地方。”这正是何猷龙推动新濠博亚从偏重VIP业务，向更均衡的中场业务发展的动力之一。根据美银-美林证券9月的估算，当前新濠博亚仍有高达81％的收入来自VIP业务。
这并非何猷龙与父亲对博彩业经营理念的唯一差异。
在新濠天地开业之前，关于项目管理层寻求与一街之隔的对手澳门威尼斯人（注：金沙集团在金光大道的旗舰项目）寻求业务合作之说，就在澳门业界流传。“之前行业竞争得太激烈，大家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背离了股东利益的行为，我则认为没有必要为争一口气而抹杀合作可能。”何猷龙说。
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持有文学士学位，主修商科的何猷龙，有着西方人的冷静一面。
家族模式
很难想像何鸿燊会作出类似的表态。
很多人都听过的一个真实故事能说明这一点：在与金沙集团主席谢尔登.艾德森发生“厨房骂战”后，雷厉风行的何鸿燊马上将赠送叉烧饭的戏言付诸实践，向光顾旗下赌场的顾客免费赠送叉烧饭。
这有力地表明，对澳门经济举足轻重的何氏家族，内部有着多元化的声音。
另一个例子是，担任米高梅金殿这一50∶50合资公司总经理的何超琼，将同样立足于澳门半岛的这一大型赌场打造而成的面貌，与澳博旗下的众多赌场相去甚远。
从份额看，米高梅金殿远未能取得澳博的成绩。花旗表示，米高梅金殿在澳门博彩业六位赌牌持有人中敬陪末座，在8月获得10.7％的市占率，而今年上半年米高梅金殿则以8％的市占率同样位居末席。然而，从永利澳门的招股书看，米高梅金殿的每赌桌日均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占据了澳门博彩业的第二把交椅，从商业模式上看，米高梅金殿更靠近永利，而非澳博。
这种家族内部的多元化理念，或来自于澳博的成功模式，再难被任何对手复制，包括有家族血脉联系的新濠博亚与米高梅金殿。
在上述澳门学者看来，澳博最被称道的特点，便在于本小利大。
9月21日，澳博旗下的新赌场凯旋门开业，其没有公布的开支已经由2008年澳博IPO时的集资所覆盖；至于更早时于8月2日开业的兰桂坊赌场，则由旧赌场金域改建而来，分析师认为其成本低廉；至于计划年底前开业的海立方，则由新八佰伴百货公司改建而来，市场亦普遍认为其所费不多。
澳博的旗舰项目新葡京，提供了更多解释。该耗资50亿澳门元的综合赌场酒店，尽管在开业一年后就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截至今年上半年，其净利润已经累积达44.86亿澳门元，尽管因为其相对大型的投资，在变得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无法如澳门金沙般在9个月内便完全回本，但收回投资亦指日可待。这与新濠天地的情况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尽管自博彩业专营放开后，在新对手的环伺下，澳博从拥有100％的垄断市占率，到今年8月达27％的市占率，其业务的韧性正重新得到市场的认识。“一直以来，市场都由于澳博拥有一系列老旧且表现乏善可陈的赌场而漠视这家公司，但这些老旧赌场仅占其2010年预计资产净值的4％，而专注于高利润中场业务的新葡京以及即将开业的海立方，却可为2010年的资产净值贡献90％。”野村证券分析师Kenneth Fong说。
根据本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澳博在澳门半岛包括角子机娱乐场在内的赌场项目，已经遍布23个地点（撇除还未开业的海立方）。这些赌场，包括由澳博管理和参与利润分成，但由第三方（例如香港富豪杨受成与向华强）进行营销的赌场，这一模式令澳博毋须耗费自身资本进行市场推广，但分成利润有限。在澳博的新赌场开业以及永利完成兴建在澳门的第二家赌场后，何猷龙认为，澳门半岛已经缺乏具备规模效应的地块可供新赌场扩张。
模式的分野，以及规避同业竞争的要求，令澳博、新濠博亚以及米高梅金殿的管理层均在何氏家族的影响下保持彼此独立。同时，随着老赌王近年日渐淡出对旗下上市公司的日常运营，其得力助手苏树辉及“四太”梁安琪，成为执掌澳博的实权派。
在风格各异的何氏家族成员手中，由是直接及间接掌握了55.9％的澳门博彩业市场。
澳门命门
实则，这远非何氏家族实力的全部。
9月14日，信德公布中期业绩，净利达16.9亿港元，按年上升43.3％。这一综合控股企业，业务遍及港澳，囊括地产、船运、酒店以及一系列投资业务，市值高达16亿美元。其中，信德拥有4.99％的澳门娱乐股权，而澳门娱乐拥有61％的澳博股权，由此，信德间接拥有约3％澳博股权，在今年上半年仅自澳博分得3000万港元的股息收入。
若单从其对博彩业有限的涉猎看，并无法解释这家中型综合控股集团的商业意义——其市值仅16亿美元，少于同为综合控股集团的港铁、怡和、太古这些近200亿美元级的大型企业，也少于会得丰（市值58亿美元，旗下拥有九仓）等中型对手；而且，在花旗分析师Anil Daswani看来，澳博的上市，已经稀释了一些关键赌场对澳门娱乐的盈利贡献，就博彩业之于信德的重要性看，“其红利仅占我们对信德2009年收入预计的2％以下”。
其实，信德资产的溢价因素，在于控制了澳门这一微型经济体的经济命脉。其对澳门地产的控制力就是最佳例子。
根据公司资料，信德坐拥澳门最大的土地储备，达1000万平方尺。Kenneth Fong指出，这些地块均为优质土地，包括位于澳门半岛海岸线、占地430万平方尺的“南湾海岸”项目，以及能一览无遗整个澳门半岛景致、占地270万平方尺的“濠门都会”5期。
根据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Kenneth Tung的统计，信德发展中的地产项目，还包括有790多个单位、预计能在2010年完成四号大厦建设的壹号广场，处于设计阶段的“Columbarium”，以及位于香港的漆咸花园重建项目和“靖林”。这令信德成为在港上市的公司中拥有最大规模澳门地产业务的竞争者。
一如香港，地少人多的澳门，是地产业发展的天然宝地。摩根士丹利分析师Praveen Choudhary告诉本报记者，尽管澳门的每单位居住人口约为3.2个，与香港相若，但截至2006年，澳门有73％的单位都是自住，而租赁份额仅占23％，对比香港有44％的住宅单位用于租赁，澳门居民对中端物业的胃口甚大。然而，信德走的是高端地产模式，这意味着其发展前景，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博彩业蓬勃发展吸引而来的外来投资者。Kenneth Tung判断，在澳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以信德为代表的高端物业，则可以较澳门整体地产市场有更出色表现。
信德的另一大核心业务，则为往来港澳的渡轮服务。早在1999年，信德的船运业务便与中旅国际的船务合并，新公司名为信德中旅船务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喷射船队，公司统计的每年总载客量达2300万人次。
与地产业务不同，一度与新创建集团分享港澳航线垄断收益的信德渡轮业务，正面对新对手的激烈竞争。Choudhary透露，在2005－2007年间，信德稳握港澳航线71－72％市占率，剩余份额则由新创建享有。新创建是新世界发展的基建与服务业旗舰，后者的公司主席郑裕彤与何鸿燊关系良好，甚至持有澳门娱乐9.61％股权。
但“这一（双寡头）情景在金沙集团于2008年直接用自己的渡轮把香港旅客带到澳门路氹城被突然改变。”Choudhary说，2008年下半年，使用渡轮到访澳门的游客数量按年增长7％达970万人次，然而，这部分访客中只有合共72％是到达澳门港澳码头（该码头的航线由信德与新创建主导），还有3％直接到澳门半岛内港码头（该码头则由中国内地渡轮服务商主导），高达25％的渡轮访客，则直接经由金沙集团的渡轮抵达路氹城。
“这甚至还是金沙集团将其港澳航线的频率自每30分钟一班提升至每15分钟一班之前的数据。”Choudhary说。
不仅是船运份额的失落。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8月有高达32％的访澳旅客来自香港。此外，Choudhary亦称，尽管内地访客经香港进入澳门受签证收紧限制，但仍有高达20％的使用渡轮访澳旅客来自内地。
因此，船运业之于澳门，是一个庞大的博彩与旅游业输送机器。这些到访各大码头的游客，大部分都直接在码头坐上各赌场的免费接送巴士，前往自己的目的地，这也正是信德尽管只有显浅的博彩业直接敞口，却一直在澳博上市前被香港市场视为对何鸿燊控制的博彩业务之直接投资选择。
“坐（船）到了氹仔还过去澳门半岛？太麻烦了。”记者到访位于路氹城的澳门威尼斯人时，听到一位在赌场休息的旅客如是说。目前澳博的大小赌场，悉数位于澳门半岛。
这两大业务以外，同样位列信德核心业务之一的旅游服务业，或能成为集团突破现有模式的潜在希望。这是信德目前最薄弱的环节，在今年上半年录得3400万港元的运营亏损。Kenneth Tung认为，这主要源自签证政策限制以及经济危机对信德酒店业务的打击，包括位于香港机场、开业仅7个月的天际万豪酒店。在澳门本土，信德手握澳门威斯汀酒店34.9％的股权，此外，还在兴建新的澳门文华东方酒店以及另一家豪华酒店。
但让人关注的，是信德管理着由澳门娱乐拥有、被称为“澳门旅游塔”的澳门旅游塔会展娱乐中心，这是何氏家族介入会展业的首次尝试，而会展业正是澳门政府选中的经济多元化目标之一。
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第三届澳门特首选举全体选举委员会委员杨道匡告诉本报记者，长期以来，澳门均只有消费型的服务业，而香港则拥有包括金融、航运等更为强大的生产型服务业。“对于澳门而言，会展业这一生产型服务业有很大增长空间。”目前澳门旅游塔的主要竞争者，是拥有可举行标准足球赛事的金光综艺馆的澳门威尼斯人。
股权变数
庞大而又与澳博形成一体化利益链条的信德，也是何超琼的最大考验。
她目前担任信德的董事总经理，而和她同为何鸿燊“二太”所出的何超凤，则担任这信德的副董事总经理，两人分别手握19.66％与15.02％的信德股权，仅次于父亲何鸿燊（持股21.76％）。
“尽管执掌着米高梅金殿，但何超琼给予澳门大众的感觉，却与博彩业有着微妙的距离。”上述不愿具名的澳门学者评价说。
与香港富豪二代许晋亨有过一段失败婚姻的何超琼，是港澳上流社交场合的熟面孔，衣着入时，名牌手袋也看得娱乐记者眼花缭乱。事实上，毕业于美国圣克莱大学、主修营销及国际商业管理的何超琼，除了在一系列何氏家族企业中担任高级职位，还肩负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常委、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以及秘鲁驻澳门名誉领事馆名誉领事等遍及港澳与内地的公职，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还担任过火炬手，其能力与成就得到官方认同。
其广泛的政商关系和与博彩业有着深入接触与合适距离的正面形象，或是令何氏家族产业乃至澳门经济挺过一些澳门本地的阴谋论者猜测中的“外来攻击”的重要筹码。
今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赌博监管局指担任米高梅金殿总经理的何超琼是“不合适”的生意伙伴，因为其父何鸿燊被指与非法组织人士来往，“建议”米高梅断绝与何超琼的生意联系。“美国博彩业进驻澳门后，美国政治势力自然能更方便地干预澳门，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上述澳门学者说。
在6月10日，新泽西州赌博监管局发言人George Rover回复本报称，该局发出的任何报告，都属于“极度机密”，无法就发出该报告的动机和后续行动进行任何说明。
这令人联想其澳博在2008年上市前夕，何鸿燊胞妹何婉琪发起针对他和澳博上市的一系列诉讼。这一豪门恩怨剧，在澳门的街谈巷议中，部分“版本”为“美国势力”的介入预留了角色——这些诉讼一度令澳博面临上市流产的风险。然而何婉琪发起的阻击战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直接原因是澳博复杂的股权结构。
公开资料显示，何鸿燊直接持有的澳博股权仅7.63％，其得力助手苏树辉（目前任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持有3.25％、吴志诚（任营运总裁兼执行董事）持股2.55％，何鸿燊“四太”梁安琪（任公司执行董事）持有0.72％，因此，何氏家族以及亲信对澳博的直接持股，不过14.15％。
作为持有澳博61％的大股东，澳门娱乐却是一个股权相对分散的集合体，一如其松散而多元的业务（持有澳门国际机场、澳门航空、澳门多家大型酒店与基建项目等的可观投资权益）。除了持有澳门娱乐4.99％权益的信德，何鸿燊亦直接持有32.2％权益，与其反目的何婉琪则持有7.35％。与何鸿燊私交良好的郑裕彤与郑家纯，则合共持股9.61％，此外，霍英东基金会持股26.6％，位居第二大股东。其中，由于与何鸿燊产生意见分歧，霍英东很早前就将自己拥有的澳门娱乐股份捐出成立慈善用途的基金会，他逝世后，长子霍震霆接手了对基金会的管理。
在这一潜伏着不稳定因素的股权结构之上的澳博职业经理人团队，由在澳门乃至葡语系国家都广受尊敬的苏树辉统领。他活跃于文华界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会长、香港大学校董会成员等公职，同时还担任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会长，与老板何鸿燊双双被视为拓展和维系与欧盟和葡语系国家关系的重要人脉资产。苏树辉此前亦在信德任执行董事，但在今年4月辞任，令澳博与信德的管理层进一步彼此独立。梁安琪亦能力出众，她在9月20日成功当选澳门第四届立法会的12位直选议员之一，同时与澳博的不同合作伙伴，包括杨受成与向华强，均有私交，打通政商界限。
要解除可能的政治风险，最佳策略便是令何氏家族的相关企业股权简单化，实现家族绝对掌控。
何猷龙就对本报记者表示：“新濠博亚的管理团队非常成熟而且独立，无论将来是否发生股权变动，均不会影响公司的运营。新濠国际与皇冠作为两个大股东，并不会直接参与对公司的管理。”他又表示，计划到2010年，新濠博亚有50％的管理层都将是中国人，很多外籍管理层将在公司运作数年后离开。
事实是，皇冠将不会参与到新濠博亚即将进行的筹资2-2.2亿美元事宜，这将令皇冠在新濠博亚的股份从当前的36.4％下降至33.5％。当然，现持有公司33.8％权益的新濠国际（00200.HK）同样不会参与这一筹资，但澳洲市场正猜测皇冠的实际控制人James Packer可能私有化皇冠，并以出售在新濠博亚的股权，作为套现收益与为私有化融资的一举两得之举。
资料显示，新濠国际由何猷龙持股43.82％，何鸿燊则持股11.37％。尽管新濠国际也持有包括IT、投资银行以及餐馆等资产，但在其财务总监日前离职后，瑞信分析师Gabriel Chan便在9月14日指出，新濠国际正变成控股新濠博亚的单纯工具。
在新泽西州赌博监管局关于米高梅与何超琼合资事宜的“建议”泄露前后，也传出何超琼有可能购入财政紧张的米高梅在合资公司中全部股权的消息。而在金沙集团与永利均宣布打算分拆澳门资产融资的7月，米高梅方面也继而表态，会研究将米高梅金殿单独分拆上市的可能，为未来可能的股权游戏埋下伏笔。
博弈政策
政策的变数已经重临。十一“黄金周”后，政策再现紧缩迹象。有旅行社负责人证实，目前广东居民个人赴澳签证，再次变为严格的两月一签。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对澳门博彩业在9月超过50％的收益增长的回应？
已知的是，澳门政府在10月的第二周提出了针对博彩业发展的一系列意见，包括：将每位赌牌持有人的赌桌数量限制在1000张左右，或替代方案——每个赌场的赌桌不得超出1000张；将进入赌场的最低年龄从18岁上调至21岁；角子机赌场不得在居民区经营。
此前一度，在可操作层面上，广东居民赴澳门签证在9月由两月一签放宽至一月一签，而在7月，签证限制已经由此前的三月一签松绑至两月一签。“中央政府其实之前已经吹过暖风了，”杨道匡说，“温家宝总理就在数月前表态，澳门在发展博彩业的同时，要推动实现经济多元化。这是务实的态度，博彩业的持续微缩，无法促成新产业的形成，更会导致大家都不想见到的情形。”
他表示，政府也希望看到一个“更和谐”的博彩业，即六位赌牌持有人应检讨其在VIP业务上的佣马费大战。作为换取政府支持的筹码，六位赌场持有人均已踏出一步——在7月，澳门博彩业商会成立，何鸿燊获推举任首届会长，六位赌牌持有人原则上达成一致规范化佣马费标准的目标，也希望能一起向政府争取降低对博彩业征税水平，以应对区内新加坡与菲律宾新赌场开幕的挑战。
澳门特区政府在8月10日回应：公示了对博彩业佣马费的管理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在公示满30日后自动生效。但对于进一步的减税，澳门政府则表态目前不会作出调整。一方面，“澳门博彩业商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我很怀疑，除了要求政府减少博彩业赋税，他们还能形成什么有效的共识。即使现在人人都说得很漂亮，表示佣马费要维持在健康合理的一致水平，我也认为未必持久，因为每个人都有打破这一共识的动机。”上述不愿具名的澳门学者说。
另一方面，澳门特区政府进一步让步的空间有限。“政府希望每月博彩收益不低于70亿澳门元，以40％的博彩税计算，这意味着政府的博彩业税收底线是每年340亿澳门元。”杨道匡说，即使如此，在澳门经营的博彩企业，利润仍然好于全球绝大多数同业，“这又说明什么？”
何猷龙对此称，一旦对博彩业减税，则市场规模会随之变大，澳门特区政府仍能得到增长的税收。
只是，由此涌入澳门的资本，将寻求兴建更大更多的赌场，而要填满这些新增的赌桌，签证政策也可能需要作出配合。内地政府是否已为此做好准备，仍是未知数。杨道匡提醒称，就方向而言，多元化尽管并非压缩博彩业的绝对收益数字，但毕竟应降低博彩业在政府营收中的所占份额。若实行对博彩业减税，由此倒推的利益方程式，意味着澳门将承受更大压力，要从“旅游业、经贸服务业以及区域合作这三驾马车（杨道匡语）”中寻找新动力，而非更多赌场。
如何驾驭暗流汹涌的博彩业和澳门经济大图景，将是何氏家族今后需要一一解答的大问卷。
对于何氏家族而言，维持家族内部的合力由此至关重要。好消息是，流有何鸿燊血脉的家族成员，都对没有把握的冒险毫不感冒。
“我从来不赌博，”何猷龙笑着说，“我爸爸也一样。我希望做自己能真正掌握的事情，而非靠运气。”
2009年10月31日 星期六
洪振快：晚清中国首富为什么想移民美国(2009-10-26 20:30:27)
穿过记忆的河流
http://blog.sina.com.cn/danbin16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8b4ee0100ftma.html
洪振快：晚清中国首富为什么想移民美国
作者：洪振快 | 时间：09-10-19 | 来自:《南方都市报》
1842年12月23日，一个中国人在广州写信给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库欣(J. P. Cushing)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同一天，他在写给另一位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Forbes)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个写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中国首富，甚至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视为世界首富；他是19世纪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这个人就是伍秉鉴(1769—1843)。其资产，1834年估计为2600万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这个数字，将近当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而2008年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中国大陆第一富豪刘永行，总资产估计是204亿元，不到逾6万亿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0.4%，由此可知当年伍秉鉴财富之巨。
中国首富伍秉鉴为何想移居美国？要知道，1842年的美国绝非今日之美国，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美国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乐土，移民美国是远走异乡，天涯漂泊，绝不像如今，视之为理想的选择，以之为荣。
伍秉鉴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主要来自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研究显示，十三行商人不断变换，洋行平均寿命不到10年。从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司空见惯。十三行商人中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两家，一家是潘氏的同文行(后改同孚行)，一家就是伍氏的怡和行。怡和行的创始人伍国莹曾是同文行的账房，早期经营也不顺利，不过后来终于发展壮大，在伍秉鉴的经营下达到巅峰，成为行商之首。
伍秉鉴经营的成功，显示他是一个商业奇才，远超同时代的中国人。现有的一些材料，如美国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等处收藏的伍秉鉴与美国、印度等国朋友的商业信函显示，伍秉鉴不是普通的十三行商人，他在欧洲、美国、印度有广泛的投资，投资领域涉及铁路、证券、保险等行业，看起来更像是当代的投资家。
伍秉鉴在海外的投资都是委托外国朋友进行的，他与外国朋友的相互信赖，也超出常人的想象。在外国人看来，伍秉鉴个人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始终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但这样一位商业精英，能够获得外国朋友的尊敬，在中国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身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尽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实际上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控的。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另一位行商则更惨，其承保的“西里塞斯特”号被怀疑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税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银元。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据统计，1773—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有些材料给伍氏捐款算了一笔账，说：“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千万不过是个约数，不可坐实，但以百万计则无可怀疑，如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或“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行商的资格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银元(或两)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元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的20%财富仍不可得。
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碴。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管理”外国商人，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哪里受其管制？由于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和抗议，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是盛怒的林则徐大人是不会听从他的建议的。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伍绍荣被逮捕人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也是伍氏破财之时。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广州)费，伍氏交了110万元。《南京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300万是商欠，伍氏交了100万元。在民族危难之际，伍氏作为富人，即便出多少钱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毕竟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何况伍氏有那样的财力。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即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社会，对商人是否公平？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看来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国。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台湾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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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晚清中国首富为什么想移民美国
作者：洪振快 | 时间：09-10-19 | 来自:《南方都市报》
1842年12月23日，一个中国人在广州写信给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库欣(J. P. Cushing)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同一天，他在写给另一位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Forbes)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个写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中国首富，甚至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视为世界首富；他是19世纪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这个人就是伍秉鉴(1769—1843)。其资产，1834年估计为2600万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这个数字，将近当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而2008年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中国大陆第一富豪刘永行，总资产估计是204亿元，不到逾6万亿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0.4%，由此可知当年伍秉鉴财富之巨。
中国首富伍秉鉴为何想移居美国？要知道，1842年的美国绝非今日之美国，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美国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乐土，移民美国是远走异乡，天涯漂泊，绝不像如今，视之为理想的选择，以之为荣。
伍秉鉴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主要来自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研究显示，十三行商人不断变换，洋行平均寿命不到10年。从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司空见惯。十三行商人中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两家，一家是潘氏的同文行(后改同孚行)，一家就是伍氏的怡和行。怡和行的创始人伍国莹曾是同文行的账房，早期经营也不顺利，不过后来终于发展壮大，在伍秉鉴的经营下达到巅峰，成为行商之首。
伍秉鉴经营的成功，显示他是一个商业奇才，远超同时代的中国人。现有的一些材料，如美国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等处收藏的伍秉鉴与美国、印度等国朋友的商业信函显示，伍秉鉴不是普通的十三行商人，他在欧洲、美国、印度有广泛的投资，投资领域涉及铁路、证券、保险等行业，看起来更像是当代的投资家。
伍秉鉴在海外的投资都是委托外国朋友进行的，他与外国朋友的相互信赖，也超出常人的想象。在外国人看来，伍秉鉴个人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始终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但这样一位商业精英，能够获得外国朋友的尊敬，在中国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身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尽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实际上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控的。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另一位行商则更惨，其承保的“西里塞斯特”号被怀疑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税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银元。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据统计，1773—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有些材料给伍氏捐款算了一笔账，说：“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千万不过是个约数，不可坐实，但以百万计则无可怀疑，如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或“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行商的资格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银元(或两)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元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的20%财富仍不可得。
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碴。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管理”外国商人，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哪里受其管制？由于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和抗议，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是盛怒的林则徐大人是不会听从他的建议的。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伍绍荣被逮捕人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也是伍氏破财之时。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广州)费，伍氏交了110万元。《南京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300万是商欠，伍氏交了100万元。在民族危难之际，伍氏作为富人，即便出多少钱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毕竟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何况伍氏有那样的财力。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即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社会，对商人是否公平？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看来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国。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台湾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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