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3日 21:15 新浪财经
【MarketWatch纽约12月3日讯】目前，整体经济走势的关键还是取决于住宅市场，而住宅市场的命运，则取决于住宅价格下跌的后果——究竟是刺激销售的积极影响更大一些，还是导致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消极影响更大一些。
住宅市场自身规模巨大，而且还有种种非直接的强大影响力，因此对于宏观经济而言，这一市场的变化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至少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来，住宅市场的走势似乎并不能说是经济的利好消息。
住宅市场究竟是在遭受着哪些因素的打压，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清楚了。诸如供给过剩，失业率飞涨，民众的恐慌情绪，以及家庭财务状况的恶化，所有这一切都在压迫着住宅价格下跌。
在这一片阴霾的天空之中，只有一线希望之光。目前，住宅价格中值较之2006年的峰值已经下跌30%以上，相对而言，住宅已经更容易负担一些了，至少情况要好于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任何时候。
在1980年代中期，住宅成本大致相当于家庭平均收入的近三倍左右。于是，无论新屋还是二手房，负担起来都不是很费力，销售也因此获得了推动，带动着建筑业和众多相关行业一起发展起来。
于是乎，整体经济也全面跟进，进入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扩张，直至1990年的夏季才告一段落。
不过，住宅的可负担程度现在看起来和二十多年前较为相似，但实际上，当初与今日还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住宅价格在1980年代基本是稳步增长的态势，与家庭收入的增长大致保持一致。现在，住宅价格是在大幅下跌之后才达到当前水平的，而麻烦也就在这里产生了。
尽管首次购房者确实可以从当前的低价位获得一定好处，但是那些卖房的人显然就不一样了，更不必说那些还有抵押贷款需要偿还的人了。
卖房者当然不愿意兑现一笔亏损(运气好的话是赚得少了)。可是即便不卖，处境也不会因此改善多少，实际上，很多人背负的债务总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自己住宅现有的价格。
这种情况在美国的住宅拥有者当中已经开始普遍起来，虽然只是一种新现象，但已足以成为左右住宅市场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毕竟，现在已经有多达三分之一的背负着抵押贷款的房主面对着这种住宅负资产的困境，这也就使得抵押赎回权丧失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
在今日的经济环境之中，人们必然会愈来愈多地考虑到这样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股票投资作为缓冲，更因为假如他们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新工作，就会发现卖房搬家着实是一件让人痛苦不堪的事。
人们的债务负担相对于住宅价值的比率愈高，住宅所有者倒债的可能性就愈大，而这自然就会使市场上原本就过剩的供给更进一步地增加。
以当前的销售情况看来，要卖掉市场上现有的住宅，至少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而假如市场是处于正常情况之下，这预期时间应该是半年才对。与此同时，目前一幢住宅要销售出去，平均需要等待十三个月，这一周期也是近四十六年以来最长的。
更不必说，现在14%的背负抵押贷款的房主都存在着还款延迟甚至丧失赎回权的情况，可见，住宅价格在走高之前首先还将进一步走低。
经济究竟会怎样发展，我想也不必赘言了吧。
2009年12月6日 星期日
IBD：让伯南克先生连任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5日 03:36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12月4日发表社论称，伯南克成功地通过大规模注入流动性让美国经济避开了萧条，现在他正在准备实施“退出机制”，应该让他继续完成这一工作。文章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责任在国会，联储不过是替罪羊。
以下是评论文章原文：
周四当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的时候，除了阿富汗战争之外，几乎一切都被怪罪到他的头上。然而事实是，伯南克可能令美国避免了陷入萧条的命运。
我们并不是什么伯南克的追捧者。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事实上，他是今天最适合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比奥巴马总统可能提供的任何人选都要好得多。
伯南克已经在准备他所谓的“退出机制”，即收回2008年年中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中央银行向经济提供的特殊刺激，而让我们得以避免萧条的可能正是后者。由于他的任期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他应该获得一个机会来完成这一项工作。
的确，联储印了大量的钞票，造成了潜在的严重问题。联储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初的9000亿美元急剧膨胀至当前的将近2.2万亿美元。
这使得基础货币从2008年初的大约8500亿美元扩大到2万亿美元左右。银行准备金通常情况下在40亿美元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是1万亿，没有写错。这是相当庞大的刺激。
通胀威胁？你说对了。经济中规模如此庞大的流动性无疑是美元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人们忘记了一点，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
不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联储都是经济中的最后贷款人。去年和2007年，当国会如小孩一般蹒跚踉跄的时候，联储是屋子里唯一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大萧条”专家的伯南克要确保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崩溃不会再发生(当时货币供给萎缩三分之一)。
伯南克推出“问题资产救援计划”，大量购买银行坏账，让联储在经济中的地位达到成立96年来的顶峰，同时将联邦基金利率削减至前所未见的0%，所有这些做法，我们也许可以指责他过于冒进。
也许如此。但同样正确的是，在他2006年2月就任联储主席的时候，经济就处于危险境地，随后是3年异乎寻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他必须有所作为。
然而，与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并不是宽松信贷带来了崩溃。实际上，这场经济危机是由国会的错误做法导致的，尤其是通过《社区再投资法案》以及让房利美和房地美成为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工具。
简单来讲，国会需要一个替罪羊，而联储恰好可以利用。因此，我们看到参议院中一些“房地产危机之父”现在试图将联储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这是不足为怪的。
他们想要剥夺联储的银行监管权，创造出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监管机构，然后对联储实施直接的政治控制，同时扩大国会干预市场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坏主意。
无数的研究显示，最有效的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独立性、不受政治影响的，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央银行最擅长的事情上——控制通胀。这样的央行能够带来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低的通胀。
伯南克曾经面临严峻的挑战，而接下来的路也不会更平坦。国会应该把路让开，让他放手去做。
新浪财经讯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12月4日发表社论称，伯南克成功地通过大规模注入流动性让美国经济避开了萧条，现在他正在准备实施“退出机制”，应该让他继续完成这一工作。文章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责任在国会，联储不过是替罪羊。
以下是评论文章原文：
周四当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的时候，除了阿富汗战争之外，几乎一切都被怪罪到他的头上。然而事实是，伯南克可能令美国避免了陷入萧条的命运。
我们并不是什么伯南克的追捧者。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事实上，他是今天最适合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比奥巴马总统可能提供的任何人选都要好得多。
伯南克已经在准备他所谓的“退出机制”，即收回2008年年中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中央银行向经济提供的特殊刺激，而让我们得以避免萧条的可能正是后者。由于他的任期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他应该获得一个机会来完成这一项工作。
的确，联储印了大量的钞票，造成了潜在的严重问题。联储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初的9000亿美元急剧膨胀至当前的将近2.2万亿美元。
这使得基础货币从2008年初的大约8500亿美元扩大到2万亿美元左右。银行准备金通常情况下在40亿美元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是1万亿，没有写错。这是相当庞大的刺激。
通胀威胁？你说对了。经济中规模如此庞大的流动性无疑是美元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人们忘记了一点，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
不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联储都是经济中的最后贷款人。去年和2007年，当国会如小孩一般蹒跚踉跄的时候，联储是屋子里唯一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大萧条”专家的伯南克要确保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崩溃不会再发生(当时货币供给萎缩三分之一)。
伯南克推出“问题资产救援计划”，大量购买银行坏账，让联储在经济中的地位达到成立96年来的顶峰，同时将联邦基金利率削减至前所未见的0%，所有这些做法，我们也许可以指责他过于冒进。
也许如此。但同样正确的是，在他2006年2月就任联储主席的时候，经济就处于危险境地，随后是3年异乎寻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他必须有所作为。
然而，与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并不是宽松信贷带来了崩溃。实际上，这场经济危机是由国会的错误做法导致的，尤其是通过《社区再投资法案》以及让房利美和房地美成为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工具。
简单来讲，国会需要一个替罪羊，而联储恰好可以利用。因此，我们看到参议院中一些“房地产危机之父”现在试图将联储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这是不足为怪的。
他们想要剥夺联储的银行监管权，创造出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监管机构，然后对联储实施直接的政治控制，同时扩大国会干预市场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坏主意。
无数的研究显示，最有效的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独立性、不受政治影响的，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央银行最擅长的事情上——控制通胀。这样的央行能够带来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低的通胀。
伯南克曾经面临严峻的挑战，而接下来的路也不会更平坦。国会应该把路让开，让他放手去做。
《商业周刊》封面文章：绝不步沃尔玛后尘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29日 17:51 新浪财经
商业周刊12月7日刊封面图片
本期《商业周刊》封面文章介绍了美国内的另一零售业巨头塔吉特百货公司(Target Corp。)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塔吉特现在不得不开始沿袭低价策略来稳住市场份额，保证生存。公司此前虽具平民风格，但它同时还面向高端市场。严酷的现实让公司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定位经营模式。但公司绝不会让自己再成为第二个沃尔玛。
零售商塔吉特具有像沃尔玛一样的低价经营策略。尽管公司零售店铺的布置和装潢非比寻常，但店内出售的确是价格低廉，品质上乘的食品和日需品。
塔吉特重塑了零售经营的形象。公司平民化风格，各式商品让众多家庭节省了极大的开支。公司也是美国首个使用著名设计师设计公司商品品牌，吸引客户消费的零售企业。但来自沃尔玛等零售商的竞争，让塔吉特的廉价和别致的形象打折扣。
令塔吉特高管人员非常愤慨是，业内盛传公司在模仿主要竞争对手的说法。他们坚称是自己的企业首创了杰出的经营模式。公司至今未放弃15年前提出的"期盼更多，付款更少('Expectmore, pay less')"的理念。公司CEO Steinhafel称，公司不会步任何人后尘，将努力向客户提供符合自己品牌价值的服务。
美国零售业出现了角色逆转的现象。沃尔玛长期以来一直从塔吉特处借鉴经验。但后者现在反过来开始围剿沃尔玛。塔吉特的魔法是，总能将其低成本业务模式不懈地推向高端市场。为能安全渡过大萧条，公司似乎在向低端市场转移。业界评论人士认为此举多少有绝望的味道。但看到公司股价反弹，上财季好于预期的经营结果让一些人相信，如此调整经营策略在奏效。此举对公司高管的挑战是，价格的竞争不至于让公司丧失对经营的调整能力。
但经济衰退，消费者大幅减少购物让Steinhafel感到空前压力。他认为这是唤醒做梦的呼叫，公司应深刻自我反省。但这些仍不足以解决问题，尤其是去年经济状况最严重时，公司也不得不出售店铺，缩减规模。沃尔玛确与此相反，似乎预先知晓这一切。
塔吉特此前不断接到坏消息，开业1年以上店铺的销售跌幅达10%。公司股价持续下跌让许多人质疑，公司结构性调整究竟出了何种问题。业内研究发现，消费者将塔吉特视为比沃尔玛价格更高的零售店，尽管一些商品事实上与后者的差异仅区区几美分。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更廉价似乎意味着非同寻常的理性。令Steinhafel感到为难的是，若他仅把重点放在价格上，是否意味终结花费20年时间才形成的经营模式与风格，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沃尔玛？
另外，Steinhafel做出的朝食品和日用杂货方向转移的决定意味着更严峻的挑战。沃尔玛销售食品多年，利用食品和日用杂货业务提升店面的商品流量。但食品销售是困难、利润率很低的业务。然而，塔吉特急需提升商品周转量。它不能忽视的两个事实是，已有的上班族母亲客户不仅专注高档货，也同样注重普通食品价格。此外，行业和内部研究结果显示，这类客户每周平均光顾两次日杂店铺，但每月只光顾塔吉特三次。
塔吉特为打破困境，开始在宾州的费城推出专门出售新鲜食品的试点型杂货店铺。其具有比普通封装食品店更高利润率。随后，公司在此基础上静悄悄地进一步扩展试点店铺的经营，让其销售家庭所需的各种食品。一段时期后的结果表明，如此做法获得成功，店铺销售超过了预期。公司已决定明年在全美推出350家这类店铺。
塔吉特在以往重要节日购物期内，通常不会重点强调商品价格。但它现在也不得不这样做。公司正拿出广告预算的75%来宣传价格优势，而去年仅25%。公司对今年节日购物期的预期很高。
公司专注价格和日杂业务，实际上看起来更像是赢得时间的战术而不是战略。业界人士认为，这是塔吉特在重塑自己。低价格策略不可能是它未来的方向，但至少可让它维持到最终能找到更大机会时，因为世上并不需要第二家沃尔玛。(皖东)
商业周刊12月7日刊封面图片
本期《商业周刊》封面文章介绍了美国内的另一零售业巨头塔吉特百货公司(Target Corp。)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塔吉特现在不得不开始沿袭低价策略来稳住市场份额，保证生存。公司此前虽具平民风格，但它同时还面向高端市场。严酷的现实让公司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定位经营模式。但公司绝不会让自己再成为第二个沃尔玛。
零售商塔吉特具有像沃尔玛一样的低价经营策略。尽管公司零售店铺的布置和装潢非比寻常，但店内出售的确是价格低廉，品质上乘的食品和日需品。
塔吉特重塑了零售经营的形象。公司平民化风格，各式商品让众多家庭节省了极大的开支。公司也是美国首个使用著名设计师设计公司商品品牌，吸引客户消费的零售企业。但来自沃尔玛等零售商的竞争，让塔吉特的廉价和别致的形象打折扣。
令塔吉特高管人员非常愤慨是，业内盛传公司在模仿主要竞争对手的说法。他们坚称是自己的企业首创了杰出的经营模式。公司至今未放弃15年前提出的"期盼更多，付款更少('Expectmore, pay less')"的理念。公司CEO Steinhafel称，公司不会步任何人后尘，将努力向客户提供符合自己品牌价值的服务。
美国零售业出现了角色逆转的现象。沃尔玛长期以来一直从塔吉特处借鉴经验。但后者现在反过来开始围剿沃尔玛。塔吉特的魔法是，总能将其低成本业务模式不懈地推向高端市场。为能安全渡过大萧条，公司似乎在向低端市场转移。业界评论人士认为此举多少有绝望的味道。但看到公司股价反弹，上财季好于预期的经营结果让一些人相信，如此调整经营策略在奏效。此举对公司高管的挑战是，价格的竞争不至于让公司丧失对经营的调整能力。
但经济衰退，消费者大幅减少购物让Steinhafel感到空前压力。他认为这是唤醒做梦的呼叫，公司应深刻自我反省。但这些仍不足以解决问题，尤其是去年经济状况最严重时，公司也不得不出售店铺，缩减规模。沃尔玛确与此相反，似乎预先知晓这一切。
塔吉特此前不断接到坏消息，开业1年以上店铺的销售跌幅达10%。公司股价持续下跌让许多人质疑，公司结构性调整究竟出了何种问题。业内研究发现，消费者将塔吉特视为比沃尔玛价格更高的零售店，尽管一些商品事实上与后者的差异仅区区几美分。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更廉价似乎意味着非同寻常的理性。令Steinhafel感到为难的是，若他仅把重点放在价格上，是否意味终结花费20年时间才形成的经营模式与风格，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沃尔玛？
另外，Steinhafel做出的朝食品和日用杂货方向转移的决定意味着更严峻的挑战。沃尔玛销售食品多年，利用食品和日用杂货业务提升店面的商品流量。但食品销售是困难、利润率很低的业务。然而，塔吉特急需提升商品周转量。它不能忽视的两个事实是，已有的上班族母亲客户不仅专注高档货，也同样注重普通食品价格。此外，行业和内部研究结果显示，这类客户每周平均光顾两次日杂店铺，但每月只光顾塔吉特三次。
塔吉特为打破困境，开始在宾州的费城推出专门出售新鲜食品的试点型杂货店铺。其具有比普通封装食品店更高利润率。随后，公司在此基础上静悄悄地进一步扩展试点店铺的经营，让其销售家庭所需的各种食品。一段时期后的结果表明，如此做法获得成功，店铺销售超过了预期。公司已决定明年在全美推出350家这类店铺。
塔吉特在以往重要节日购物期内，通常不会重点强调商品价格。但它现在也不得不这样做。公司正拿出广告预算的75%来宣传价格优势，而去年仅25%。公司对今年节日购物期的预期很高。
公司专注价格和日杂业务，实际上看起来更像是赢得时间的战术而不是战略。业界人士认为，这是塔吉特在重塑自己。低价格策略不可能是它未来的方向，但至少可让它维持到最终能找到更大机会时，因为世上并不需要第二家沃尔玛。(皖东)
《新闻周刊》封面文章：身陷危机的帝国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1日 23:03 新浪财经
新闻周刊12月7日封面图片
本期《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撰稿人弗格森(NiallFerguson)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商学院教授。他同时还担任牛津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文中认为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将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他也对美国实力因此而逐渐衰退感到担忧。同时，他以历史的教训反驳了凯恩斯学派对联邦政府高额负债有益的观点。
大西洋(18.58,0.08,0.43%)两岸国家的规模大小和地形虽有差异，但它们却出现相同形式的经济危机：在金融体系发生大规模危机后，政府介入挽救私人金融体系便紧接着出现大规模财政危机。危机会因国家经济规模对外界造成的影响而不同。冰岛和爱尔兰的影响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若美国被财政危机拖垮，整个世界经济实力的平衡会发生转移。可以说美国掌控金融体系的能力与维持全球有影响力的军事实力紧密关联。
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增加三分之一的联邦债务以为避免第二次大萧条。结果可能是那样，虽已有人认为刺激带来受益被夸大，乘数效应已变得微乎其微。
若无巨大的政府开支，三季度正增长可能会非常低。GDP的半数或三分之二实际增长归于政府投资项目，特别是靠现金补贴更换旧汽车和对首次购房者补贴的政策。但要想达到依靠市场自身推动的复苏过程，美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季度3.5%的增速已被向下修正为2.8%。此处需记住，是因整个公共行业借款发生巨大变化才使经济刺激计划奏效。因联邦政府以往一直靠赤字运行，又因各州实质上在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此次刺激计划的实际规模更接近从2007至2010年间的GDP的4%，远低于11.2%的赤字。
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Budget Office，CBO)预计，本财年赤字最终会超过1.4万亿，约占GDP的11.2%。这是过去60年间出现的规模更大的赤字，以相对价值计算后会比1942年战争期间略高的赤字。但美国现未处全面战争状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局部冲突不是构成聚集金融风暴的主要因素。
据初步判断，这1.4万亿赤字还只是开始。按照CBO最新预测，联邦赤字将从今年GDP的11.2%降至明年的9.6%，从2011年的6.1%进一步降至2012年的3.7%。这一比例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保持在3%以上。从货币角度看，公众今年持有的总债务(剔除政府机构，但包括外国人持有的数量)将高于去年的5.8.万亿，2019年将升至14.3万亿，从占GDP的41%升至68%。
人们目前仍看不到结束狂热借款的迹象，除非削减国民相关的各种受益，或加税，否则，绝不会有另一种形式的预算平衡。据CBO的最低长期预测结果，形势到2039年时更严峻，公众持有的联邦总债务将占GDP的91%。但像热衷于赤字财政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是不会对此感到担忧的，因美国1945年的赤字曾达GDP的113%。
在不谈1945年与2039年间的巨大时代差距，先看CBO以最悲观的，预测2039年债务可能达GDP的215%，也即达整个经济产出两倍债务的财政远景。未来结果将是以对人口结构变化、医保成本和其他一些变量的假设为转移。如CBO假设未来30年的实际GDP年均增长2.3%。此处关键点是表明长期延续的联邦开支和财政收入的不平衡。它清晰地表明在以上任何一种假设下，总债务不会减少；且当它接近整个经济产出的5倍时，最终会让财政崩溃。
另外一种算法是计算无融资条件下的社保和政府主办医保体系(Medicare)的债务。新近得出的预测结果是，它将达到104万亿美元，是当前联邦政府债务的10倍。但凯恩斯学派人士不会感到紧张，因美国每年能轻松新筹资1万亿。这里需要懂得日本家庭和金融机构在从1990年代开始的零增长的20年中，是以何种方式让日本公共债务爆裂的(高达200%的GDP)。
美国家庭今年二季度是国债的大规模的净抛售方。共同基金仅买入1420亿，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购买国债的数量更少。银行是主要买方。据金融业内机构统计，美国银行当前约将13%的资产配置在各种政府债券上。以历史标准看，此比例也是最低的。若银行将国债比例增至1990年代时的比例，可以想象它们每年可买入2500亿政府债券。但这只是假设。据10月份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仍继续抛售国债。
由此可了解，国债只剩下两类潜在大买家，美联储和外国投资者。前者二季度大量买进国债，而后者同期也增持3800亿。据摩根斯坦利分析师们对数据逐项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到明年中期，对国债的需求会减少5980亿，约合新增发国债总量的三分之一。
当然，中国朋友可能会再施援手，继续增持已是数目庞大的美政府债务。中国目前持有发行在外的，约为美政府债券总量的13%。在此储备累积过程中的高峰期，中国每月购入的美国债曾一度占当月发行量的75%。
但国际金融领域中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者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的看法，若此趋势延续，美国经常项下的赤字到2030年会升至GDP的15%，而美国对全球所欠的总债务净额将达GDP的140%。在此情形下，美国每年对外国债权人的还款将高达7%的GDP。
是否出现这一幕并还不能让人确信。但至少有一点已出现，中国人在抱怨他们已握有太多的美国债。另一问题是美元大幅贬值似乎很可能，因为美国处于能够以自己货币借款的幸运地位，让美联储有了能按照自己意愿发行货币的权力。
历史能坚定支持重大财政危机一定会尾随重大金融危机的命题。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Rogoff)两位经济学者在《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书的结论是，在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之后的3年内，政府债务平均增加86%。紧随债务爆炸后，如下两件事之一必会发生：或通常是以外国货币的债务的偿还违约，或是来一轮高通胀，让债权人倒霉。所有欧洲大国的历史都充满如此经历。的确，连续偿债违约和高通胀一直趋向于是帝国衰退的最确定的征兆。
美国因其都是美元债务，所以不会出现偿债违约。然而，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究竟是否会看到美联储会开动印钞机，之后便出现价格飙升和实际债务负担减少的举动？这正是全球投资者担忧的可怕一幕。这也是他们为何选择抛售美元，购买黄金的原因。
但就现在看，通胀仍还是相当远的一幕。在失业率超过10%，工会势力受到削弱和全球制造业巨量的闲置产能情形下，现在不具备1970年代的导致剧烈通胀的压力。仅凭近期对公众的调查结果，以及普通债券和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之间的收益差就可看出，公众对通胀的预期也相当稳定。
然而，还会出现从各角度看比通胀更糟的另一幕。正在发生的是真实利率在上升。据众多经济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债务与GDP比例的大幅提高，往往引发实际利率上扬。近期一份研究结论，政府债务与GDP比例每增加20%，便导致实际利率上涨20-120个基点(0.2%–1.2%)。这一幕会以下面三种方式表现：名义利率上升而通胀维持不动；名义利率不动而通胀下降；或是噩梦般的，名义利率上升和通胀下跌。
今天的凯恩斯主义者否认这一幕会发生。但历史教训能证明他们是错误的。过去已有过多个名义利率在通缩时照样上升的现象，即1930年代的法国。进一步看，日本似乎正在显现这一幕。日本新财长上周承认，他高度关注政府债券收益率近期上涨的现象。同样在上周，日本政府承认价格在温和上升3年后，再次退回通缩。
同样一幕发生在美国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对美国债收益提出更高要求，以补偿他们所持有的疲软美元。经济下跌情形中的通胀可能会继续让人们感到吃惊。但毕竟目前消费价格通胀仍为负。
人们为何会对通涨前出现实际利率上涨而感到担忧？答案是一个负债庞大的政府，甚至负债更庞大的公众，实际利率上涨意味着他们偿债负担更沉重。大多数债务相对较短的期限，意味着高比例的债务必定每年后延。这也意味着利率上涨会令人感到恐慌地在整个系统快速蔓延。
经CBO预测，即使利率在低位，经济恢复增长，联邦政府所要支付利息会从今年财政收入的8%升至2019年的17%。若利率略微上调，经济仍在低谷，付息总额会很快达到财政收入的20%。历史也证实，一旦偿债支出达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经济必然出问题，并会很快落入信用程度不断恶化的怪圈。投资者不相信此经济体能够偿还债务，他们因此会收取更高利息，由此让借款人境况变得更糟。
这种情况对超级大国的影响更严重。原因是，随着支付利息吞噬更多预算，一些包括国防在内的开支就必须缩减。据CBO估计，大幅削减国家安全开支的相对份额已列入联邦预算考虑中。据五角大楼的计划，国防开支将从目占GDP的4%降至2015年的3.2%，到2028年再降至2.6%。
以本文作者估计，医保开支从长期看，将从当前GDP的16%升至33%。但在除医保、社保和支付利息之外的开支，会从当前的GDP的12%降至未来的8.4%。
以上就是帝国如何步入衰落之途的一幕幕情形。它起源于债务爆炸，以迫不得已削减国防开支所需的各种资源而结束。这也是选民们为何对美国庞大债务更担忧。据调查机构拉斯穆森(Rasmussenreport)的最新调查结果，42%的美国人现表示，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前将赤字削减一半应是最重要的任务，重要程度远超过24%的被访者认为医保是最重要的。但简单地将赤字削减一半还不够。若美国不尽快拿出令人可信的，在未来5-10年内平衡联邦预算的办法，债务危机可能导致美国实力大幅下降的危险是非常实际的。
史上已有多个先例。哈普斯堡时代的西班牙在1557-1696年间共发生债务违约14次。同期，因过度沉溺于来自新大陆(13.91,-0.38,-2.66%)的白银而最终被通胀击垮。大革命前的法国在1788年前拿出皇家收入的62%来偿还债务。土耳其帝国也走上同样道路，支付利息和分期偿还债务的比重从1860年15%的财政预算，猛增至1875年的50%。人们还不应忘记最后的大英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支付利息耗去了英国财政预算的44%，让其在面临德国威胁时要重新武装起来极端困难。
这就是称之为帝国没落的生命攸关的计算法。在无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出现前，此算法接下来也会适用于美国。(皖东)
新闻周刊12月7日封面图片
本期《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撰稿人弗格森(NiallFerguson)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商学院教授。他同时还担任牛津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文中认为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将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他也对美国实力因此而逐渐衰退感到担忧。同时，他以历史的教训反驳了凯恩斯学派对联邦政府高额负债有益的观点。
大西洋(18.58,0.08,0.43%)两岸国家的规模大小和地形虽有差异，但它们却出现相同形式的经济危机：在金融体系发生大规模危机后，政府介入挽救私人金融体系便紧接着出现大规模财政危机。危机会因国家经济规模对外界造成的影响而不同。冰岛和爱尔兰的影响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若美国被财政危机拖垮，整个世界经济实力的平衡会发生转移。可以说美国掌控金融体系的能力与维持全球有影响力的军事实力紧密关联。
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增加三分之一的联邦债务以为避免第二次大萧条。结果可能是那样，虽已有人认为刺激带来受益被夸大，乘数效应已变得微乎其微。
若无巨大的政府开支，三季度正增长可能会非常低。GDP的半数或三分之二实际增长归于政府投资项目，特别是靠现金补贴更换旧汽车和对首次购房者补贴的政策。但要想达到依靠市场自身推动的复苏过程，美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季度3.5%的增速已被向下修正为2.8%。此处需记住，是因整个公共行业借款发生巨大变化才使经济刺激计划奏效。因联邦政府以往一直靠赤字运行，又因各州实质上在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此次刺激计划的实际规模更接近从2007至2010年间的GDP的4%，远低于11.2%的赤字。
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Budget Office，CBO)预计，本财年赤字最终会超过1.4万亿，约占GDP的11.2%。这是过去60年间出现的规模更大的赤字，以相对价值计算后会比1942年战争期间略高的赤字。但美国现未处全面战争状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局部冲突不是构成聚集金融风暴的主要因素。
据初步判断，这1.4万亿赤字还只是开始。按照CBO最新预测，联邦赤字将从今年GDP的11.2%降至明年的9.6%，从2011年的6.1%进一步降至2012年的3.7%。这一比例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保持在3%以上。从货币角度看，公众今年持有的总债务(剔除政府机构，但包括外国人持有的数量)将高于去年的5.8.万亿，2019年将升至14.3万亿，从占GDP的41%升至68%。
人们目前仍看不到结束狂热借款的迹象，除非削减国民相关的各种受益，或加税，否则，绝不会有另一种形式的预算平衡。据CBO的最低长期预测结果，形势到2039年时更严峻，公众持有的联邦总债务将占GDP的91%。但像热衷于赤字财政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是不会对此感到担忧的，因美国1945年的赤字曾达GDP的113%。
在不谈1945年与2039年间的巨大时代差距，先看CBO以最悲观的，预测2039年债务可能达GDP的215%，也即达整个经济产出两倍债务的财政远景。未来结果将是以对人口结构变化、医保成本和其他一些变量的假设为转移。如CBO假设未来30年的实际GDP年均增长2.3%。此处关键点是表明长期延续的联邦开支和财政收入的不平衡。它清晰地表明在以上任何一种假设下，总债务不会减少；且当它接近整个经济产出的5倍时，最终会让财政崩溃。
另外一种算法是计算无融资条件下的社保和政府主办医保体系(Medicare)的债务。新近得出的预测结果是，它将达到104万亿美元，是当前联邦政府债务的10倍。但凯恩斯学派人士不会感到紧张，因美国每年能轻松新筹资1万亿。这里需要懂得日本家庭和金融机构在从1990年代开始的零增长的20年中，是以何种方式让日本公共债务爆裂的(高达200%的GDP)。
美国家庭今年二季度是国债的大规模的净抛售方。共同基金仅买入1420亿，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购买国债的数量更少。银行是主要买方。据金融业内机构统计，美国银行当前约将13%的资产配置在各种政府债券上。以历史标准看，此比例也是最低的。若银行将国债比例增至1990年代时的比例，可以想象它们每年可买入2500亿政府债券。但这只是假设。据10月份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仍继续抛售国债。
由此可了解，国债只剩下两类潜在大买家，美联储和外国投资者。前者二季度大量买进国债，而后者同期也增持3800亿。据摩根斯坦利分析师们对数据逐项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到明年中期，对国债的需求会减少5980亿，约合新增发国债总量的三分之一。
当然，中国朋友可能会再施援手，继续增持已是数目庞大的美政府债务。中国目前持有发行在外的，约为美政府债券总量的13%。在此储备累积过程中的高峰期，中国每月购入的美国债曾一度占当月发行量的75%。
但国际金融领域中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者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的看法，若此趋势延续，美国经常项下的赤字到2030年会升至GDP的15%，而美国对全球所欠的总债务净额将达GDP的140%。在此情形下，美国每年对外国债权人的还款将高达7%的GDP。
是否出现这一幕并还不能让人确信。但至少有一点已出现，中国人在抱怨他们已握有太多的美国债。另一问题是美元大幅贬值似乎很可能，因为美国处于能够以自己货币借款的幸运地位，让美联储有了能按照自己意愿发行货币的权力。
历史能坚定支持重大财政危机一定会尾随重大金融危机的命题。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Rogoff)两位经济学者在《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书的结论是，在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之后的3年内，政府债务平均增加86%。紧随债务爆炸后，如下两件事之一必会发生：或通常是以外国货币的债务的偿还违约，或是来一轮高通胀，让债权人倒霉。所有欧洲大国的历史都充满如此经历。的确，连续偿债违约和高通胀一直趋向于是帝国衰退的最确定的征兆。
美国因其都是美元债务，所以不会出现偿债违约。然而，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究竟是否会看到美联储会开动印钞机，之后便出现价格飙升和实际债务负担减少的举动？这正是全球投资者担忧的可怕一幕。这也是他们为何选择抛售美元，购买黄金的原因。
但就现在看，通胀仍还是相当远的一幕。在失业率超过10%，工会势力受到削弱和全球制造业巨量的闲置产能情形下，现在不具备1970年代的导致剧烈通胀的压力。仅凭近期对公众的调查结果，以及普通债券和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之间的收益差就可看出，公众对通胀的预期也相当稳定。
然而，还会出现从各角度看比通胀更糟的另一幕。正在发生的是真实利率在上升。据众多经济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债务与GDP比例的大幅提高，往往引发实际利率上扬。近期一份研究结论，政府债务与GDP比例每增加20%，便导致实际利率上涨20-120个基点(0.2%–1.2%)。这一幕会以下面三种方式表现：名义利率上升而通胀维持不动；名义利率不动而通胀下降；或是噩梦般的，名义利率上升和通胀下跌。
今天的凯恩斯主义者否认这一幕会发生。但历史教训能证明他们是错误的。过去已有过多个名义利率在通缩时照样上升的现象，即1930年代的法国。进一步看，日本似乎正在显现这一幕。日本新财长上周承认，他高度关注政府债券收益率近期上涨的现象。同样在上周，日本政府承认价格在温和上升3年后，再次退回通缩。
同样一幕发生在美国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对美国债收益提出更高要求，以补偿他们所持有的疲软美元。经济下跌情形中的通胀可能会继续让人们感到吃惊。但毕竟目前消费价格通胀仍为负。
人们为何会对通涨前出现实际利率上涨而感到担忧？答案是一个负债庞大的政府，甚至负债更庞大的公众，实际利率上涨意味着他们偿债负担更沉重。大多数债务相对较短的期限，意味着高比例的债务必定每年后延。这也意味着利率上涨会令人感到恐慌地在整个系统快速蔓延。
经CBO预测，即使利率在低位，经济恢复增长，联邦政府所要支付利息会从今年财政收入的8%升至2019年的17%。若利率略微上调，经济仍在低谷，付息总额会很快达到财政收入的20%。历史也证实，一旦偿债支出达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经济必然出问题，并会很快落入信用程度不断恶化的怪圈。投资者不相信此经济体能够偿还债务，他们因此会收取更高利息，由此让借款人境况变得更糟。
这种情况对超级大国的影响更严重。原因是，随着支付利息吞噬更多预算，一些包括国防在内的开支就必须缩减。据CBO估计，大幅削减国家安全开支的相对份额已列入联邦预算考虑中。据五角大楼的计划，国防开支将从目占GDP的4%降至2015年的3.2%，到2028年再降至2.6%。
以本文作者估计，医保开支从长期看，将从当前GDP的16%升至33%。但在除医保、社保和支付利息之外的开支，会从当前的GDP的12%降至未来的8.4%。
以上就是帝国如何步入衰落之途的一幕幕情形。它起源于债务爆炸，以迫不得已削减国防开支所需的各种资源而结束。这也是选民们为何对美国庞大债务更担忧。据调查机构拉斯穆森(Rasmussenreport)的最新调查结果，42%的美国人现表示，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前将赤字削减一半应是最重要的任务，重要程度远超过24%的被访者认为医保是最重要的。但简单地将赤字削减一半还不够。若美国不尽快拿出令人可信的，在未来5-10年内平衡联邦预算的办法，债务危机可能导致美国实力大幅下降的危险是非常实际的。
史上已有多个先例。哈普斯堡时代的西班牙在1557-1696年间共发生债务违约14次。同期，因过度沉溺于来自新大陆(13.91,-0.38,-2.66%)的白银而最终被通胀击垮。大革命前的法国在1788年前拿出皇家收入的62%来偿还债务。土耳其帝国也走上同样道路，支付利息和分期偿还债务的比重从1860年15%的财政预算，猛增至1875年的50%。人们还不应忘记最后的大英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支付利息耗去了英国财政预算的44%，让其在面临德国威胁时要重新武装起来极端困难。
这就是称之为帝国没落的生命攸关的计算法。在无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出现前，此算法接下来也会适用于美国。(皖东)
美股评论：美国经济面临失落十年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3日 03:01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12月2日发表社论称，巨额财政赤字将让美国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必须大刀阔斧地削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同时通过减税来提振经济。
以下是评论文章原文：
巨额赤字不单单意味着大量的债务，还意味着未来几十年更缓慢的经济增长、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物价。解决之道只有一个：大刀阔斧削减支出。
仅仅说当前白宫的预算赤字相当庞大、史无前例，这太轻描淡写了。事实上，从2009年到2012年，美国增加的国家债务相当于美国建国后的234年间所借的债务。
我们并不是说赤字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不好的东西。实际上，如果规模不大，赤字是无关紧要的。这就像我们在信用卡上小小地透支一下。只要它不达到挤出其他投资的程度，关系就不是很大。
但是即将袭来的赤字支出巨浪无论从何种标准来衡量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未来十年中，美国债务将达到13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我们当前全部的经济产出。
单是今年一年，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2%之巨，大约1.4万亿美元。未来十年，赤字占GDP的平均比重将达到5%。相比之下，从1970年到2008年，平均比重为2.4%。
为什么会这样？经济放缓影响到财政收入当然是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元凶是支出。战后，联邦支出平均占GDP的20%左右。未来十年，平均比重将达到23.5%，大约每年递增18%。
社会保障和医疗成本的激增、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7000亿美元的救援资金，以及方方面面支出的增加，让财政支出走向失控。
如果听之任之，财政支出和赤字将迫使税率大幅上升，从而给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标准带来毁灭性打击。根据无党派的Tax Foundation最近发布的报告，单是填补今年的预期赤字缺口，就需要将所有纳税人的税率提高两倍。
没错，提高两倍。今天，联合报税者面临的税率为收入的10%到35%不等。要消除预算赤字，税率必须激增至27.2%到95.2%的水平。
Tax Foundation政策主管、上述报告的作者比尔·埃亨(Bill Ahern)表示：“未来几年为实现预算平衡所需的高税率定将打击所有产生收入的活动，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答案应该是更多的刺激支出，这样才能复兴经济，从而提高财政收入和缩减赤字。但是我们一直在这么做，结果却是惨败。
还记得日本吗？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整个过程的开始也跟我们一样，始于房地产和股市的崩盘。当初日本没有选择减税，而是决定“刺激”经济，与我们787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目的一样。
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20世纪90年代，日本将基础设施支出从GDP的6.5%增加到8.3%，相当于实际开支增加28%。
经过10轮刺激计划之后，日本并未取得什么成效。这也就是经济学家称其为“失落十年”的原因。90年代，日本经济年增幅只有可怜的0.5%，远远低于前20年平均3%以上的增长。日本净财富缩水16万亿美元，是日本经济规模的3倍以上。
这十年给日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遗产：总债务大约占GDP的200%，为发达国家之最。这一点将阻碍日本的经济增长，加上人口老龄化，本世纪日本将继续面临经济和生产率增长缓慢。我们不应步他们的后尘。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削减不必要的支出。这没有道理可讲，认为向大家征税然后把钱浪费掉是一个好主意是很荒谬的。
美国审计总署最近披露，超过1000亿美元的联邦支出根本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民间智囊团认为超过7000亿美元的支出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这部分支出应该砍掉。
要想让经济重新充满活力，应该尝试削减税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艾伯特·艾尔西纳(Alberto Alesina)和西尔维亚·阿德格纳(Silvia Ardagna)在研究经合组织成员国从1970年到2007年的经济状况之后得出结论：“基于减税的财政刺激比基于政府支出的财政刺激更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是的，我们以前就说过：减税是有效的。
然而现任政府拒绝考虑这一政策。现在是时候扭转我们的通向财政毁灭之路了。
新浪财经讯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12月2日发表社论称，巨额财政赤字将让美国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必须大刀阔斧地削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同时通过减税来提振经济。
以下是评论文章原文：
巨额赤字不单单意味着大量的债务，还意味着未来几十年更缓慢的经济增长、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物价。解决之道只有一个：大刀阔斧削减支出。
仅仅说当前白宫的预算赤字相当庞大、史无前例，这太轻描淡写了。事实上，从2009年到2012年，美国增加的国家债务相当于美国建国后的234年间所借的债务。
我们并不是说赤字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不好的东西。实际上，如果规模不大，赤字是无关紧要的。这就像我们在信用卡上小小地透支一下。只要它不达到挤出其他投资的程度，关系就不是很大。
但是即将袭来的赤字支出巨浪无论从何种标准来衡量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未来十年中，美国债务将达到13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我们当前全部的经济产出。
单是今年一年，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2%之巨，大约1.4万亿美元。未来十年，赤字占GDP的平均比重将达到5%。相比之下，从1970年到2008年，平均比重为2.4%。
为什么会这样？经济放缓影响到财政收入当然是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元凶是支出。战后，联邦支出平均占GDP的20%左右。未来十年，平均比重将达到23.5%，大约每年递增18%。
社会保障和医疗成本的激增、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7000亿美元的救援资金，以及方方面面支出的增加，让财政支出走向失控。
如果听之任之，财政支出和赤字将迫使税率大幅上升，从而给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标准带来毁灭性打击。根据无党派的Tax Foundation最近发布的报告，单是填补今年的预期赤字缺口，就需要将所有纳税人的税率提高两倍。
没错，提高两倍。今天，联合报税者面临的税率为收入的10%到35%不等。要消除预算赤字，税率必须激增至27.2%到95.2%的水平。
Tax Foundation政策主管、上述报告的作者比尔·埃亨(Bill Ahern)表示：“未来几年为实现预算平衡所需的高税率定将打击所有产生收入的活动，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答案应该是更多的刺激支出，这样才能复兴经济，从而提高财政收入和缩减赤字。但是我们一直在这么做，结果却是惨败。
还记得日本吗？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整个过程的开始也跟我们一样，始于房地产和股市的崩盘。当初日本没有选择减税，而是决定“刺激”经济，与我们787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目的一样。
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20世纪90年代，日本将基础设施支出从GDP的6.5%增加到8.3%，相当于实际开支增加28%。
经过10轮刺激计划之后，日本并未取得什么成效。这也就是经济学家称其为“失落十年”的原因。90年代，日本经济年增幅只有可怜的0.5%，远远低于前20年平均3%以上的增长。日本净财富缩水16万亿美元，是日本经济规模的3倍以上。
这十年给日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遗产：总债务大约占GDP的200%，为发达国家之最。这一点将阻碍日本的经济增长，加上人口老龄化，本世纪日本将继续面临经济和生产率增长缓慢。我们不应步他们的后尘。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削减不必要的支出。这没有道理可讲，认为向大家征税然后把钱浪费掉是一个好主意是很荒谬的。
美国审计总署最近披露，超过1000亿美元的联邦支出根本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民间智囊团认为超过7000亿美元的支出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这部分支出应该砍掉。
要想让经济重新充满活力，应该尝试削减税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艾伯特·艾尔西纳(Alberto Alesina)和西尔维亚·阿德格纳(Silvia Ardagna)在研究经合组织成员国从1970年到2007年的经济状况之后得出结论：“基于减税的财政刺激比基于政府支出的财政刺激更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是的，我们以前就说过：减税是有效的。
然而现任政府拒绝考虑这一政策。现在是时候扭转我们的通向财政毁灭之路了。
他为什么要卖掉商业周刊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5日 01:14 21世纪经济报道
陈晓平 黄晨霞
“传统的以广告资助的商业模式已经死亡。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线广告并不能支撑报纸长期活下去。”12月1日，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此说道。
“毫不客气地说，这是盗窃。”对于“批发”新闻的集合网站，默多克言辞犀利。此前，新闻集团试图通过阻止谷歌(Google)链接旗下报纸的内容，以改变互联网经济的版图，包括报纸在内的大部分出版商如今都在网上免费提供内容。
同一天，麦格劳·希尔集团正式宣布，《商业周刊》出售给彭博社的交易已经完成。向这个自己家族看管了80年的媒体品牌说“再见”，集团董事长兼CEO哈罗德·麦格劳三世在所有公众场合表达的都是两层意思，在中国也不例外：《商业周刊》的品质毋庸置疑，只是不符合公司的战略；祝福其在彭博社能够有更好的未来。
显然，麦格劳三世不愿意谈及，如果从财务考虑，《商业周刊》是否已是“不良资产”。2005-2008年间，广告页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下降，“最近几年来，美国的广告主已更倾向于选择即时性、视觉效果更直观的数字化媒体，相信中国这个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其向投资者提供的一份报告则指出，该杂志去年亏损了4300万美元，对于一家营业利润率超过20%的公司来说，出售该业务是早晚的事情。
麦格劳三世曾经努力过。早在1994年，《商业周刊》就推出在线网站www.bussnissweek.com，2008年其网站的平均独立访问用户达到920万。然而，正如默多克在演说中不幸指出的一样，“在线广告虽然在增长，但仅仅只能弥补传统广告减少的一小部分。”
默多克矢志将继续投资优质的内容，只是他已决意不再提供免费的午餐了，旗下《华尔街日报》的网络新闻已开始向用户收费，此收费模式将扩展至旗下所有报纸。与默多克不同，麦格劳三世自担任CEO以来，一直在逐步出售传统纸媒资产，降低对广告的依赖，对比标准普尔稳固的盈利模式以及高达40%的营业利润率，何必再去劳神去挽救《商业周刊》呢？
不过，麦格劳三世明白，在数字化时代，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教育出版领域，麦格劳-希尔集团同样无法置身事外，“我们已进入2.0世界，Google等公司出现，他们就像一个催化剂，让数字化的演化爆炸了。”麦格劳三世说道，“技术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革命性的。”
贵族CEO
在谈及数字化时，哈罗德也会说起热门社交网络Facebook和十分嘈杂的Twitter，但现实生活的他似乎并不太热衷于商业交际。据说，麦格劳三世没有去过达沃斯论坛，也未曾到过太阳谷峰会。事实上，即便是各大商业领袖趋之若鹜的中国，他都很少来，上次来华已在2004年，两年后，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他还说更看好印度市场的发展。
这种低调似乎与商人们喜好交际的作风有些相悖。麦格劳三世所在的家族享誉美国出版界。1888年，詹姆斯·麦格劳——即麦格劳三世的曾祖父以教育出版起家，1919年麦格劳出版与希尔出版公司合并，由此奠定了在出版业的领导地位，1966年，收购标准普尔，逐步演化成为横跨金融信息、教育出版、媒体信息服务的公司。好事者分析说，与掌舵培生集团的家族喜欢隐居幕后不同，麦格劳家族有冲锋在前的传统，目前，集团董事会就有三名麦格劳先生。
准确地说，麦格劳·希尔应该属于信息提供商。其中，金融信息以“标准普尔”(Standand&Poor's)为品牌，提供独立信用评级、指数、风险评估、投资研究和金融数据，在过去10年，几乎每年(只有2000年与2008年例外)都是超过两位数的增长，现在贡献着集团超过一半的营业利润；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McGraw-hill Education)，以40种语言提供从幼儿教育到职业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信息&媒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若干城市组成有线电视网络，另一部分则是“Business-to-Business Group”，拥有多个在各个专业领域的信息服务品牌，比如能源领域的普氏能源资讯，市场研究机构J.D. Power and Associates等。
亲近的人都管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麦格劳三世叫Terry。1979年前，他一直在金融业工作，并未进入家族企业，因为当年美国运通敌意收购公司，他回去给掌舵的父亲帮忙，才开始进入公司，然后历任《航空周刊》出版人、出版部门负责人，标准普尔总裁等职，最终在1998年成为公司的CEO，谷歌的诞生还是半年以后的事情。
彼时，麦格劳希尔集团营收规模为37.13亿美元，其业务构成是，麦格劳·希尔教育收入16.6亿美元，占比44.7%，“金融服务”与“信息&媒体”平分秋色。在担任公司CEO的10年内，麦格劳三世将公司的营收规模扩大了1倍，2008年团营收达到了63.55亿美元，权益回报率(return on equity)从1998年的22.9%增长为55.3%，公司平均股价从19.75美元增加到41.03美元。在金融危机之前，麦格劳·希尔的回报率远远战胜了标普500和对标公司。
信息提供商
在麦格劳·希尔集团的业务组合中，麦格劳·希尔教育类似现金牛，利润率稳定，成长性低，金融信息服务是明星产业，增长快、利润率高，两项的商业模式比较明确。而信息&媒体部门，营收规模一直停留在1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业务构成业几经调整，《商业周刊》曾经隶属于该部门。在传媒业剧烈动荡的背景下，麦格劳三世遭到了中国记者的追问，“我们对这个部门的发展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仍然在继续研究。”不过从其过往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窥视其转型的若干走向。
根据麦格劳·希尔集团1998年年报，除了已出售的《商业周刊》、仍然保留的麦格劳·希尔信息建筑公司，曾经存在Publication Services Gourp隶属于“信息&媒体”，拥有航空、医疗、科技、石化等各领域60多种出版物，Terry本人早年还负责过这个部门。不过，从担任CEO开始，麦格劳·希尔就一直在减持这部分传统杂志业务，例如《化工工程》(chemical engineering)杂志等，目前保留在集团内的仅是《航空周刊》等几份杂志。
“我们很早就比较明确决定要退出这个市场，主要考虑到小的行业出版物规模太小，受市场的影响又很大，这块靠广告的业务只达到我们收入的2%，所以太小了不值得发展它。”Terry解释道。9月中旬，他在高盛的投资者说明会中预测，由于广告投放的疲弱，信息&媒体部门的收入将下降8%-9%。
克服颓势的办法，似乎是成为收费的信息提供商。毕竟，集团旗下的其他两大业务提供的内容，从一开始就不是免费的。在中国，Terry告诉媒体同行，信息&媒体部门将“从大众媒体转向受众细分，致力于提供更加专业和针对性的信息服务，要有针对性的、更加专业、针对性的信息平台来发展”。在他看来，《商业周刊》提供的数据还是太“大众”了。
出售《商业周刊》后，麦格劳-希尔集团已经没有多少新闻媒体资产了，其有线电视网络年营收规模仅仅在1亿美元左右，保留的一大原因是提供的现金流比较稳定。在交易完成的新闻稿中，其战略重点将是金融服务、教育以及“商业数据与分析”(Business Data and Analytics)。
这种转型，在2005年已初露端倪，那年麦格劳-希尔收购了市场信息提供商J.D. Power and Associates，J.D. Power在汽车、金融保险、医疗保健等行业以市场满意度调查知名。2008年，J.D. Power还收购了Umbria公司，扩展了在线数据的挖掘能力，Umbria拥有一项专有技术，能够将在线社区上非结构化的数据转化为可识别的数据。
除了J.D. Power之外，隶属Business-to-Business Group的其他品牌，一样专注于特定行业的信息服务。普氏能源资讯关注的是能源价格资讯和价格分析；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则致力于链接建筑界的供求双方，其上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美国一个州就有二三十名建筑信息的团队成员搜集在建项目信息，然后汇集在网络平台上，提供给材料商、设计院；麦格劳-希尔航空与防务信息公司，则从一本杂志成为航空、航天和防务领域全球最大的多媒体信息服务提供商。
由于专业和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本身能够收费，在盈利模式上降低了对于广告的依赖。这与默多克说的报纸应当就内容收费是相似的，然而，报纸的内容收费更多是B2C业务，需要去把握大众消费群的心理，而麦格劳三世专业的细分信息服务，则属于B2B业务，可直接向公司、政府收费外，也更加容易形成准入壁垒，最大限度地克服传播技术对于业务的扰动，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其出售《商业周刊》的举动，毕竟，对于新闻媒体机构而言，要实现B2C到B2B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
数字化快跑
为什么彭博收购《商业周刊》也许能做得更好？“彭博社有很多出版物，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不同的形式出版《商业周刊》，用不同的平台发布信息。”在Terry看来，规模是一个传媒集团需要强调的。除此之外，传媒公司是否拥有未来，取决于如何应对两大变革：一是全球化，要求不断关注全世界的市场；一是数字化，“网上已有多种互动的方式，并已经拥有不少经过验证的、可靠的商业模式。”
麦格劳-希尔教育是麦格劳家族兴起的业务，主要为教育类的图书出版和教育测评及报告。产品结构中，核心产品即教材图书，在过去，这项业务的增长取决于各年龄段的入学人数。而现在，这项传统出版业务正为数字化浪潮所裹挟。
据美国书业研究集团统计，2008年美国图书销售环比继续下降，全年图书销售总量为31.3亿册，比2007年减少1.5%。亚马逊Kindle阅读器的崛起，更在加速颠覆出版业传统的生产模式。截至今年6月底，Kindle电子书库中约有28万种图书，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大部分新书。
“电子书的价格只有印刷版本的一半。”Terry在高盛的说明会中说，目前，麦格劳-希尔99%的大学教材已经有了电子版本。传统的纸质图书为电子图书和未来技术所取代的趋势，已经在集团2009年三季报有所体现，其传统教材业务萎缩，而在线学习工具、电子书以及在线课程等业务都获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在美国，纸质教材向数字教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麦格劳-希尔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张岩说道。
“我们从90年代中期试图弄明白到底数字化是什么，它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哪个方向，市场到底会转移到哪里。因为市场转移到哪，你就必须跟进到哪。这就是过去15年，行业进化的大图景。”Terry说，而现在他的思索似乎有了答案。
“技术已经重塑了教育体验的各个方面，简单的教材转变为一种教育的解决方案”，在2008年集团年报中，麦格劳三世写道。美国的传统教育出版集团纷纷开始侧重于内容的深度挖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比如，培生教育集团将其在内容、技术和考试测评领域的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开发远程教学网，提供教育培训服务，建立起网上网下相结合的个性化教学服务平台，使出版服务延续到用户的整个学习过程中。
同样，麦格劳希尔教育也正致力于将传统教材内容、测评体系等搬到网上去，以其主打的产品McGraw-Hill ConnectTM 为例，以教材、教案数、测评工具的数字化，打造完整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款产品今秋将为全美50万名大学生所使用，采用订阅付费，“就一个商科教程而言，Connect一学期的花费是40美元，如果匹配教科书的话，则80美元。”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高盛的报告会中，麦格劳三世宣布，已经有18项学习科目开发了ConnectTM产品，并表示很快将达到30个科目。当然，培生、John Wiley&Sons INc。提供相似的在线教学服务。
张岩说，借助数字化技术，麦格劳-希尔教育正从一个简单的教材出版供应商逐步演化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包括这家公司新近在中国与安博教育开展的合作。在该合作中，麦格劳-希尔将为参加安博职业培训项目的IT工程师开发定制的英语培训课件和培训材料，学习课程将混合形式提供，包括在线活动和分组活动。
与数字化时代的服务转型对应，麦格劳希尔教育需要更关注受教育者学习、工作流程，“比如，我们正在考虑专业人士每天在做些什么，有什么需要，为他们提供什么内容；我们也考虑学生是怎么学习的，如何使他们更高效地学习。这里有很多步骤，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麦格劳-希尔教育的一位高层说道。
那么，数字化时代制胜的关键何在？麦格劳三世的回答是“速度、紧迫性和定制化”：速度，是要赶紧顺着这个方向向前奔跑；紧迫性，是要能迅速且正确地开发出各类的解决方案，了解变革所需要的新的能力和技巧，要了解哪些行业和领域是需要进入的；定制化，根据你的需求来定制产品，要建立强大而界面统一的平台。
最新的事实似乎也证明，麦格劳-希尔集团正在努力成为数字技术的快跑者。今年10月，麦格劳·希尔专业出版(McGraw-Hill Professional)宣布和iPhone应用软件开发商ScrollMotion公司开展合作，向iPhone和iPod Touch用户提供电子书；早些时候，麦格劳-希尔教育与亚马逊达成协议，麦格劳-希尔将选择100种最畅销的高等教育图书在Kindle DX上发行；同时，还在探索与在线教科书租赁服务商Chegg,合作，首次合作将提供大约25种书面。
“如此之多的人涌入到数字世界中，包括投资者，他们可能在早晨的时候会问你：‘见鬼，你到底在干嘛？’” 对此，麦格劳三世有些时不我待的急迫，“必须牢记，竞争优势永远是在于人才。我的职责就在于要确保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有趣的，开放的，有吸引力、具备挑战性的。
陈晓平 黄晨霞
“传统的以广告资助的商业模式已经死亡。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线广告并不能支撑报纸长期活下去。”12月1日，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此说道。
“毫不客气地说，这是盗窃。”对于“批发”新闻的集合网站，默多克言辞犀利。此前，新闻集团试图通过阻止谷歌(Google)链接旗下报纸的内容，以改变互联网经济的版图，包括报纸在内的大部分出版商如今都在网上免费提供内容。
同一天，麦格劳·希尔集团正式宣布，《商业周刊》出售给彭博社的交易已经完成。向这个自己家族看管了80年的媒体品牌说“再见”，集团董事长兼CEO哈罗德·麦格劳三世在所有公众场合表达的都是两层意思，在中国也不例外：《商业周刊》的品质毋庸置疑，只是不符合公司的战略；祝福其在彭博社能够有更好的未来。
显然，麦格劳三世不愿意谈及，如果从财务考虑，《商业周刊》是否已是“不良资产”。2005-2008年间，广告页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下降，“最近几年来，美国的广告主已更倾向于选择即时性、视觉效果更直观的数字化媒体，相信中国这个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其向投资者提供的一份报告则指出，该杂志去年亏损了4300万美元，对于一家营业利润率超过20%的公司来说，出售该业务是早晚的事情。
麦格劳三世曾经努力过。早在1994年，《商业周刊》就推出在线网站www.bussnissweek.com，2008年其网站的平均独立访问用户达到920万。然而，正如默多克在演说中不幸指出的一样，“在线广告虽然在增长，但仅仅只能弥补传统广告减少的一小部分。”
默多克矢志将继续投资优质的内容，只是他已决意不再提供免费的午餐了，旗下《华尔街日报》的网络新闻已开始向用户收费，此收费模式将扩展至旗下所有报纸。与默多克不同，麦格劳三世自担任CEO以来，一直在逐步出售传统纸媒资产，降低对广告的依赖，对比标准普尔稳固的盈利模式以及高达40%的营业利润率，何必再去劳神去挽救《商业周刊》呢？
不过，麦格劳三世明白，在数字化时代，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教育出版领域，麦格劳-希尔集团同样无法置身事外，“我们已进入2.0世界，Google等公司出现，他们就像一个催化剂，让数字化的演化爆炸了。”麦格劳三世说道，“技术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革命性的。”
贵族CEO
在谈及数字化时，哈罗德也会说起热门社交网络Facebook和十分嘈杂的Twitter，但现实生活的他似乎并不太热衷于商业交际。据说，麦格劳三世没有去过达沃斯论坛，也未曾到过太阳谷峰会。事实上，即便是各大商业领袖趋之若鹜的中国，他都很少来，上次来华已在2004年，两年后，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他还说更看好印度市场的发展。
这种低调似乎与商人们喜好交际的作风有些相悖。麦格劳三世所在的家族享誉美国出版界。1888年，詹姆斯·麦格劳——即麦格劳三世的曾祖父以教育出版起家，1919年麦格劳出版与希尔出版公司合并，由此奠定了在出版业的领导地位，1966年，收购标准普尔，逐步演化成为横跨金融信息、教育出版、媒体信息服务的公司。好事者分析说，与掌舵培生集团的家族喜欢隐居幕后不同，麦格劳家族有冲锋在前的传统，目前，集团董事会就有三名麦格劳先生。
准确地说，麦格劳·希尔应该属于信息提供商。其中，金融信息以“标准普尔”(Standand&Poor's)为品牌，提供独立信用评级、指数、风险评估、投资研究和金融数据，在过去10年，几乎每年(只有2000年与2008年例外)都是超过两位数的增长，现在贡献着集团超过一半的营业利润；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McGraw-hill Education)，以40种语言提供从幼儿教育到职业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信息&媒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若干城市组成有线电视网络，另一部分则是“Business-to-Business Group”，拥有多个在各个专业领域的信息服务品牌，比如能源领域的普氏能源资讯，市场研究机构J.D. Power and Associates等。
亲近的人都管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麦格劳三世叫Terry。1979年前，他一直在金融业工作，并未进入家族企业，因为当年美国运通敌意收购公司，他回去给掌舵的父亲帮忙，才开始进入公司，然后历任《航空周刊》出版人、出版部门负责人，标准普尔总裁等职，最终在1998年成为公司的CEO，谷歌的诞生还是半年以后的事情。
彼时，麦格劳希尔集团营收规模为37.13亿美元，其业务构成是，麦格劳·希尔教育收入16.6亿美元，占比44.7%，“金融服务”与“信息&媒体”平分秋色。在担任公司CEO的10年内，麦格劳三世将公司的营收规模扩大了1倍，2008年团营收达到了63.55亿美元，权益回报率(return on equity)从1998年的22.9%增长为55.3%，公司平均股价从19.75美元增加到41.03美元。在金融危机之前，麦格劳·希尔的回报率远远战胜了标普500和对标公司。
信息提供商
在麦格劳·希尔集团的业务组合中，麦格劳·希尔教育类似现金牛，利润率稳定，成长性低，金融信息服务是明星产业，增长快、利润率高，两项的商业模式比较明确。而信息&媒体部门，营收规模一直停留在1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业务构成业几经调整，《商业周刊》曾经隶属于该部门。在传媒业剧烈动荡的背景下，麦格劳三世遭到了中国记者的追问，“我们对这个部门的发展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仍然在继续研究。”不过从其过往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窥视其转型的若干走向。
根据麦格劳·希尔集团1998年年报，除了已出售的《商业周刊》、仍然保留的麦格劳·希尔信息建筑公司，曾经存在Publication Services Gourp隶属于“信息&媒体”，拥有航空、医疗、科技、石化等各领域60多种出版物，Terry本人早年还负责过这个部门。不过，从担任CEO开始，麦格劳·希尔就一直在减持这部分传统杂志业务，例如《化工工程》(chemical engineering)杂志等，目前保留在集团内的仅是《航空周刊》等几份杂志。
“我们很早就比较明确决定要退出这个市场，主要考虑到小的行业出版物规模太小，受市场的影响又很大，这块靠广告的业务只达到我们收入的2%，所以太小了不值得发展它。”Terry解释道。9月中旬，他在高盛的投资者说明会中预测，由于广告投放的疲弱，信息&媒体部门的收入将下降8%-9%。
克服颓势的办法，似乎是成为收费的信息提供商。毕竟，集团旗下的其他两大业务提供的内容，从一开始就不是免费的。在中国，Terry告诉媒体同行，信息&媒体部门将“从大众媒体转向受众细分，致力于提供更加专业和针对性的信息服务，要有针对性的、更加专业、针对性的信息平台来发展”。在他看来，《商业周刊》提供的数据还是太“大众”了。
出售《商业周刊》后，麦格劳-希尔集团已经没有多少新闻媒体资产了，其有线电视网络年营收规模仅仅在1亿美元左右，保留的一大原因是提供的现金流比较稳定。在交易完成的新闻稿中，其战略重点将是金融服务、教育以及“商业数据与分析”(Business Data and Analytics)。
这种转型，在2005年已初露端倪，那年麦格劳-希尔收购了市场信息提供商J.D. Power and Associates，J.D. Power在汽车、金融保险、医疗保健等行业以市场满意度调查知名。2008年，J.D. Power还收购了Umbria公司，扩展了在线数据的挖掘能力，Umbria拥有一项专有技术，能够将在线社区上非结构化的数据转化为可识别的数据。
除了J.D. Power之外，隶属Business-to-Business Group的其他品牌，一样专注于特定行业的信息服务。普氏能源资讯关注的是能源价格资讯和价格分析；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则致力于链接建筑界的供求双方，其上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美国一个州就有二三十名建筑信息的团队成员搜集在建项目信息，然后汇集在网络平台上，提供给材料商、设计院；麦格劳-希尔航空与防务信息公司，则从一本杂志成为航空、航天和防务领域全球最大的多媒体信息服务提供商。
由于专业和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本身能够收费，在盈利模式上降低了对于广告的依赖。这与默多克说的报纸应当就内容收费是相似的，然而，报纸的内容收费更多是B2C业务，需要去把握大众消费群的心理，而麦格劳三世专业的细分信息服务，则属于B2B业务，可直接向公司、政府收费外，也更加容易形成准入壁垒，最大限度地克服传播技术对于业务的扰动，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其出售《商业周刊》的举动，毕竟，对于新闻媒体机构而言，要实现B2C到B2B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
数字化快跑
为什么彭博收购《商业周刊》也许能做得更好？“彭博社有很多出版物，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不同的形式出版《商业周刊》，用不同的平台发布信息。”在Terry看来，规模是一个传媒集团需要强调的。除此之外，传媒公司是否拥有未来，取决于如何应对两大变革：一是全球化，要求不断关注全世界的市场；一是数字化，“网上已有多种互动的方式，并已经拥有不少经过验证的、可靠的商业模式。”
麦格劳-希尔教育是麦格劳家族兴起的业务，主要为教育类的图书出版和教育测评及报告。产品结构中，核心产品即教材图书，在过去，这项业务的增长取决于各年龄段的入学人数。而现在，这项传统出版业务正为数字化浪潮所裹挟。
据美国书业研究集团统计，2008年美国图书销售环比继续下降，全年图书销售总量为31.3亿册，比2007年减少1.5%。亚马逊Kindle阅读器的崛起，更在加速颠覆出版业传统的生产模式。截至今年6月底，Kindle电子书库中约有28万种图书，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大部分新书。
“电子书的价格只有印刷版本的一半。”Terry在高盛的说明会中说，目前，麦格劳-希尔99%的大学教材已经有了电子版本。传统的纸质图书为电子图书和未来技术所取代的趋势，已经在集团2009年三季报有所体现，其传统教材业务萎缩，而在线学习工具、电子书以及在线课程等业务都获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在美国，纸质教材向数字教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麦格劳-希尔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张岩说道。
“我们从90年代中期试图弄明白到底数字化是什么，它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哪个方向，市场到底会转移到哪里。因为市场转移到哪，你就必须跟进到哪。这就是过去15年，行业进化的大图景。”Terry说，而现在他的思索似乎有了答案。
“技术已经重塑了教育体验的各个方面，简单的教材转变为一种教育的解决方案”，在2008年集团年报中，麦格劳三世写道。美国的传统教育出版集团纷纷开始侧重于内容的深度挖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比如，培生教育集团将其在内容、技术和考试测评领域的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开发远程教学网，提供教育培训服务，建立起网上网下相结合的个性化教学服务平台，使出版服务延续到用户的整个学习过程中。
同样，麦格劳希尔教育也正致力于将传统教材内容、测评体系等搬到网上去，以其主打的产品McGraw-Hill ConnectTM 为例，以教材、教案数、测评工具的数字化，打造完整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款产品今秋将为全美50万名大学生所使用，采用订阅付费，“就一个商科教程而言，Connect一学期的花费是40美元，如果匹配教科书的话，则80美元。”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高盛的报告会中，麦格劳三世宣布，已经有18项学习科目开发了ConnectTM产品，并表示很快将达到30个科目。当然，培生、John Wiley&Sons INc。提供相似的在线教学服务。
张岩说，借助数字化技术，麦格劳-希尔教育正从一个简单的教材出版供应商逐步演化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包括这家公司新近在中国与安博教育开展的合作。在该合作中，麦格劳-希尔将为参加安博职业培训项目的IT工程师开发定制的英语培训课件和培训材料，学习课程将混合形式提供，包括在线活动和分组活动。
与数字化时代的服务转型对应，麦格劳希尔教育需要更关注受教育者学习、工作流程，“比如，我们正在考虑专业人士每天在做些什么，有什么需要，为他们提供什么内容；我们也考虑学生是怎么学习的，如何使他们更高效地学习。这里有很多步骤，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麦格劳-希尔教育的一位高层说道。
那么，数字化时代制胜的关键何在？麦格劳三世的回答是“速度、紧迫性和定制化”：速度，是要赶紧顺着这个方向向前奔跑；紧迫性，是要能迅速且正确地开发出各类的解决方案，了解变革所需要的新的能力和技巧，要了解哪些行业和领域是需要进入的；定制化，根据你的需求来定制产品，要建立强大而界面统一的平台。
最新的事实似乎也证明，麦格劳-希尔集团正在努力成为数字技术的快跑者。今年10月，麦格劳·希尔专业出版(McGraw-Hill Professional)宣布和iPhone应用软件开发商ScrollMotion公司开展合作，向iPhone和iPod Touch用户提供电子书；早些时候，麦格劳-希尔教育与亚马逊达成协议，麦格劳-希尔将选择100种最畅销的高等教育图书在Kindle DX上发行；同时，还在探索与在线教科书租赁服务商Chegg,合作，首次合作将提供大约25种书面。
“如此之多的人涌入到数字世界中，包括投资者，他们可能在早晨的时候会问你：‘见鬼，你到底在干嘛？’” 对此，麦格劳三世有些时不我待的急迫，“必须牢记，竞争优势永远是在于人才。我的职责就在于要确保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有趣的，开放的，有吸引力、具备挑战性的。
2009年12月1日 星期二
BEIJING ACCUSED OF ATTACKING PRIVATE ENTERPRISE
By Jamil Anderlini, Geoff Dyer in Beijing 2009-11-26
eijing is facing a growing backlash from prominent figures in business and academia over claims that there has been creeping renationalisation in parts of the economy during the last year.
China's economy has recovered sharply in recent months as a result of an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government-directed bank lending, which has largely been channelled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owever, critics say that the stimulus measures have also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state reasserting control over some sections of the economy, which could hurt the country's long-term growth prospects.
“Before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we still felt like we were moving continuously towards a more market-oriented and liberalised economy, but the government's stimulus programme has pushed that trend backwards,” Zhang Xin, chief executive of Soho China, one of the country's 10 largest property developers,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in an interview.
“We are seeing this in real estate but it is much worse in other industries where private players are being crushed.”
The domi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being reasserted in a range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airlines, steel and coal-mining at the expense of private ownership – a phenomenon that has been called guojin mintui, translated as “the state advances as the private sector recedes”.
Most of the country's privately owned airlines that were set up in recent years have been absorbed by loss-making state competitors in virtual hostile takeovers, while Rizhao Steel, a prominent private steel company, agreed to sell a majority stake to a state-owned rival under strong political pressure.
While Beijing has not advocated renationalisation as a goal, officials and businesspeople say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have had that effect, particularly since the onset of the global crisis last year.
“The state monopoly on market entry for many sectors is caused by the insufficient reform of our political system,” according to Liu Jipeng, professor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who helped draft China's state assets law.
Mr Liu said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hange of heart in Beijing on privatisation was the fear that China could see the rise of its own version of the Russian oligarch Mikhail Khodorkovsky, who was jailed in 2005 in what many observers saw as Kremlin retaliation for his growing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taken some steps to try to defuse fears of a wave of nationalisations and has set up a group under Zhang Dejiang, vice-premier, to find ways to support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State media have reported the issue has been included among six main topics expected to be discussed in coming weeks by China's Communist leaders during their annual closed-door Economic Work Meeting, which sets the economic agenda for the forthcoming year.
In another sign of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 and private industry, th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in eastern Jiangsu province said earlier this year that it was launching a course specifically aimed at the children of successful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 planned curriculum mixe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ourses with instruction on party history and other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urse was to have started last month, but officials at the school said that it had been delayed.
eijing is facing a growing backlash from prominent figures in business and academia over claims that there has been creeping renationalisation in parts of the economy during the last year.
China's economy has recovered sharply in recent months as a result of an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government-directed bank lending, which has largely been channelled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owever, critics say that the stimulus measures have also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state reasserting control over some sections of the economy, which could hurt the country's long-term growth prospects.
“Before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we still felt like we were moving continuously towards a more market-oriented and liberalised economy, but the government's stimulus programme has pushed that trend backwards,” Zhang Xin, chief executive of Soho China, one of the country's 10 largest property developers,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in an interview.
“We are seeing this in real estate but it is much worse in other industries where private players are being crushed.”
The domi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being reasserted in a range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airlines, steel and coal-mining at the expense of private ownership – a phenomenon that has been called guojin mintui, translated as “the state advances as the private sector recedes”.
Most of the country's privately owned airlines that were set up in recent years have been absorbed by loss-making state competitors in virtual hostile takeovers, while Rizhao Steel, a prominent private steel company, agreed to sell a majority stake to a state-owned rival under strong political pressure.
While Beijing has not advocated renationalisation as a goal, officials and businesspeople say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have had that effect, particularly since the onset of the global crisis last year.
“The state monopoly on market entry for many sectors is caused by the insufficient reform of our political system,” according to Liu Jipeng, professor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who helped draft China's state assets law.
Mr Liu said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hange of heart in Beijing on privatisation was the fear that China could see the rise of its own version of the Russian oligarch Mikhail Khodorkovsky, who was jailed in 2005 in what many observers saw as Kremlin retaliation for his growing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taken some steps to try to defuse fears of a wave of nationalisations and has set up a group under Zhang Dejiang, vice-premier, to find ways to support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State media have reported the issue has been included among six main topics expected to be discussed in coming weeks by China's Communist leaders during their annual closed-door Economic Work Meeting, which sets the economic agenda for the forthcoming year.
In another sign of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 and private industry, th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in eastern Jiangsu province said earlier this year that it was launching a course specifically aimed at the children of successful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 planned curriculum mixe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ourses with instruction on party history and other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urse was to have started last month, but officials at the school said that it had been delayed.
美元储备体系的崩溃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24期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23日
如果一家公司借钱进行高回报的投资，投资收益大于成本，没有人会担心，但美国的债务却是用于对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糟糕的银行拯救计划以及对富人的减税，美元的长期价值已被削弱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文
美元危机已经来了，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长久以来，美元都是全球经济的基石。各国对美元有着长期的信心，这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从国外借钱变得很容易。20世纪90年代，为了确保美元的地位，美国采取了强势美元的政策。
但是，近年来美元价值波动频繁，作为储备货币的比重也开始逐渐下降。其他国家发现美国深陷在战争当中并且财政赤字飙升，开始担心可能到来的通胀，美元的长期吸引力开始减弱。许多拥有大量美元的国家开始减持或者降低增持的速度，给美元带来了更多压力。
在过去的8年当中，美国的国家债务翻了一倍。而在未来10年内，保守地估计这个数字会再次翻番，美国的债务与GDP的比值将会从2008年的40.8%上升到2019年的70%。
当然，赤字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外值得担忧的是美国的资产回报。打个比方，如果一家公司借钱进行高回报的投资，投资收益大于成本，没有人会担心。
但是，美国的债务赤字用在了哪些方面呢？对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糟糕的银行拯救计划以及对富人的减税。并没有投入到高回报率的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可以想象回报率的低下，这是令人最为担忧的地方。遗憾的是，很大程度上美国未来还会继续如此。
威胁美元的还有对通胀的预期，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有着强烈降低债务负担的冲动，而通胀能够让美元债务的真实价值降低。如果投资者认为未来美国可能会有高通胀，那么未来和当下的美元需求都会降低。
鉴于美国的经济情况仍然堪忧，美联储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利率低位以保障复苏。可是等到经济复苏后，银行信贷一旦重新开始活跃将会很难控制。虽然美联储号称有足够的应对措施，但是从历史记录来看，他们的“水晶球”可能很难让人信服。市场很难自我修正，而央行的政策时机也不见得是最优选择。
如今的美元不仅回报极低而且风险巨大，已经不再是良好的价值储备手段。那些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可能会采取行动保护其资产，这会给美元带来危机，并且会让全球脱离美元储备体系。
中国政府已经表达了对美元长期价值的担忧，而其他一些小国已经开始转移它们的储备资产。中国和日本还没有行动，是因为如果现在大肆抛售美元，会影响到存量的价值，另外也会影响到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它们拥有和可能实行的潜在战略，很多都会让美元承压。比如，中国在继续购买美元资产的同时，也在寻求新的投资能够对抗通胀以及汇率波动。
最重要的是，长期来讲现在美元储备体系将会向全球储备体系转变，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变化就是美元不再是单一的储备货币。现存体系是不稳定和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家把大量的美元投入到低收益的储备当中，并没有进行更高回报的投资。而这些巨额的储备导致了全球总需求的不足，也令全球贸易处于经常性失衡。
然而，全球储备体系将会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先导的全球储备体系——IMF的特别提款权（SDRs），但它的问题是发行的间断性以及额度太小，而且分配额度不理想，今后会有更多的改革会发生。
以上看来，弱势美元不可避免。其实，弱势美元会让美国出口更多、进口更少，这样有利于就业。好的就业状况可以增加工资收入，而且出口和与进口相竞争的行业都会受益。当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那些依靠进口的零售商会有损失，而那些华尔街押注美元强势的人士可能会失望。
和所有的经济变革一样，美元储备体系的陷落以及全球储备体系的兴起，一定会伴随着得意者和失败者。正是因为现存体系的不稳定性，所以不管华尔街的反对声有多大，变革一定会到来。各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地借钱给美国，而美国也不能单方面地宣称美元储备体系仍会延续。美国在考虑如何为其10年9万亿的赤字融资时，也应该考虑到美元失去其储备货币地位的可能。
凯恩斯在75年前就认识到建立全球储备体系的重要性，但是在1944年的布雷登会议上，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否决了凯恩斯的构想。而现在，是美元还旧债的时候了。■
如果一家公司借钱进行高回报的投资，投资收益大于成本，没有人会担心，但美国的债务却是用于对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糟糕的银行拯救计划以及对富人的减税，美元的长期价值已被削弱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文
美元危机已经来了，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长久以来，美元都是全球经济的基石。各国对美元有着长期的信心，这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从国外借钱变得很容易。20世纪90年代，为了确保美元的地位，美国采取了强势美元的政策。
但是，近年来美元价值波动频繁，作为储备货币的比重也开始逐渐下降。其他国家发现美国深陷在战争当中并且财政赤字飙升，开始担心可能到来的通胀，美元的长期吸引力开始减弱。许多拥有大量美元的国家开始减持或者降低增持的速度，给美元带来了更多压力。
在过去的8年当中，美国的国家债务翻了一倍。而在未来10年内，保守地估计这个数字会再次翻番，美国的债务与GDP的比值将会从2008年的40.8%上升到2019年的70%。
当然，赤字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外值得担忧的是美国的资产回报。打个比方，如果一家公司借钱进行高回报的投资，投资收益大于成本，没有人会担心。
但是，美国的债务赤字用在了哪些方面呢？对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糟糕的银行拯救计划以及对富人的减税。并没有投入到高回报率的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可以想象回报率的低下，这是令人最为担忧的地方。遗憾的是，很大程度上美国未来还会继续如此。
威胁美元的还有对通胀的预期，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有着强烈降低债务负担的冲动，而通胀能够让美元债务的真实价值降低。如果投资者认为未来美国可能会有高通胀，那么未来和当下的美元需求都会降低。
鉴于美国的经济情况仍然堪忧，美联储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利率低位以保障复苏。可是等到经济复苏后，银行信贷一旦重新开始活跃将会很难控制。虽然美联储号称有足够的应对措施，但是从历史记录来看，他们的“水晶球”可能很难让人信服。市场很难自我修正，而央行的政策时机也不见得是最优选择。
如今的美元不仅回报极低而且风险巨大，已经不再是良好的价值储备手段。那些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可能会采取行动保护其资产，这会给美元带来危机，并且会让全球脱离美元储备体系。
中国政府已经表达了对美元长期价值的担忧，而其他一些小国已经开始转移它们的储备资产。中国和日本还没有行动，是因为如果现在大肆抛售美元，会影响到存量的价值，另外也会影响到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它们拥有和可能实行的潜在战略，很多都会让美元承压。比如，中国在继续购买美元资产的同时，也在寻求新的投资能够对抗通胀以及汇率波动。
最重要的是，长期来讲现在美元储备体系将会向全球储备体系转变，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变化就是美元不再是单一的储备货币。现存体系是不稳定和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家把大量的美元投入到低收益的储备当中，并没有进行更高回报的投资。而这些巨额的储备导致了全球总需求的不足，也令全球贸易处于经常性失衡。
然而，全球储备体系将会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先导的全球储备体系——IMF的特别提款权（SDRs），但它的问题是发行的间断性以及额度太小，而且分配额度不理想，今后会有更多的改革会发生。
以上看来，弱势美元不可避免。其实，弱势美元会让美国出口更多、进口更少，这样有利于就业。好的就业状况可以增加工资收入，而且出口和与进口相竞争的行业都会受益。当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那些依靠进口的零售商会有损失，而那些华尔街押注美元强势的人士可能会失望。
和所有的经济变革一样，美元储备体系的陷落以及全球储备体系的兴起，一定会伴随着得意者和失败者。正是因为现存体系的不稳定性，所以不管华尔街的反对声有多大，变革一定会到来。各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地借钱给美国，而美国也不能单方面地宣称美元储备体系仍会延续。美国在考虑如何为其10年9万亿的赤字融资时，也应该考虑到美元失去其储备货币地位的可能。
凯恩斯在75年前就认识到建立全球储备体系的重要性，但是在1944年的布雷登会议上，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否决了凯恩斯的构想。而现在，是美元还旧债的时候了。■
2009年11月14日 星期六
海底捞为什么？
作者:余楠 发表于:2009-11-07
http://www.ebusinessreview.cn/c/articlesingle-layoutId-54-id-3325.html
一个自称不以利润为主要考核目标的企业，却每年进账3亿元，同时在餐饮业内拥有数一数二的顾客满意度和员工忠诚度。
这些令人艳羡的表象让人禁不住探究：其内在的驱动力究竟何在？
长江商学院EMBA14期学员、海底捞董事长张勇忽然决定到他的西单分店吃顿晚饭的时候，秘书告诉他，所有包间都已经订满，实在无法安排。最终，他这个董事长所能够享有的最大特权，也就是在大堂拥有几个不用排队的散座。就连享受这点特权，也得穿过门前几十位正在下跳棋、打扑克、吃瓜子的等位顾客狐疑的眼光，他们仿佛在问：这家伙为什么不排队？
海底捞在食客中以“等位”而著名。曾经有一位火锅业同行在夜里10点慕名前往，服务员的一句话让他终身难忘，服务员真诚地说：“哥，您别等了，今天吃不上了。改天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提前给您留个位。”此时离打佯时间还有近3个小时。等待区人声鼎沸但其乐融融，并非通常所见的抱怨和焦急。人们喝着免费豆浆、柠檬水，亲朋好友间或是在惬意地聊天，或是已经摆开了牌局。除此之外，等位的顾客还可以享受到免费擦鞋、免费上网或免费美甲的服务。等待尽管漫长到两三个小时，但一点都不煎熬。
而店堂中的繁忙景象一如所有曾经有的描写或者网友热情的评论：满座的顾客，穿梭来去笑意盈盈的服务员，他们的服务完全像传说当中一样殷勤。旁边一桌客人点了面条，服务生——或许应该称之为表演者——将一根面条舞动得像长了眼睛一般，逗得一桌子小姑娘咯咯发笑。
还是那个夜晚，当张勇在9点左右结束晚饭出门时，门口蔚为壮观的景象让记者有点惊讶——虽然早已对海底捞的火暴有所耳闻，但在炎热的夏季夜晚，围绕着数十张小方桌的上百位等位者所制造出的喧闹气氛和巨大声浪，还有他们似乎超出常人的耐心，还是显得令人讶异。
海底捞遍布全国的30多家分店在顾客眼里都是这样自如运转的赚钱机器，但张勇却声称自己并不以利润为主要考核目标。如果企业本身具有意识，它首先拿来为自己辩护的一定是财务报表。事实上，当我们判断一家企业的价值时，利润是最简单有效的衡量标准。当一位企业家声称利润并非他看重的主要指标，而实际上他的生意正如日中天时，我们难免会质疑这个声称的真诚度。
传说中的海底捞
火锅是中国民间最为流行的美食之一，在任何一座城市经营火锅店都非易事，在中国创造一个火锅品牌更是充满挑战。1994年在四川简阳起步的海底捞火锅不过是4张餐桌的小店。15年后，它已经在北京、上海、西安、郑州等地拥有36家分店，成为全国知名火锅品牌之一。
凡来过海底捞的人，恐怕都很难不对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下强烈的印象，有人夸张地称之为“变态伺候”：顾客入座后，立马会送上绑头发用的皮筋、围裙、手机套，就餐期间会有服务员不时递上热毛巾。更深的感触是服务员个个精神饱满，快乐感染了每位顾客。在“大众点评网”上，很多顾客对这种贴心服务感到“受宠若惊”， 感慨“终于找到了做上帝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海底捞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故事，有管理学教授跟踪探访海底捞的商业智慧。在餐饮业中，火锅是对食物烹调要求相对较低的一种。缺乏差异化使得火锅业竞争异常激烈，经营者往往会尽量降低运营成本而与竞争对手区分开。但这些途径往往很快被整个行业复制，包括曾经被披露的反复使用锅底等行业黑幕。海底捞的菜品在顾客中以干净、新鲜以及分量适宜而著称。结合他们的超品质服务，我们不免好奇海底捞的利润如何，又来自哪里？
也许正如海底捞自己的广告语：“好火锅自己会说话”，它每年3亿元的营业额来自这些表象下面埋藏着的未知的内在驱动力。
被误解的海底捞
所有顾客都是“上帝”吗？
在张勇看来，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要远比简单的利润加减法重要得多。他们所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服务，似乎也证明了他们在争取每一位顾客时付出的努力。 海底捞的北京分店大部分时间能保持每晚高达3到5桌的翻台率，堪称餐饮界的奇迹。海底捞不断在菜品与服务上创新，以求为顾客带来意想不到的体验，但并非每一位等待要求被满足的顾客都能在海底捞如愿。
有人曾经借机问过张勇：“3个小时的等位时间对一些人来说未免太漫长，他们不在乎免费茶水，也不需要擦鞋美甲，你将如何吸引这些顾客？”
张勇的回答简单而干脆：“对时间过于敏感的顾客不会选择吃火锅，也就不会选择海底捞。”
提前预订或者两三个小时的等位时间已经成为海底捞的特色之一。这一特色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中低档餐饮服务对便利、廉价的追求。海底捞倡导并竭力营造“为家庭、朋友聚会提供优质服务的场所”，定位于看重体验而非效率的顾客。因此，对于等位时间过于敏感的顾客，海底捞也只好放弃。
海底捞的一线服务员都拥有免单权，既简化了流程也加强了服务员应对特殊情况的能力。但也有一些顾客曾利用海底捞这一特色蛮横强行要求免单，这些人的要求当然就不会被满足，同时也不会被任何企业或个人所欢迎。
经营餐饮业最大的成本不是来自食物，而是租用的店面、水电和员工工资等，收入又几乎全部来自食客，因而顾客忠诚度成为企业赢利能力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决定海底捞利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满意的顾客并不一定会是忠诚的顾客，发掘与餐厅理念契合的顾客，并了解他们的需求是海底捞的“顾客经”。
给顾客不可替代的非常体验，令其非常满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恰恰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性。在海底捞的企业内刊上，有很多员工亲自撰写的工作感受，其中有很多是对提高顾客忠诚度的感悟。北京七店的客户经理被员工亲切地称为“干妈”。她的能耐让很多新员工佩服，一问今天哪儿有老顾客？干妈都会顺畅地回答道：“大厅96号，苏打水宋哥;大厅1号，爱美甲的张姐⋯⋯” 任何关于老顾客的问题，她都能倒背如流地回答。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餐饮消费大国，餐饮龙头企业发展并不理想，百强餐饮企业的市场份额居然不到10％。在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低门槛的激烈竞争市场，不少餐厅选择“跟风”来招揽顾客。海底捞并没有为此去开发各式各样的特色应景，而是先确立餐厅文化理念，再选择顾客并培养他们的忠诚度。 企业文化先行的商业理念并不陌生，但与海底捞这样的中档大众餐 厅联系起来让人惊讶。
优质服务可以保证一切吗？
海底捞有一点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它的董事长张勇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对美食并不在行。但他绝对是超一流的服务员。技校出身的他10多年前在街边摆摊卖麻辣烫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麻辣烫味道不是最好的，但他非常朴素地认为令顾客满意的服务一样可以招揽回头客，他独创了接待的招牌动作：右手抚心区，腰微弯，面带自然笑容，左右自然前伸作请状。这个动作今天在海底捞随处可见。
也许正如张勇自己所言：四川火锅味重偏麻辣，吃到最后味觉都麻木了，服务成为差异化的代言。这点对小小麻辣烫摊是适用的，对地方的火锅店也是受用的，但如果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5年间开起了11家分店而且天天火暴，这点朴素的观念显得未免单薄。豪华汽车司机脸上的微笑绝对不能代替豪华汽车。北京城火锅店多如牛毛，如果味道差强人意，无论服务员对顾客多么的尽善尽美，都毫无用处。
服务创新是海底捞最被津津乐道的，但新菜品的开发也一直是海底捞不断追求的。在诸多中华美食中，火锅是相对“粗犷”的一类，食客对菜品本身的烹饪精细程度诉求相对较少，而对其安全、绿色、营养价值格外关注。对于涮锅用肉类食品，海底捞不仅对产地精挑细选，还摸索初加工以及切片工艺保证健康与方便使用。在锅底方面，海底捞自创了鸳鸯无渣锅底和蹄花三鲜锅底等，成为传统四川火锅的补充。除此之外，海底捞还推出了一系列特色凉卤小吃等，其中当数海底捞捞面影响最为广远。它将舞蹈与抻面结合在一起，观赏性极强。不少顾客还制作了视频，并有不少在网络上流传，免费为海底捞进行“口碑传播”。
海底捞对食物品质的注重，甚至体现在他们为等位顾客所提供的免费食品和饮料上。曾经有顾客反映免费豆浆豆渣过多影响口感，海底捞立马改进并提供柠檬水增加顾客的选择。海底捞的免费爆米花也是顾客所津津乐道的，其口味和质量远远超过了电影院里价格奇高的爆米花。
2009年夏天，海底捞底料和蘸酱料陆续开始在超市出售，共分3大系列17品种，并已经在北京、西安和郑州市场上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海底捞还计划每年推出1－2款有影响、有效率的火锅品种，每季推出5－10种新菜品。很多服务理论都在关注服务过程的质量，包括提供服务的可靠性、及时性、权威性和顾客认可，但很少提及向顾客提供的最终价值。对于一家火锅店，食品质量和味道就是服务的最终结果，但也往往被解读海底捞的人们所忽视。
人性化是万能灵药吗？
美味的菜品和人性化的服务往往是人们对海底捞最直接的感触，但海底捞不为人知的还有“非人性”的后台标准化生产。
如今海底捞火锅遍布全国：北京、上海、西安、郑州、天津和南京。同时，海底捞还与美国夏晖公司合作在四地分别建立了配送中心，这样的投资即使在其他优秀的火锅品牌中也不多见。
北京12家海底捞分店的全部菜品依靠位于大兴西红门的物流中心。这里有一整套先进的清洗、检验、冷藏或者冷冻设备，并组成了严格标准化的生产链条。每天下午从协议农户收购来的蔬菜会先经过专业品控检验进入冷库。第二天早晨这些蔬菜会经过第二步检验进入全自动化的清洗机床、甩干机，并在装箱前经过第三道检验，不合格的需要返工重洗。随后专门的检验室会对这些成品进行细菌含量等检验，通过的会根据各个分店需求装箱进入冷库，在下午由专门的消毒保鲜车运送到各个分店。严格完整的食物配送体系大大简化了各分店厨房的工作，他们只需将菜品拆箱、切片、按重量标准装盘上桌。
除此之外，海底捞后台配送中心与前台各分店餐厅的合作流程也已经高度标准化。为了减少库存并保证菜品的新鲜，各个门店每天需要根据营业情况估算并向计划部报送原料需求量。经过严格的数据分析后，计划部会向配送中心下达采购命令和生产任务。海底捞配送中心的标准化管理已经达到国际水准，在北京残奥会期间曾被选为指定食物配送中心。
“每次只需要一双手，来的却是一个人。”在工业革命初期，亨利•福特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海底捞，所有能用“一双手”解决的事情都在通过严格标准化的流程完成，而每一位员工则被赋予了最大的自由与空间投入到为不同顾客提供满意服务中去。这些“非人性”的流程不但没有扼杀海底捞的创造性，反而将员工的热情发挥到了极致。
很多人都在尝试解读海底捞的成功秘诀，但当我们把太多精力放在一线服务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一线服务是战略选择的结果。海底捞下重金规划建设配送中心，旨在提高各个分餐厅的经营效率，而员工生产率直接决定其向客户提供的价值，从而影响顾客满意度与忠诚度。专业的后台支持使门店后厨工作量减到最低，不仅最大化了实际营业面积，还保证了足够的员工精力投入到对顾客的直接服务中。目前海底捞分店都配备了诸如自动的火锅加汤设备、自动洗碗机以及触摸屏点菜等自动化设备，以便做到最快速度上齐菜品。海底捞还在努力加强后台菜品配送流程，以期达到“分店无后厨”的最终境界。
故事背后的故事
员工比顾客重要
海底捞成名后，不少大学生慕名而来希望求得一个职位。但面对如何挑选员工的问题，海底捞董事长张勇坦诚地认为，餐饮业工作简单，但量大压力大，从来都是员工挑他，而不是他挑员工。
但这并不代表张勇不在乎员工。如果说有张勇不在乎的顾客，但几乎没有他不在乎的员工。在大多数餐饮业打工者居住在简陋的地下室时，海底捞不仅为员工提供公寓，还配套24小时热水与空调。公寓内电话、电视和网络一应俱全，有专人打扫卫生，换洗床单。员工生病了会送上药品和病号饭，下夜班的员工还能享受到夜宵服务。
家是一个人奋斗的最大动力。当海底捞努力为顾客提供家庭聚会的优质服务的同时，也在为员工提供家长式的全方位照顾。除去员工本人，海底捞还优先解决配偶及亲戚的工作机会。对于优秀员工，海底捞会每月把一定金额的奖金直接邮寄给员工的家长，让他们一起分享孩子进步的喜悦。
“员工比顾客重要”，张勇从不考察分店的营业额，他只关心员工的满意度。他把两眼只盯着利润的企业家称为糊涂，但他不重视利润并不代表不能获得。海底捞的利润有目共睹，相对于顾客付出的金钱与时间，海底捞不仅依靠优质服务为其营造轻松悠闲的就餐体验，更重要的是通过菜品创新为其提供味觉享受，这才是餐饮业为顾客提供的根本价值。而所有这些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直接传递者：员工。
“草根”更渴望人文关怀
海底捞的大部分员工来自现有员工的亲戚朋友，而不是社会招聘。他们大部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对美好生活一样充满向往。“双手改变命运”既是张勇自己创业的经验，也是他观察社会的感悟。对于一个餐饮企业，这样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并不容易让人理解，但与海底捞员工的“草根特色”契合在一起，它却给予了员工最大的激励和鼓舞。
海底捞员工的微笑最感染人的不仅是那份关切，还有自信，一下子拉近了和顾客的距离。这份自信来源于张勇对他们近乎溺爱的信任。海底捞的大区经理，拥有百万元的审批权，与其捆绑着的也正是犯错误的机会。如此高风险的授权制度，在私营企业中实属罕见。张勇如此大胆并非有规避风险的过人之处，而是一笔看似糊涂实则聪明的生意账。只有放开手脚，才能开动脑筋；也只有犯错误，才能把所学到的东西刻骨铭心。只有这样，才能加速员工的成长速度。
海底捞北京与上海区的总经理袁华强，年纪轻轻只有29岁，已经负责海底捞全国30多家分店中的12家。19岁时他因家庭条件不好没能进入大学，在海底捞从门童做起，经历了一条从普通员工——优秀员工——领班——分店经理——区域经理，直到大区经理的职业历程。袁华强在北京凭借自己的能力已经买房，初步实现了个人的奋斗目标。这样的故事在海底捞并不少见。几乎所有的大区经理都同袁华强一样，因为种种原因丧失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他们善良和勤奋，希望通过自己双手的劳作改变自己的命运。海底捞给了他们希望变现实的平台，给了他们在实践第一线磨练自己的机会。
在海底捞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模糊的。任何新员工都有清晰的升迁路线，可以选择管理、技术和后勤三个方向，只要他们发挥自己的正直、诚实和勤劳，就可以复制袁华强的经历，实现自我价值。这种无视学历与工龄的选拔方式，既保证了员工升迁的公平与公正，又使服务员出身且经验丰富的管理层具备了对顾客满意度的直觉和判断能力。隐含在海底捞员工升迁制度中的还有一个独创的家访制度。 每提升一个员工到重要岗位，张勇都会亲自访问他的老家。一是获取家里的鼓励和期望，这对大多数承担养家责任的海底捞员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每一个来到海底捞的员工都很年轻，又都缺乏特殊技能，家访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差异和真实性情。
将“双手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变为现实，是海底捞的首要公司目标。从张勇到袁华强，再到每一位努力在工作中创造价值的海底捞员工，这一理念在不断传递。目前海底捞的核心管理团队成员都是超过10年的老员工，他们的忠诚度直接带动了员工创新与生产效率。严格升迁制度保证下“公平公正”的内部环境，不仅为员工带来了尊严和自我实现的机会，更将这种满意与幸福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每一位顾客，并最终推动公司整体的增长。
海底捞究竟能长多大，走多远，没有人比张勇更担心。当外界对海底捞的优质服务备加推崇时，他担心的是如何将企业文化在海底捞内部继续很好地传递下去，让“双手改变命运”的梦想永不破灭。在他眼里，服务已经不是普通顾客眼中的微笑与无微不至，服务是一张连系企业利润、顾客忠诚度与员工忠诚度的全景图。他依旧不会为企业利润或是任何一家分店的营业额而操心，他开始忧虑的是如何更好地衡量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以及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因为这才是最终决定企业赢利能力的关键。
http://www.ebusinessreview.cn/c/articlesingle-layoutId-54-id-3325.html
一个自称不以利润为主要考核目标的企业，却每年进账3亿元，同时在餐饮业内拥有数一数二的顾客满意度和员工忠诚度。
这些令人艳羡的表象让人禁不住探究：其内在的驱动力究竟何在？
长江商学院EMBA14期学员、海底捞董事长张勇忽然决定到他的西单分店吃顿晚饭的时候，秘书告诉他，所有包间都已经订满，实在无法安排。最终，他这个董事长所能够享有的最大特权，也就是在大堂拥有几个不用排队的散座。就连享受这点特权，也得穿过门前几十位正在下跳棋、打扑克、吃瓜子的等位顾客狐疑的眼光，他们仿佛在问：这家伙为什么不排队？
海底捞在食客中以“等位”而著名。曾经有一位火锅业同行在夜里10点慕名前往，服务员的一句话让他终身难忘，服务员真诚地说：“哥，您别等了，今天吃不上了。改天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提前给您留个位。”此时离打佯时间还有近3个小时。等待区人声鼎沸但其乐融融，并非通常所见的抱怨和焦急。人们喝着免费豆浆、柠檬水，亲朋好友间或是在惬意地聊天，或是已经摆开了牌局。除此之外，等位的顾客还可以享受到免费擦鞋、免费上网或免费美甲的服务。等待尽管漫长到两三个小时，但一点都不煎熬。
而店堂中的繁忙景象一如所有曾经有的描写或者网友热情的评论：满座的顾客，穿梭来去笑意盈盈的服务员，他们的服务完全像传说当中一样殷勤。旁边一桌客人点了面条，服务生——或许应该称之为表演者——将一根面条舞动得像长了眼睛一般，逗得一桌子小姑娘咯咯发笑。
还是那个夜晚，当张勇在9点左右结束晚饭出门时，门口蔚为壮观的景象让记者有点惊讶——虽然早已对海底捞的火暴有所耳闻，但在炎热的夏季夜晚，围绕着数十张小方桌的上百位等位者所制造出的喧闹气氛和巨大声浪，还有他们似乎超出常人的耐心，还是显得令人讶异。
海底捞遍布全国的30多家分店在顾客眼里都是这样自如运转的赚钱机器，但张勇却声称自己并不以利润为主要考核目标。如果企业本身具有意识，它首先拿来为自己辩护的一定是财务报表。事实上，当我们判断一家企业的价值时，利润是最简单有效的衡量标准。当一位企业家声称利润并非他看重的主要指标，而实际上他的生意正如日中天时，我们难免会质疑这个声称的真诚度。
传说中的海底捞
火锅是中国民间最为流行的美食之一，在任何一座城市经营火锅店都非易事，在中国创造一个火锅品牌更是充满挑战。1994年在四川简阳起步的海底捞火锅不过是4张餐桌的小店。15年后，它已经在北京、上海、西安、郑州等地拥有36家分店，成为全国知名火锅品牌之一。
凡来过海底捞的人，恐怕都很难不对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下强烈的印象，有人夸张地称之为“变态伺候”：顾客入座后，立马会送上绑头发用的皮筋、围裙、手机套，就餐期间会有服务员不时递上热毛巾。更深的感触是服务员个个精神饱满，快乐感染了每位顾客。在“大众点评网”上，很多顾客对这种贴心服务感到“受宠若惊”， 感慨“终于找到了做上帝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海底捞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故事，有管理学教授跟踪探访海底捞的商业智慧。在餐饮业中，火锅是对食物烹调要求相对较低的一种。缺乏差异化使得火锅业竞争异常激烈，经营者往往会尽量降低运营成本而与竞争对手区分开。但这些途径往往很快被整个行业复制，包括曾经被披露的反复使用锅底等行业黑幕。海底捞的菜品在顾客中以干净、新鲜以及分量适宜而著称。结合他们的超品质服务，我们不免好奇海底捞的利润如何，又来自哪里？
也许正如海底捞自己的广告语：“好火锅自己会说话”，它每年3亿元的营业额来自这些表象下面埋藏着的未知的内在驱动力。
被误解的海底捞
所有顾客都是“上帝”吗？
在张勇看来，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要远比简单的利润加减法重要得多。他们所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服务，似乎也证明了他们在争取每一位顾客时付出的努力。 海底捞的北京分店大部分时间能保持每晚高达3到5桌的翻台率，堪称餐饮界的奇迹。海底捞不断在菜品与服务上创新，以求为顾客带来意想不到的体验，但并非每一位等待要求被满足的顾客都能在海底捞如愿。
有人曾经借机问过张勇：“3个小时的等位时间对一些人来说未免太漫长，他们不在乎免费茶水，也不需要擦鞋美甲，你将如何吸引这些顾客？”
张勇的回答简单而干脆：“对时间过于敏感的顾客不会选择吃火锅，也就不会选择海底捞。”
提前预订或者两三个小时的等位时间已经成为海底捞的特色之一。这一特色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中低档餐饮服务对便利、廉价的追求。海底捞倡导并竭力营造“为家庭、朋友聚会提供优质服务的场所”，定位于看重体验而非效率的顾客。因此，对于等位时间过于敏感的顾客，海底捞也只好放弃。
海底捞的一线服务员都拥有免单权，既简化了流程也加强了服务员应对特殊情况的能力。但也有一些顾客曾利用海底捞这一特色蛮横强行要求免单，这些人的要求当然就不会被满足，同时也不会被任何企业或个人所欢迎。
经营餐饮业最大的成本不是来自食物，而是租用的店面、水电和员工工资等，收入又几乎全部来自食客，因而顾客忠诚度成为企业赢利能力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决定海底捞利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满意的顾客并不一定会是忠诚的顾客，发掘与餐厅理念契合的顾客，并了解他们的需求是海底捞的“顾客经”。
给顾客不可替代的非常体验，令其非常满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恰恰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性。在海底捞的企业内刊上，有很多员工亲自撰写的工作感受，其中有很多是对提高顾客忠诚度的感悟。北京七店的客户经理被员工亲切地称为“干妈”。她的能耐让很多新员工佩服，一问今天哪儿有老顾客？干妈都会顺畅地回答道：“大厅96号，苏打水宋哥;大厅1号，爱美甲的张姐⋯⋯” 任何关于老顾客的问题，她都能倒背如流地回答。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餐饮消费大国，餐饮龙头企业发展并不理想，百强餐饮企业的市场份额居然不到10％。在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低门槛的激烈竞争市场，不少餐厅选择“跟风”来招揽顾客。海底捞并没有为此去开发各式各样的特色应景，而是先确立餐厅文化理念，再选择顾客并培养他们的忠诚度。 企业文化先行的商业理念并不陌生，但与海底捞这样的中档大众餐 厅联系起来让人惊讶。
优质服务可以保证一切吗？
海底捞有一点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它的董事长张勇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对美食并不在行。但他绝对是超一流的服务员。技校出身的他10多年前在街边摆摊卖麻辣烫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麻辣烫味道不是最好的，但他非常朴素地认为令顾客满意的服务一样可以招揽回头客，他独创了接待的招牌动作：右手抚心区，腰微弯，面带自然笑容，左右自然前伸作请状。这个动作今天在海底捞随处可见。
也许正如张勇自己所言：四川火锅味重偏麻辣，吃到最后味觉都麻木了，服务成为差异化的代言。这点对小小麻辣烫摊是适用的，对地方的火锅店也是受用的，但如果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5年间开起了11家分店而且天天火暴，这点朴素的观念显得未免单薄。豪华汽车司机脸上的微笑绝对不能代替豪华汽车。北京城火锅店多如牛毛，如果味道差强人意，无论服务员对顾客多么的尽善尽美，都毫无用处。
服务创新是海底捞最被津津乐道的，但新菜品的开发也一直是海底捞不断追求的。在诸多中华美食中，火锅是相对“粗犷”的一类，食客对菜品本身的烹饪精细程度诉求相对较少，而对其安全、绿色、营养价值格外关注。对于涮锅用肉类食品，海底捞不仅对产地精挑细选，还摸索初加工以及切片工艺保证健康与方便使用。在锅底方面，海底捞自创了鸳鸯无渣锅底和蹄花三鲜锅底等，成为传统四川火锅的补充。除此之外，海底捞还推出了一系列特色凉卤小吃等，其中当数海底捞捞面影响最为广远。它将舞蹈与抻面结合在一起，观赏性极强。不少顾客还制作了视频，并有不少在网络上流传，免费为海底捞进行“口碑传播”。
海底捞对食物品质的注重，甚至体现在他们为等位顾客所提供的免费食品和饮料上。曾经有顾客反映免费豆浆豆渣过多影响口感，海底捞立马改进并提供柠檬水增加顾客的选择。海底捞的免费爆米花也是顾客所津津乐道的，其口味和质量远远超过了电影院里价格奇高的爆米花。
2009年夏天，海底捞底料和蘸酱料陆续开始在超市出售，共分3大系列17品种，并已经在北京、西安和郑州市场上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海底捞还计划每年推出1－2款有影响、有效率的火锅品种，每季推出5－10种新菜品。很多服务理论都在关注服务过程的质量，包括提供服务的可靠性、及时性、权威性和顾客认可，但很少提及向顾客提供的最终价值。对于一家火锅店，食品质量和味道就是服务的最终结果，但也往往被解读海底捞的人们所忽视。
人性化是万能灵药吗？
美味的菜品和人性化的服务往往是人们对海底捞最直接的感触，但海底捞不为人知的还有“非人性”的后台标准化生产。
如今海底捞火锅遍布全国：北京、上海、西安、郑州、天津和南京。同时，海底捞还与美国夏晖公司合作在四地分别建立了配送中心，这样的投资即使在其他优秀的火锅品牌中也不多见。
北京12家海底捞分店的全部菜品依靠位于大兴西红门的物流中心。这里有一整套先进的清洗、检验、冷藏或者冷冻设备，并组成了严格标准化的生产链条。每天下午从协议农户收购来的蔬菜会先经过专业品控检验进入冷库。第二天早晨这些蔬菜会经过第二步检验进入全自动化的清洗机床、甩干机，并在装箱前经过第三道检验，不合格的需要返工重洗。随后专门的检验室会对这些成品进行细菌含量等检验，通过的会根据各个分店需求装箱进入冷库，在下午由专门的消毒保鲜车运送到各个分店。严格完整的食物配送体系大大简化了各分店厨房的工作，他们只需将菜品拆箱、切片、按重量标准装盘上桌。
除此之外，海底捞后台配送中心与前台各分店餐厅的合作流程也已经高度标准化。为了减少库存并保证菜品的新鲜，各个门店每天需要根据营业情况估算并向计划部报送原料需求量。经过严格的数据分析后，计划部会向配送中心下达采购命令和生产任务。海底捞配送中心的标准化管理已经达到国际水准，在北京残奥会期间曾被选为指定食物配送中心。
“每次只需要一双手，来的却是一个人。”在工业革命初期，亨利•福特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海底捞，所有能用“一双手”解决的事情都在通过严格标准化的流程完成，而每一位员工则被赋予了最大的自由与空间投入到为不同顾客提供满意服务中去。这些“非人性”的流程不但没有扼杀海底捞的创造性，反而将员工的热情发挥到了极致。
很多人都在尝试解读海底捞的成功秘诀，但当我们把太多精力放在一线服务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一线服务是战略选择的结果。海底捞下重金规划建设配送中心，旨在提高各个分餐厅的经营效率，而员工生产率直接决定其向客户提供的价值，从而影响顾客满意度与忠诚度。专业的后台支持使门店后厨工作量减到最低，不仅最大化了实际营业面积，还保证了足够的员工精力投入到对顾客的直接服务中。目前海底捞分店都配备了诸如自动的火锅加汤设备、自动洗碗机以及触摸屏点菜等自动化设备，以便做到最快速度上齐菜品。海底捞还在努力加强后台菜品配送流程，以期达到“分店无后厨”的最终境界。
故事背后的故事
员工比顾客重要
海底捞成名后，不少大学生慕名而来希望求得一个职位。但面对如何挑选员工的问题，海底捞董事长张勇坦诚地认为，餐饮业工作简单，但量大压力大，从来都是员工挑他，而不是他挑员工。
但这并不代表张勇不在乎员工。如果说有张勇不在乎的顾客，但几乎没有他不在乎的员工。在大多数餐饮业打工者居住在简陋的地下室时，海底捞不仅为员工提供公寓，还配套24小时热水与空调。公寓内电话、电视和网络一应俱全，有专人打扫卫生，换洗床单。员工生病了会送上药品和病号饭，下夜班的员工还能享受到夜宵服务。
家是一个人奋斗的最大动力。当海底捞努力为顾客提供家庭聚会的优质服务的同时，也在为员工提供家长式的全方位照顾。除去员工本人，海底捞还优先解决配偶及亲戚的工作机会。对于优秀员工，海底捞会每月把一定金额的奖金直接邮寄给员工的家长，让他们一起分享孩子进步的喜悦。
“员工比顾客重要”，张勇从不考察分店的营业额，他只关心员工的满意度。他把两眼只盯着利润的企业家称为糊涂，但他不重视利润并不代表不能获得。海底捞的利润有目共睹，相对于顾客付出的金钱与时间，海底捞不仅依靠优质服务为其营造轻松悠闲的就餐体验，更重要的是通过菜品创新为其提供味觉享受，这才是餐饮业为顾客提供的根本价值。而所有这些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直接传递者：员工。
“草根”更渴望人文关怀
海底捞的大部分员工来自现有员工的亲戚朋友，而不是社会招聘。他们大部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对美好生活一样充满向往。“双手改变命运”既是张勇自己创业的经验，也是他观察社会的感悟。对于一个餐饮企业，这样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并不容易让人理解，但与海底捞员工的“草根特色”契合在一起，它却给予了员工最大的激励和鼓舞。
海底捞员工的微笑最感染人的不仅是那份关切，还有自信，一下子拉近了和顾客的距离。这份自信来源于张勇对他们近乎溺爱的信任。海底捞的大区经理，拥有百万元的审批权，与其捆绑着的也正是犯错误的机会。如此高风险的授权制度，在私营企业中实属罕见。张勇如此大胆并非有规避风险的过人之处，而是一笔看似糊涂实则聪明的生意账。只有放开手脚，才能开动脑筋；也只有犯错误，才能把所学到的东西刻骨铭心。只有这样，才能加速员工的成长速度。
海底捞北京与上海区的总经理袁华强，年纪轻轻只有29岁，已经负责海底捞全国30多家分店中的12家。19岁时他因家庭条件不好没能进入大学，在海底捞从门童做起，经历了一条从普通员工——优秀员工——领班——分店经理——区域经理，直到大区经理的职业历程。袁华强在北京凭借自己的能力已经买房，初步实现了个人的奋斗目标。这样的故事在海底捞并不少见。几乎所有的大区经理都同袁华强一样，因为种种原因丧失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他们善良和勤奋，希望通过自己双手的劳作改变自己的命运。海底捞给了他们希望变现实的平台，给了他们在实践第一线磨练自己的机会。
在海底捞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模糊的。任何新员工都有清晰的升迁路线，可以选择管理、技术和后勤三个方向，只要他们发挥自己的正直、诚实和勤劳，就可以复制袁华强的经历，实现自我价值。这种无视学历与工龄的选拔方式，既保证了员工升迁的公平与公正，又使服务员出身且经验丰富的管理层具备了对顾客满意度的直觉和判断能力。隐含在海底捞员工升迁制度中的还有一个独创的家访制度。 每提升一个员工到重要岗位，张勇都会亲自访问他的老家。一是获取家里的鼓励和期望，这对大多数承担养家责任的海底捞员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每一个来到海底捞的员工都很年轻，又都缺乏特殊技能，家访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差异和真实性情。
将“双手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变为现实，是海底捞的首要公司目标。从张勇到袁华强，再到每一位努力在工作中创造价值的海底捞员工，这一理念在不断传递。目前海底捞的核心管理团队成员都是超过10年的老员工，他们的忠诚度直接带动了员工创新与生产效率。严格升迁制度保证下“公平公正”的内部环境，不仅为员工带来了尊严和自我实现的机会，更将这种满意与幸福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每一位顾客，并最终推动公司整体的增长。
海底捞究竟能长多大，走多远，没有人比张勇更担心。当外界对海底捞的优质服务备加推崇时，他担心的是如何将企业文化在海底捞内部继续很好地传递下去，让“双手改变命运”的梦想永不破灭。在他眼里，服务已经不是普通顾客眼中的微笑与无微不至，服务是一张连系企业利润、顾客忠诚度与员工忠诚度的全景图。他依旧不会为企业利润或是任何一家分店的营业额而操心，他开始忧虑的是如何更好地衡量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以及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因为这才是最终决定企业赢利能力的关键。
The Art of the Exit
ANTHONY TJAN UPSTARTS AND TITANS
8:00 AM Wednesday October 21, 2009
http://blogs.harvardbusiness.org/tjan/2009/10/the-art-of-the-exit.html
Tags:Entrepreneurship, Finance
If you think of the venture investment cycle as finding a deal, managing a deal, and then finally "monetizing" or exiting from a deal, then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is investment cycle? While critical to success, the first part of the cycle — "deal flow" and the decision to invest in a company — is the easiest part. Even if you miss a good deal opportunity, another one will emerge — they tend to be like trains in that you just need to be patient as another one will come by. The middle bucket of the investment cycle — managing the deal — is the most time-consuming and requires the most work. The trickiest part, though, is often the last part of the cycle: knowing the right time to let go and sell.
At a recent board meeting, one of my colleague directors declared, "Remember, you never make money by buying, only by selling." As obvious as that sounds, we tend to spend more time learning when to buy. Think about the legions of books and articles that focus on making you a savvier investor or more astute manager. Now think about how much you have read on how and when to sell an asset. There are too many entrepreneurial stories in which the "windows of liquidity" were sorely missed.
If the art of the exit is as challenging, or even harder, than the art of investing, what can be done? Here are five principles that might help:
Minimize the risk and need to sell. The first rule is to avoid the issue by smartly investing in assets with resounding long-term value and therefore very long hold periods. Buy things that have sound cash flow and where you at least in theory have "hold forever" potential. A long-term value creating mindset tends to land investors in fewer exit timing problems than a short-term value capture mindset.
Value maximizing will more often lead to value destruction than value satisfaction. It's been said best in a vivid cliché: hungry pigs can get fat, but greedy pigs will get slaughtered. Don't be that greedy pig: i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to try and go for every last nickel.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ake some chips off the table along the way. I was fortunate when a business I founded was at the dizzying heights of the dot.com craze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recap" the business. Basically, it meant a large investment for the business whereby the founders could also take some money off the table. What looked like a premature move at the time turned out to be more lucky than prescient as the markets ended up sliding with the dot.com crash. J.P. Morgan said it well, "I made all my money by selling too early." Whether it is through a dividend, a recap, or straight sale of part or all of the company,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get some liquidity, take a long and serious look.
Remember why you liked the investment in the first place. Peter Lynch, one of the greatest investors of all time, once said, "If you know why you bought a stock in the first place, you'll automatically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en to say goodbye to it. When you see core elements of a business or its market change, or when you can feel its customers getting tired, it is probably time to exit. A good friend, who also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 smartest private and public equity investors I know, tells me that he always writes down the reasons why he is making an investment. When you do that, you can look back and objectively learn from poor investment choices.
Follow your contrarian instincts.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investors look at opportunities when others are looking elsewhere. The art of the exit is similar, in that if lots of people are buying than it may be time to start to consider selling. As some of my form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s have observed and shared with me, the time to get out of something is when everyone from a graduating class wants to get into it.
These have been some trying and volatile times for private and public company investors. There is no clairvoyant or simple formula to determine exactly when one should exit a company. Amateur and professional investors who are ardent students of investing should balance the workload and opt for more insights on selling. After all, aren't you tired of the cocktail party chats about how much money someone has made on something they have not yet sold?
8:00 AM Wednesday October 21, 2009
http://blogs.harvardbusiness.org/tjan/2009/10/the-art-of-the-exit.html
Tags:Entrepreneurship, Finance
If you think of the venture investment cycle as finding a deal, managing a deal, and then finally "monetizing" or exiting from a deal, then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is investment cycle? While critical to success, the first part of the cycle — "deal flow" and the decision to invest in a company — is the easiest part. Even if you miss a good deal opportunity, another one will emerge — they tend to be like trains in that you just need to be patient as another one will come by. The middle bucket of the investment cycle — managing the deal — is the most time-consuming and requires the most work. The trickiest part, though, is often the last part of the cycle: knowing the right time to let go and sell.
At a recent board meeting, one of my colleague directors declared, "Remember, you never make money by buying, only by selling." As obvious as that sounds, we tend to spend more time learning when to buy. Think about the legions of books and articles that focus on making you a savvier investor or more astute manager. Now think about how much you have read on how and when to sell an asset. There are too many entrepreneurial stories in which the "windows of liquidity" were sorely missed.
If the art of the exit is as challenging, or even harder, than the art of investing, what can be done? Here are five principles that might help:
Minimize the risk and need to sell. The first rule is to avoid the issue by smartly investing in assets with resounding long-term value and therefore very long hold periods. Buy things that have sound cash flow and where you at least in theory have "hold forever" potential. A long-term value creating mindset tends to land investors in fewer exit timing problems than a short-term value capture mindset.
Value maximizing will more often lead to value destruction than value satisfaction. It's been said best in a vivid cliché: hungry pigs can get fat, but greedy pigs will get slaughtered. Don't be that greedy pig: i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to try and go for every last nickel.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ake some chips off the table along the way. I was fortunate when a business I founded was at the dizzying heights of the dot.com craze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recap" the business. Basically, it meant a large investment for the business whereby the founders could also take some money off the table. What looked like a premature move at the time turned out to be more lucky than prescient as the markets ended up sliding with the dot.com crash. J.P. Morgan said it well, "I made all my money by selling too early." Whether it is through a dividend, a recap, or straight sale of part or all of the company,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get some liquidity, take a long and serious look.
Remember why you liked the investment in the first place. Peter Lynch, one of the greatest investors of all time, once said, "If you know why you bought a stock in the first place, you'll automatically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en to say goodbye to it. When you see core elements of a business or its market change, or when you can feel its customers getting tired, it is probably time to exit. A good friend, who also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 smartest private and public equity investors I know, tells me that he always writes down the reasons why he is making an investment. When you do that, you can look back and objectively learn from poor investment choices.
Follow your contrarian instincts.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investors look at opportunities when others are looking elsewhere. The art of the exit is similar, in that if lots of people are buying than it may be time to start to consider selling. As some of my form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s have observed and shared with me, the time to get out of something is when everyone from a graduating class wants to get into it.
These have been some trying and volatile times for private and public company investors. There is no clairvoyant or simple formula to determine exactly when one should exit a company. Amateur and professional investors who are ardent students of investing should balance the workload and opt for more insights on selling. After all, aren't you tired of the cocktail party chats about how much money someone has made on something they have not yet sold?
The Goldman Bonuses: I'm Shocked, Shocked
10:17 AM Friday October 16, 2009
by Roger Martin
http://blogs.harvardbusiness.org/cs/2009/10/the_goldman_bonus_a_casablanca.html?cm_re=homepage-061609-_-body-left-r4-_-recession
Tags:Compensation, Economy, Finance
In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Goldman Sachs bonuses, it feels to me as though commentators are missing some fundamentals. They are looking at the size of the potential bonuses and, in the wake of the $10 billion of bailout money Goldman received in the darkest hour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sking, "How could they?"
In my view, we should not be the least bit surprised. For the first 130 years of its 140-year existence, Goldman Sachs was a partnership; its sole purpose for that period was to use the partners' money to make as much more money for the partners as humanly possible.
In 1999, Goldman went public and its sole purpose changed: thereafter its purpose was to use the public shareholders' capital to make as much money for the partners as humanly possible. The story isn't much more complicated. So w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that Goldman has chosen to use taxpayers' money to make as much money for the partners as humanly possible — after all, it's just another pool of capital to be used to achieve the end goal of enriching the Goldman partners.
I find that the capital markets are quite Pollyanna-ish about publicly traded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 and have written about that in HBR previously ("Capital versus Talent: The Battle That's Reshaping Business"). The natural form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for a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 such as an investment bank, law firm, consulting firm or ad agency, is a partnership rather than a public company.
The reason goes right back to a basic Michael Porter five-forces analysis. The key supplied input in a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 is a group of talented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supplier power is immense. They have the power to extract a disproportionate amount of the profitability out of the enterprise by pushing up their own compensation.
How should the enterprise seek to ameliorate supplier power? Porter has the answer: backwards integrate. In the case of aluminum producers, that means buying your bauxite supplier. In the case of a law firm or investment bank, it means acquiring your supplier of talent by making the talent the owner. The way to do that is structure the enterprise as a partnership. The suppliers won't put a gun to their own heads and yell: "Give me more compensation or I will blow my own head off." That would be silly.
And so it was for investment banks for the longest time. They were money-making partnerships and the minute a talented associate got sufficiently powerful that he/she w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start extracting major remuneration from the partnership, the partnership counter-struck by making the associate a partner. The new partner would then have balanced incentives that would prevent him or her from overtaxing the firm to the point of its extinction.
But in due course, these partnerships recognized that if they could convince naïve external capital to give them more resources, they would have a brand new pool of capital from which to extract value. They could show what an impressive and profitable (before partner distributions) a business they were in order to entice external shareholders into the tent. And as soon as they had the external shareholders' capital, they would return to the sole purpose of making money for the partners-turned-senior executives.
Thanks to the external capital, they could engage in lots more sales and trading and principal investing activities. Eventually these would drive the major investment banks off the cliff in the fall of 2008. Even Goldman saw its share price fall to $52 in November 2008, in the middle of the Lehman Brothers/Bear Stearns crisis, a dollar less than its $53/share IPO price in May 1999. It wasn't much of a return for shareholders over ten years, though the Goldman bankers during that period earned wonderful compensation. But thankfully for those Goldman bankers, the taxpayers stepped in and stabilized the financial markets with a huge infusion of their current and future tax dollars and Goldman shares traded above $190/share within a year. Life is good again and it is time for the bonuses to flow, as they always have.
So this is not new at all. The order of priority is: Goldman bankers first, the external shareholders second, and everybody else last. This is not a secret and has never been. The Goldman bankers are not trying to be sneaky.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f sounding sorrowful or giving a bit more money to charities helps preserve Goldman's primary imperative of maximizing banker earnings in the future, we will see a dollop of each. But there should be no confusion as to the purpose of any such gesture.
Roger Martin is the Dean of th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Canada and the author of The Opposable Mind and The Design of Business.
by Roger Martin
http://blogs.harvardbusiness.org/cs/2009/10/the_goldman_bonus_a_casablanca.html?cm_re=homepage-061609-_-body-left-r4-_-recession
Tags:Compensation, Economy, Finance
In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Goldman Sachs bonuses, it feels to me as though commentators are missing some fundamentals. They are looking at the size of the potential bonuses and, in the wake of the $10 billion of bailout money Goldman received in the darkest hour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sking, "How could they?"
In my view, we should not be the least bit surprised. For the first 130 years of its 140-year existence, Goldman Sachs was a partnership; its sole purpose for that period was to use the partners' money to make as much more money for the partners as humanly possible.
In 1999, Goldman went public and its sole purpose changed: thereafter its purpose was to use the public shareholders' capital to make as much money for the partners as humanly possible. The story isn't much more complicated. So w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that Goldman has chosen to use taxpayers' money to make as much money for the partners as humanly possible — after all, it's just another pool of capital to be used to achieve the end goal of enriching the Goldman partners.
I find that the capital markets are quite Pollyanna-ish about publicly traded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 and have written about that in HBR previously ("Capital versus Talent: The Battle That's Reshaping Business"). The natural form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for a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 such as an investment bank, law firm, consulting firm or ad agency, is a partnership rather than a public company.
The reason goes right back to a basic Michael Porter five-forces analysis. The key supplied input in a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 is a group of talented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supplier power is immense. They have the power to extract a disproportionate amount of the profitability out of the enterprise by pushing up their own compensation.
How should the enterprise seek to ameliorate supplier power? Porter has the answer: backwards integrate. In the case of aluminum producers, that means buying your bauxite supplier. In the case of a law firm or investment bank, it means acquiring your supplier of talent by making the talent the owner. The way to do that is structure the enterprise as a partnership. The suppliers won't put a gun to their own heads and yell: "Give me more compensation or I will blow my own head off." That would be silly.
And so it was for investment banks for the longest time. They were money-making partnerships and the minute a talented associate got sufficiently powerful that he/she w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start extracting major remuneration from the partnership, the partnership counter-struck by making the associate a partner. The new partner would then have balanced incentives that would prevent him or her from overtaxing the firm to the point of its extinction.
But in due course, these partnerships recognized that if they could convince naïve external capital to give them more resources, they would have a brand new pool of capital from which to extract value. They could show what an impressive and profitable (before partner distributions) a business they were in order to entice external shareholders into the tent. And as soon as they had the external shareholders' capital, they would return to the sole purpose of making money for the partners-turned-senior executives.
Thanks to the external capital, they could engage in lots more sales and trading and principal investing activities. Eventually these would drive the major investment banks off the cliff in the fall of 2008. Even Goldman saw its share price fall to $52 in November 2008, in the middle of the Lehman Brothers/Bear Stearns crisis, a dollar less than its $53/share IPO price in May 1999. It wasn't much of a return for shareholders over ten years, though the Goldman bankers during that period earned wonderful compensation. But thankfully for those Goldman bankers, the taxpayers stepped in and stabilized the financial markets with a huge infusion of their current and future tax dollars and Goldman shares traded above $190/share within a year. Life is good again and it is time for the bonuses to flow, as they always have.
So this is not new at all. The order of priority is: Goldman bankers first, the external shareholders second, and everybody else last. This is not a secret and has never been. The Goldman bankers are not trying to be sneaky.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f sounding sorrowful or giving a bit more money to charities helps preserve Goldman's primary imperative of maximizing banker earnings in the future, we will see a dollop of each. But there should be no confusion as to the purpose of any such gesture.
Roger Martin is the Dean of th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Canada and the author of The Opposable Mind and The Design of Business.
如何不为零售业的细节之处劳神
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trend/2009-09/747.html
看看今年年初零售业的惨淡情形吧，对Liz Claiborne的首席执行官威廉·麦康姆来说，毫无疑问他需要对其生意模式进行大调整。这家身处纽约的公司曾努力以永远先人一步的速度推出高品质的流行服饰， 但较少在海外接触当地独立的供货商。目前的经济形势使麦康姆意识到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做法，因此在3个月前他决定以830万美元的价格将公司的采购业务出售给中国香港的利丰集团（Li & Fung Group），该业务涉及从寻找材料到成衣制作等整套生产流程。如今Liz Claiborne依然从事Juicy Couture、Kate Spade和Lucky Brand牛仔裤等品牌的设计和营销工作，但是其余事情则是由利丰来处理了。“经济衰退更像是达尔文现象，”麦康姆说，“现在该是彻底改变我们的模式的时候了，要使之更具竞争力。”
美国零售商在应对艰难时局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转向与利丰合作。这家香港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为许多品牌和零售商管理着供应链，它正利用衰退的时机来接管其客户更多的生意，除了帮助它们寻找工厂或原材料以外，也接纳其生产方面最令人头疼的环节，以确保合作厂商满足生产标准并以确定的价格交付成品。1个月前，Talbots宣布准备让利丰成为其主要的全球采购商。年销售额143亿美元的利丰还接手了Toys ‘R’ Us、Timberland和日本凯蒂猫（Hello Kitty）的生产商Sanrio。利丰集团董事总经理冯国纶说，零售商们在寻找大幅削减成本的方式，他们在思考是否需要拥有自己的采购部。
对冯国纶来说，幸运的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多是否定的。在40个国家设有80家办事机构的利丰运用其庞大的经营规模来为客户压低价格。Liz Claiborne的麦康姆作为利丰的一个客户，称其员工为利丰的效率和其全球网络而震惊。他说，他的员工所要做的就是提交设计和在世界范围内向制造商招标，以达成“产品质量、投放市场速度和价格的最佳组合”。
对利丰来说，接管客户更多的生意是其保持高增长率策略的一部分。公司在2004至2007年间收入翻番至119亿美元，并期望在明年达到200亿美元。冯国纶现年60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与其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哥哥、63岁的冯国经共同掌管着这家公司。冯国纶的策略是：买断美国客户全部的采购业务并进行重组，使其获得更多利润。去年利丰进行了7次收购，这可能在2009年为其增加1亿美元的收入。5月5日，公司宣布计划增发新股筹资3.48亿美元，部分资金将用于更多的收购活动。 “他们是生意场上的凯迪拉克，”零售顾问霍华德·戴维多维兹说，“他们的效率为零售商带来了更多的价值。”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零售业的衰败使得利丰难以从中全身而退。公司正试图通过拓展市场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其收入的62%仍是在美国市场获得的。对于如今已破产的零售商（例如Mervyns和KB Toys）来说，利丰曾是它们的主要供货商。当地的商家曾在KB破产后威胁要起诉利丰，但是随后双方达成协议并撤消了诉讼。
信用紧缩
破产和仍在持续的次贷危机迫使利丰及其竞争对手改变了经营上的投资方式。几年前，工厂将等待90天或更长才能获得发往利丰客户的货款。可是现在，“工厂已不会再接受这样的长期信用条款”， 利丰总裁布鲁斯·洛克维兹说，“世界回到了起始处，合同条款愈加苛刻。”利丰希望通过自行为客户设计产品来进一步实行拓展。“我们不想成为另一家美国进口商，”冯国纶说，“我们做事更有效率。”
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使得很多公司不愿让自己参与到外包中来，但利丰并不在意这些。洛克维兹称美国的客户知道他们从其零售客户处购买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海外生产的。他说：“这些就业岗位早已不在美国了。”
投资者对利丰的机遇颇为看好。公司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今年以来上涨了63%，而恒生指数仅上涨了6.7%。瑞士信贷预计其今年的收入将上涨33%，达4.2亿美元；销售额将为164亿美元，上涨15%。“我们正在扩大市场份额，”冯国纶说，“我们期待今后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作者： 布鲁斯·艾因霍恩（Bruce Einhorn），与艾利·麦康农（Aili McConnon）于纽约
商界精英告诉我们，他们大部分的灵感和有效的创意来源于每期阅读商业周刊。
本文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注册会员即可获样刊赠阅，现在订阅可赠美国畅销图书。
看看今年年初零售业的惨淡情形吧，对Liz Claiborne的首席执行官威廉·麦康姆来说，毫无疑问他需要对其生意模式进行大调整。这家身处纽约的公司曾努力以永远先人一步的速度推出高品质的流行服饰， 但较少在海外接触当地独立的供货商。目前的经济形势使麦康姆意识到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做法，因此在3个月前他决定以830万美元的价格将公司的采购业务出售给中国香港的利丰集团（Li & Fung Group），该业务涉及从寻找材料到成衣制作等整套生产流程。如今Liz Claiborne依然从事Juicy Couture、Kate Spade和Lucky Brand牛仔裤等品牌的设计和营销工作，但是其余事情则是由利丰来处理了。“经济衰退更像是达尔文现象，”麦康姆说，“现在该是彻底改变我们的模式的时候了，要使之更具竞争力。”
美国零售商在应对艰难时局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转向与利丰合作。这家香港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为许多品牌和零售商管理着供应链，它正利用衰退的时机来接管其客户更多的生意，除了帮助它们寻找工厂或原材料以外，也接纳其生产方面最令人头疼的环节，以确保合作厂商满足生产标准并以确定的价格交付成品。1个月前，Talbots宣布准备让利丰成为其主要的全球采购商。年销售额143亿美元的利丰还接手了Toys ‘R’ Us、Timberland和日本凯蒂猫（Hello Kitty）的生产商Sanrio。利丰集团董事总经理冯国纶说，零售商们在寻找大幅削减成本的方式，他们在思考是否需要拥有自己的采购部。
对冯国纶来说，幸运的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多是否定的。在40个国家设有80家办事机构的利丰运用其庞大的经营规模来为客户压低价格。Liz Claiborne的麦康姆作为利丰的一个客户，称其员工为利丰的效率和其全球网络而震惊。他说，他的员工所要做的就是提交设计和在世界范围内向制造商招标，以达成“产品质量、投放市场速度和价格的最佳组合”。
对利丰来说，接管客户更多的生意是其保持高增长率策略的一部分。公司在2004至2007年间收入翻番至119亿美元，并期望在明年达到200亿美元。冯国纶现年60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与其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哥哥、63岁的冯国经共同掌管着这家公司。冯国纶的策略是：买断美国客户全部的采购业务并进行重组，使其获得更多利润。去年利丰进行了7次收购，这可能在2009年为其增加1亿美元的收入。5月5日，公司宣布计划增发新股筹资3.48亿美元，部分资金将用于更多的收购活动。 “他们是生意场上的凯迪拉克，”零售顾问霍华德·戴维多维兹说，“他们的效率为零售商带来了更多的价值。”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零售业的衰败使得利丰难以从中全身而退。公司正试图通过拓展市场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其收入的62%仍是在美国市场获得的。对于如今已破产的零售商（例如Mervyns和KB Toys）来说，利丰曾是它们的主要供货商。当地的商家曾在KB破产后威胁要起诉利丰，但是随后双方达成协议并撤消了诉讼。
信用紧缩
破产和仍在持续的次贷危机迫使利丰及其竞争对手改变了经营上的投资方式。几年前，工厂将等待90天或更长才能获得发往利丰客户的货款。可是现在，“工厂已不会再接受这样的长期信用条款”， 利丰总裁布鲁斯·洛克维兹说，“世界回到了起始处，合同条款愈加苛刻。”利丰希望通过自行为客户设计产品来进一步实行拓展。“我们不想成为另一家美国进口商，”冯国纶说，“我们做事更有效率。”
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使得很多公司不愿让自己参与到外包中来，但利丰并不在意这些。洛克维兹称美国的客户知道他们从其零售客户处购买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海外生产的。他说：“这些就业岗位早已不在美国了。”
投资者对利丰的机遇颇为看好。公司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今年以来上涨了63%，而恒生指数仅上涨了6.7%。瑞士信贷预计其今年的收入将上涨33%，达4.2亿美元；销售额将为164亿美元，上涨15%。“我们正在扩大市场份额，”冯国纶说，“我们期待今后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作者： 布鲁斯·艾因霍恩（Bruce Einhorn），与艾利·麦康农（Aili McConnon）于纽约
商界精英告诉我们，他们大部分的灵感和有效的创意来源于每期阅读商业周刊。
本文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注册会员即可获样刊赠阅，现在订阅可赠美国畅销图书。
如果美元崩溃
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developments_global/2009-10/878.html
BW中文网讯，《商业周刊》10月16日发表评论文章称，美元崩溃，必然导致美国的通货膨胀的集中爆发，并完全失控，这时的经济轻则衰退重则崩溃。没有人知道美元是否会走向崩溃，但只做最好的打算是很危险的。然而，当美指跌破人的心理承受极限，那末世界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美元崩溃将会产生严重后果，贸易大战将会爆发，风险敞口过高的银行可能会倒闭，同时通货膨胀将会飙升，届时联储将不得不在经济回稳乏力的时候大幅提高利率。
这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市场跌起来可能比任何人所预料的幅度更深、速度更快。以房地产为例，房价从2006年开始已经连跌了3年，尽管在泡沫破裂之前大家都觉得房价一点也不能再跌了。
下面我们用这血的教训来看美元。美元也被大家认为不会出现崩溃。自从2002年以来，美元逐步贬值，直到去年的金融危机才转跌为升。然而今年3月份以来，随着投资者转向其他收益率更高的货币，美元已经贬值大约15%。一般人的看法是，美元现在的点位已经非常便宜，应该会出现反弹了。
但是至少思考一下美元崩溃的可能性也是有价值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产生如此毁灭性的后果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包括贷款商、监管者、信用评级机构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房价会如此这般跌法。
银行可能内爆
让我们想象一下，假设美元对所有全球主要货币再快速贬值25%，这一幅度与房地产史无前例的30%下跌大致相当。这将意味着2美元才能换1欧元。从好的方面来讲，美国制造商的全球竞争力可能会提升，同时外国游客会涌入美国。坏的方面来讲，由于进口产品成本上升，美国的通胀将会飙升。同时，随着外国买家撤出债务市场，美国人获得贷款将更为困难。从国外来讲，美元大幅贬值将使得其他国家更难把产品出口到美国，贸易大战不可避免。那些没有料到美元会出现崩溃的、风险敞口过大的银行将会内爆。
赤字打压美元
在美元贬值背后是接近于零的美国短期利率。就跟当初的日元一样，投资者现在以极低的成本借入美元，然后卖出美元，买入那些股市和债券回报率更高的国家的货币。联储维持低利率的目的是刺激经济和拯救银行，然而其副作用是美元已经成了国际投机交易的首选燃料。另一股打压美元的力量是美国持续的贸易赤字。一些经济学家和交易者相信美国将被迫实施货币贬值，这样它才能承受其全球债务。尽管今年第二季度贸易逆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6%的峰值降到了3%，但从历史标准来看依然很高。
最糟糕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对美元滑坡似乎无动于衷。美元贬值能够让美国生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从而有助于缩小贸易赤字。然而，一旦金融市场感觉到美元的下跌将像滚雪球一样失去控制，美国政府这种淡定将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美元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下跌不断自我强化，卖出导致更多的卖出。到时候全球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可能会出来支撑美元，但尝到胜利果实的投资者却不会被吓住。看多美元的人可能会指出去年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元大幅上涨。然而现在无论是美元还是美国经济，都难以找到支撑。
通胀可能迅速升温
对于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其他政府官员支持强势美元的言论，外汇交易者并不怎么买账。他们注意到，从克林顿时期开始，财长们就一直在说支持强势美元，然而自从1995年以来美国一直没有通过购买来支持它的货币。
如果美元果真暴跌，进口价格的飙升速度将会超过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意料。根据两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由于数据不足，从货币贬值到进口价格上涨的传导力度被大大低估。换句话说，通胀可能会比大家普遍认为的来得更快。如果到时候联储不得不大幅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胀和防止货币继续贬值，这在增长依旧很疲软的情况下无疑是一场灾难。美元贬值使得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从而让美国人变得更为贫穷，而且它也不一定能够提升美国的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美元贬值让日元购买力上升并提升了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实力，于是底特律非但没有收益，反而受到美元贬值之害。
从近期来看，最大的风险将是那些所持有的高杠杆衍生品容易受美元下跌冲击的金融机构倒闭。美元暴跌不仅仅会影响到外汇交易，也包括利率衍生品和信用违约掉期。在今年第二季度，美国五大银行所持衍生品的信用风险敞口占整个银行体系的88%。
没有人知道美元是否会走向崩溃，但只做最好的打算是很危险的。
BW中文网讯，《商业周刊》10月16日发表评论文章称，美元崩溃，必然导致美国的通货膨胀的集中爆发，并完全失控，这时的经济轻则衰退重则崩溃。没有人知道美元是否会走向崩溃，但只做最好的打算是很危险的。然而，当美指跌破人的心理承受极限，那末世界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美元崩溃将会产生严重后果，贸易大战将会爆发，风险敞口过高的银行可能会倒闭，同时通货膨胀将会飙升，届时联储将不得不在经济回稳乏力的时候大幅提高利率。
这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市场跌起来可能比任何人所预料的幅度更深、速度更快。以房地产为例，房价从2006年开始已经连跌了3年，尽管在泡沫破裂之前大家都觉得房价一点也不能再跌了。
下面我们用这血的教训来看美元。美元也被大家认为不会出现崩溃。自从2002年以来，美元逐步贬值，直到去年的金融危机才转跌为升。然而今年3月份以来，随着投资者转向其他收益率更高的货币，美元已经贬值大约15%。一般人的看法是，美元现在的点位已经非常便宜，应该会出现反弹了。
但是至少思考一下美元崩溃的可能性也是有价值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产生如此毁灭性的后果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包括贷款商、监管者、信用评级机构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房价会如此这般跌法。
银行可能内爆
让我们想象一下，假设美元对所有全球主要货币再快速贬值25%，这一幅度与房地产史无前例的30%下跌大致相当。这将意味着2美元才能换1欧元。从好的方面来讲，美国制造商的全球竞争力可能会提升，同时外国游客会涌入美国。坏的方面来讲，由于进口产品成本上升，美国的通胀将会飙升。同时，随着外国买家撤出债务市场，美国人获得贷款将更为困难。从国外来讲，美元大幅贬值将使得其他国家更难把产品出口到美国，贸易大战不可避免。那些没有料到美元会出现崩溃的、风险敞口过大的银行将会内爆。
赤字打压美元
在美元贬值背后是接近于零的美国短期利率。就跟当初的日元一样，投资者现在以极低的成本借入美元，然后卖出美元，买入那些股市和债券回报率更高的国家的货币。联储维持低利率的目的是刺激经济和拯救银行，然而其副作用是美元已经成了国际投机交易的首选燃料。另一股打压美元的力量是美国持续的贸易赤字。一些经济学家和交易者相信美国将被迫实施货币贬值，这样它才能承受其全球债务。尽管今年第二季度贸易逆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6%的峰值降到了3%，但从历史标准来看依然很高。
最糟糕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对美元滑坡似乎无动于衷。美元贬值能够让美国生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从而有助于缩小贸易赤字。然而，一旦金融市场感觉到美元的下跌将像滚雪球一样失去控制，美国政府这种淡定将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美元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下跌不断自我强化，卖出导致更多的卖出。到时候全球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可能会出来支撑美元，但尝到胜利果实的投资者却不会被吓住。看多美元的人可能会指出去年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元大幅上涨。然而现在无论是美元还是美国经济，都难以找到支撑。
通胀可能迅速升温
对于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其他政府官员支持强势美元的言论，外汇交易者并不怎么买账。他们注意到，从克林顿时期开始，财长们就一直在说支持强势美元，然而自从1995年以来美国一直没有通过购买来支持它的货币。
如果美元果真暴跌，进口价格的飙升速度将会超过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意料。根据两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由于数据不足，从货币贬值到进口价格上涨的传导力度被大大低估。换句话说，通胀可能会比大家普遍认为的来得更快。如果到时候联储不得不大幅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胀和防止货币继续贬值，这在增长依旧很疲软的情况下无疑是一场灾难。美元贬值使得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从而让美国人变得更为贫穷，而且它也不一定能够提升美国的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美元贬值让日元购买力上升并提升了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实力，于是底特律非但没有收益，反而受到美元贬值之害。
从近期来看，最大的风险将是那些所持有的高杠杆衍生品容易受美元下跌冲击的金融机构倒闭。美元暴跌不仅仅会影响到外汇交易，也包括利率衍生品和信用违约掉期。在今年第二季度，美国五大银行所持衍生品的信用风险敞口占整个银行体系的88%。
没有人知道美元是否会走向崩溃，但只做最好的打算是很危险的。
美元见底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11月05日 15:50 共有2条点评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勇】在美元弱势成为共识的时候，最近有两个因素促使我们更新对美元汇率的看法，第一，在没有直接触发因素的情况下，美元汇率近期连续反弹；第二，还有一个未被市场充分认识的因素，即美元对外供给正在减少。
缓慢下降的美元需求，对应正在减少的供给，美元的供需状况可能没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得那么悲观。在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下降的过程中，美元汇率不大可能同步下滑。
中长期的“微笑曲线”
一个争议较少的结论是，美元走势长期向下。其最重要的理由是，长期看，美国相对国力将下降，从而导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地位的降低。但是，储备货币地位下降对美元的影响是长期而缓慢的。
在中期，美元走势形如“微笑曲线”，即在美国经济很好或者很差的时候，美元表现强劲；而在中间状态，美元走势相对较弱。
下一段的“微笑曲线”，右顶点已经明确。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美元汇率处于曲线的什么位置，是左侧还是底部区域？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汇率的中期走势有关键影响的实际变量将如何发挥作用。影响汇率中期走势的关键变量是赤字和利率，其中，赤字包括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
美国2009财年的财政赤字达1.42亿美元，约为GDP的10%，为“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但有两点可以说明，美国财政赤字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第一，实际数据显著低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期的1.8万亿美元；第二，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规划，无论是财政赤字绝对额，还是其占GDP比重，2010年以后都将显著下降。
贸易赤字减少也将成为趋势，这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自然结果。
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处于零的水平，显然，未来利率走势将只有一个方向：升息。我们预期，升息将使美元汇率走势面临实质性转折。
短期均衡或已出现
影响汇率短期走势的主要因素包括，短期资金供求和市场情绪，且两者相互作用。
量化美元的短期供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可以通过其价格变化进行推断。用美元LIBOR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的利差（下称利差）表示美元的供求变化，当前利差水平已接近零，美元资金面的宽松程度显著低于正常时期。如果不发生大的金融市场动荡，利差向上修复的可能性较大，这将带动美元汇率短期反弹。
影响短期走势的另一个因素是市场情绪。2008年以来，反映市场恐慌程度的VIX指数与美元走势正相关。2009年10月，美元指数下探至74.9，VIX指数为20.7。这意味着，市场避险情绪的释放已经到了一个接近临界值的水平。
总体来说，影响美元汇率的短期因素接近了临界水平，这预示着美元走势需要重新寻找方向。
在现在的时点上，美元汇率处于底部区域，向上的概率和空间已经大于向下的概率和空间。未来一段时间，美元汇率以盘整的方式寻找方向，带领美元走出盘整的因素应该是加息。
对美元汇率，最需要关注的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谁先加息。这是因为欧元兑美元汇率决定了美元指数走势，在美元指数的构成中，欧元的比重为57.6%。
我们认为，美联储领先加息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第一，相对于欧元区，美国经济调整的时间更早、幅度更深、速度更快，刺激政策的力度更大，因此经济恢复和政策正常化比欧元区早；第二，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美元持续走弱，刺激了美国出口，也抑制了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的出口，在美元趋势性反弹之前，这个因素还将发挥作用，因此美国经济回升比欧元区更快更早。
新变化：美元供给减少
市场主要关注美元需求的减少，但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即全球新格局意味着美元供给将减少。
全球经济系统正面临转折性变化，其主要动力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其直接后果是美元的国际供给将减少。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历史上，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输出的方式先是对外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贸易逆差。
2003年以后，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增长持续不能弥补贸易逆差，美元国际供给显著增加。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美元2002年以来的持续疲软。
最新的情况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在缩小。美国月度商品贸易赤字，从2008年的约700亿美元，快速下降到2009年的约400亿美元。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一个长期过程才刚刚开始，因此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有持续性。
美元的国内供给也将减少。从2008年10月开始，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扩张并没有造成货币供给显著增加。随着经济好转，货币扩张力度减弱，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将是一个确定的趋势。■
作者是联合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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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勇】在美元弱势成为共识的时候，最近有两个因素促使我们更新对美元汇率的看法，第一，在没有直接触发因素的情况下，美元汇率近期连续反弹；第二，还有一个未被市场充分认识的因素，即美元对外供给正在减少。
缓慢下降的美元需求，对应正在减少的供给，美元的供需状况可能没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得那么悲观。在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下降的过程中，美元汇率不大可能同步下滑。
中长期的“微笑曲线”
一个争议较少的结论是，美元走势长期向下。其最重要的理由是，长期看，美国相对国力将下降，从而导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地位的降低。但是，储备货币地位下降对美元的影响是长期而缓慢的。
在中期，美元走势形如“微笑曲线”，即在美国经济很好或者很差的时候，美元表现强劲；而在中间状态，美元走势相对较弱。
下一段的“微笑曲线”，右顶点已经明确。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美元汇率处于曲线的什么位置，是左侧还是底部区域？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汇率的中期走势有关键影响的实际变量将如何发挥作用。影响汇率中期走势的关键变量是赤字和利率，其中，赤字包括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
美国2009财年的财政赤字达1.42亿美元，约为GDP的10%，为“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但有两点可以说明，美国财政赤字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第一，实际数据显著低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期的1.8万亿美元；第二，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规划，无论是财政赤字绝对额，还是其占GDP比重，2010年以后都将显著下降。
贸易赤字减少也将成为趋势，这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自然结果。
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处于零的水平，显然，未来利率走势将只有一个方向：升息。我们预期，升息将使美元汇率走势面临实质性转折。
短期均衡或已出现
影响汇率短期走势的主要因素包括，短期资金供求和市场情绪，且两者相互作用。
量化美元的短期供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可以通过其价格变化进行推断。用美元LIBOR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的利差（下称利差）表示美元的供求变化，当前利差水平已接近零，美元资金面的宽松程度显著低于正常时期。如果不发生大的金融市场动荡，利差向上修复的可能性较大，这将带动美元汇率短期反弹。
影响短期走势的另一个因素是市场情绪。2008年以来，反映市场恐慌程度的VIX指数与美元走势正相关。2009年10月，美元指数下探至74.9，VIX指数为20.7。这意味着，市场避险情绪的释放已经到了一个接近临界值的水平。
总体来说，影响美元汇率的短期因素接近了临界水平，这预示着美元走势需要重新寻找方向。
在现在的时点上，美元汇率处于底部区域，向上的概率和空间已经大于向下的概率和空间。未来一段时间，美元汇率以盘整的方式寻找方向，带领美元走出盘整的因素应该是加息。
对美元汇率，最需要关注的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谁先加息。这是因为欧元兑美元汇率决定了美元指数走势，在美元指数的构成中，欧元的比重为57.6%。
我们认为，美联储领先加息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第一，相对于欧元区，美国经济调整的时间更早、幅度更深、速度更快，刺激政策的力度更大，因此经济恢复和政策正常化比欧元区早；第二，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美元持续走弱，刺激了美国出口，也抑制了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的出口，在美元趋势性反弹之前，这个因素还将发挥作用，因此美国经济回升比欧元区更快更早。
新变化：美元供给减少
市场主要关注美元需求的减少，但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即全球新格局意味着美元供给将减少。
全球经济系统正面临转折性变化，其主要动力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其直接后果是美元的国际供给将减少。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历史上，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输出的方式先是对外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贸易逆差。
2003年以后，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增长持续不能弥补贸易逆差，美元国际供给显著增加。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美元2002年以来的持续疲软。
最新的情况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在缩小。美国月度商品贸易赤字，从2008年的约700亿美元，快速下降到2009年的约400亿美元。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一个长期过程才刚刚开始，因此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有持续性。
美元的国内供给也将减少。从2008年10月开始，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扩张并没有造成货币供给显著增加。随着经济好转，货币扩张力度减弱，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将是一个确定的趋势。■
作者是联合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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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9日 星期一
AMERICA'S CHANGING ROLE AS AN ECONOMIC ANCHOR
By Mohamed El-Erian, Ramin Toloui 2009-11-10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612/en
It has become fashionable to speculate on the future of the US dollar as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 Amid an average 10 per cent decline in the past six months, analysts have tended to favour one of two conclusions. Some argue that, since you cannot replace something with nothing, the dollar's global role is secured. Others feel that America's medium-term prospects are now inconsistent with such a role.
As with many post-crisis issues, the reality is much more complex. This is not just because the dollar will be caught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in the muddled middl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but also because the dollar is part of a bigger picture that concerns the evolving role of the US as the sole provider of a range of global public goods. At a time when the global system needs such anchors, this uncertainty raises a set of important policy issues.
A couple of decades ago,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economist best known today as the author of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identified five public goods that support a growth-oriented global economy: (1) acting as a consumer of last resort, (2) coordinating macro-economic policies, (3) supporting a stable system of exchange rates, (4) acting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and (5) providing counter-cyclical long-term lending.
In today's globalised financial world, we would add two more goods to this list: providing the risk-less – a true AAA – asset to benchmark other instruments and activities, and supplying deep and predictable financial markets, which other countries can use to improve their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processes.
On the eve of the crisis, the US was the unquestioned provider of all these public goods. But, with the crisis having originated at the core of the global system rather than the periphery, almost every one of them is weaker. As a result, there are two policy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first, which of the public goods can be restored, which can be jointly provided and which need to be replaced; and, second, how will this take place.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can be restored, re-establishing the credi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US financial markets requires well-designed reform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a credible medium-term programme to rein in the budget deficit and limit the growth of US government debt.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can be jointly provided, the expanded new role for the G-20 and reform agenda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underscor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management of global macroeconomic policy aspires to become more inclusive. This is positive. However, the jury is still out on whether these fora have sufficient teeth to resolve policy differences and convince governments to assume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We should also expect to see more discuss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 new types of reserve assets. While the discussion will include supranational vehicles (like an expanded role for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the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the broader use of currencies like the Chinese yuan. These options will not replace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US dollar, but supplement it at the margin.
There is one public good that needs to be replaced: the key role that the US has played as the engine of global growth. This role is now constrained by the debt of US households. A sustainable global economy needs other major sources of internal demand, particularly amo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that have historically been focused on export-led growth.
The manner in which these transitions take place is critical. One risk is that key actors will resist these secular changes and seek to reconstitute an outmoded system that no longer fits post-crisis realities. At the other extreme is the risk that major powers go their own way, forsaking effective coordination of policies in favour of more nationalistic moves, such as aggressive currency management or trade and financial protectionism.
The best defence against these outcomes is early recognition and coordinated action. Key economic powers must shape their expectations and policy strategies to the changed contou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must also actively manage policy changes at the national and multilateral level in a way that broadens the provis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
Mohamed El-Erian and Ramin Toloui are, respectively, chief executive and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at Pimco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612/en
It has become fashionable to speculate on the future of the US dollar as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 Amid an average 10 per cent decline in the past six months, analysts have tended to favour one of two conclusions. Some argue that, since you cannot replace something with nothing, the dollar's global role is secured. Others feel that America's medium-term prospects are now inconsistent with such a role.
As with many post-crisis issues, the reality is much more complex. This is not just because the dollar will be caught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in the muddled middl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but also because the dollar is part of a bigger picture that concerns the evolving role of the US as the sole provider of a range of global public goods. At a time when the global system needs such anchors, this uncertainty raises a set of important policy issues.
A couple of decades ago,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economist best known today as the author of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identified five public goods that support a growth-oriented global economy: (1) acting as a consumer of last resort, (2) coordinating macro-economic policies, (3) supporting a stable system of exchange rates, (4) acting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and (5) providing counter-cyclical long-term lending.
In today's globalised financial world, we would add two more goods to this list: providing the risk-less – a true AAA – asset to benchmark other instruments and activities, and supplying deep and predictable financial markets, which other countries can use to improve their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processes.
On the eve of the crisis, the US was the unquestioned provider of all these public goods. But, with the crisis having originated at the core of the global system rather than the periphery, almost every one of them is weaker. As a result, there are two policy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first, which of the public goods can be restored, which can be jointly provided and which need to be replaced; and, second, how will this take place.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can be restored, re-establishing the credi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US financial markets requires well-designed reform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a credible medium-term programme to rein in the budget deficit and limit the growth of US government debt.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can be jointly provided, the expanded new role for the G-20 and reform agenda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underscor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management of global macroeconomic policy aspires to become more inclusive. This is positive. However, the jury is still out on whether these fora have sufficient teeth to resolve policy differences and convince governments to assume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We should also expect to see more discuss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 new types of reserve assets. While the discussion will include supranational vehicles (like an expanded role for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the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the broader use of currencies like the Chinese yuan. These options will not replace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US dollar, but supplement it at the margin.
There is one public good that needs to be replaced: the key role that the US has played as the engine of global growth. This role is now constrained by the debt of US households. A sustainable global economy needs other major sources of internal demand, particularly amo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that have historically been focused on export-led growth.
The manner in which these transitions take place is critical. One risk is that key actors will resist these secular changes and seek to reconstitute an outmoded system that no longer fits post-crisis realities. At the other extreme is the risk that major powers go their own way, forsaking effective coordination of policies in favour of more nationalistic moves, such as aggressive currency management or trade and financial protectionism.
The best defence against these outcomes is early recognition and coordinated action. Key economic powers must shape their expectations and policy strategies to the changed contou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must also actively manage policy changes at the national and multilateral level in a way that broadens the provis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
Mohamed El-Erian and Ramin Toloui are, respectively, chief executive and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at Pimco
综述：美元大跌 道指创13个月新高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10日 05:00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美股周一强劲攀升，道指创13个月新高。20国集团承诺将继续为全球经济提供帮助。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在周末表示将维持当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不变，这意味着低利率政策将延续更长时间。
美元指数一度下跌至15个月来低点，刺激大宗商品市场与资源股走强。Freeport MacMoRan Copper & Gold Inc上涨了4.6%，标准普尔原材料指数上涨了3.2%。
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03.52点，报收10226.94点，涨幅为2.0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41.62点，报收2154.06点，涨幅为1.97%；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23.78点，报收1093.08点，涨幅为2.22%。
美元贬值可促进美国企业的出口，同时也可以提高跨国公司以美元结算的利润。
纽约商业交易所原油期货上涨了2美元，收报每桶79.43美元。黄金期货突破每盎司1100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Harris Private Bank首席投资官Jack Ablin表示，“全球央行将继续致力于刺激各自国家的经济，投资者风险偏好有所增强，他们不再重视股票的估值。我认为投资者纯粹是在赌博。”
芯片制造商相关股票大涨上扬，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3.2%，富国银行分析师周一上调了2010年芯片制造商增长率预期。应用材料上涨了5.2%，美光科技上涨了6.1%。
全球性的低利率政策一方面使投资者更乐于投资风险性高的资产如股市，同时给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分析师认为，随着大量现金以较低成本继续流入市场，股市上涨已经几乎没有阻力。同样是受到大量低成本现金流入的推动，2009年内，股市已从最低点上涨60%。
劳埃德银行集团旗下企业市场部门经济学家(Ken Broux)表示，周末召开的G20财长会议并未提及货币问题，“进一步刺激了套利交易，美元继续在风险投资策略中扮演融资货币角色。”
Performance Trust Capital Partners主管交易的副总裁Brian Battle指出，美元已成为套利交易的工具，而套利交易已使包括股票在内的一系列资产升值。
他表示，“成本低廉的资金正在进入系统，这些资金在货币与大宗商品市场找到归宿。”
金融板块领涨居前，KBW银行股指数上涨了3.6%，美国运通上涨了4.9%。
零售股已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从上周三开始已经上涨了5%以上。服装零售商Abercrombie & Fitch上涨了7.4%。瑞士信贷上调了该股评级，高盛也将该股列入确信买进名单。
购并方面的消息也为市场提供了上涨动力。通用电气上涨了3.4%，据传通用电气与Comcast已就一宗价值300亿美元的购并案达成协议。
Sprint Nextel暴涨20.4%。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公司将向无线宽频公司Clearwire注入至少10亿美元。
今天没有重要的财报以及经济数据公布。
纽约证交所成交量为12.4亿股，低于去年的14.9亿股的日均成交量。纳斯达克市场成交量为20.3亿股，也低于去年的22.8亿股的日均成交量。
纽约证交所股票涨跌比为5比1，纳斯达克市场股票涨跌比为9比4。
国债市场变化较小，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上周五的3.50%下降至3.49%。
罗素2000种小盘股指数上涨了11.96点，收报592.31点，涨幅为2.1%。
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75%，收于5,232.72点。德国DAX 30指数上涨2.40%，收于5,232.72点。法国CAC-40指数上涨2.11%，收于3,785.49点。日本日经指数上涨了0.2%。
风暴逼近美元疲软 纽约油价高收2.6%
纽约市场的主力原油(79.11,-0.32,-0.40%)期货合约高收近3%，收盘价突破79美元。目前有一个热带风暴逼近墨西哥湾，市场对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安全的忧虑情绪明显增长。推动油价上涨的因素还有美元对多数外币的汇率下滑，石油和黄金等以美元计价商品的投资吸引力随之上涨。
纽约商业交易所的最近期兼主力原油期货合约：12月轻质低硫原油合约上涨2美元，收于79.43美元/桶，涨幅为2.6%。盘中12月合约的最高值为80.19美元，最低为77.40美元。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NHC)指出，飓风Ida已于周一晨减弱为热带风暴，预计其强度将进一步减弱，此前针对墨西哥湾一系列地区发出的飓风警报已被解除。NHC在美东时间上午10点发布的报告中指出，Ida的风速已降至70英里/小时，现在它位于密西西比河入海口南-东南方约185英里处，预计 Ida将在周二晨登陆。
MF Global的分析师爱德华-迈尔(Edward Meir)表示：“市场对飓风的担心推动油价走升。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这种涨势能否持续，估计这场风暴刮向墨西哥湾油气设施时将减弱。更为重要的是，今年的飓风季行将结束，过去几周海面一直很平静。”
纽约金价收盘突破1100美元 创历史新高
纽约市场的主力黄金(1103.30,1.90,0.17%)期货合约收盘突破1100美元/盎司大关。盘中金价还创下了1111美元的新高。今天金价上涨可能主要得益于美元汇率创下15个月新低。此外，上周有消息称多国央行对黄金储备的需求有所增长，金价从中获得持续推动。
纽约商业交易所交投最活跃的黄金合约：12月合约上涨5.7美元，收于 1101.4美元，涨幅为0.5%。盘中该合约的最高值为1111.7美元，最低为1087.5美元，前者创下纽约金市主力合约盘中价的新高。
交易清淡的最近期黄金合约：11月合约亦上涨5.7美元，收于1100.8美元，涨幅为0.5%。11月合约盘中最高值为1109.3美元，创金市最近期合约盘中价新高。
巴克莱资本的贵金属分析师萨基-库柏(Suki Cooper)表示：“美元无疑是今天金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虽然金价上涨得益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既包括美元疲软，也包括上周有报道称亚洲多国央行都在购入黄金。”
库柏还称，印度储备银行已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购买了200吨黄金，这相当于IMF计划售金量的约一半，“这一行动表明金市出现了一个结构性改变，除零售投资者外，央行也产生了购进需求”。
过去几年中许多央行都是黄金的净售出者，它们都希望获得收益更高的储备。由于目前全球的利率都处在历史较低水平，国债等许多替代性投资品的吸引力下降，再加上近来金价持续攀升，黄金对央行的吸引力明显增长，这一点在印度等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欧洲股市大涨 商品期货板块领军
周一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大幅上涨，泛欧道琼斯Stoxx 600指数收高。周末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并未对持续下滑的美元汇率提供支撑，导致大宗商品板块普遍攀升。泛欧道琼斯Stoxx 600指数收盘上涨1.94%，收于245.62点；至此该指数已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
欧洲主要股指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75%，收于5,232.72点。德国DAX 30指数上涨2.40%，收于5,232.72点。法国CAC-40指数上涨2.11%，收于3,785.49点。
欧洲股市中德国股市涨幅领先。周一亚洲股市也普遍上涨，东京股市中的日经225综合指数收盘上涨0.2%，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上涨1.7%。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将中国与中国香港的信用评级前景从“稳定”上调至“正面”。
周一俄罗斯股市也大幅上涨，以美元计价的俄罗斯RTS指数上涨了5.9%，收于1,415.94点。石油与天然气板块中俄罗斯股市占主导地位，周一美元汇率走软导致天然气与石油价格上涨，推动俄罗斯股市大幅攀升。
在周末召开的G20峰会上，全球最大20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一致同意继续维持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直到全球经济复苏力量得到强化。
花旗集团分析师表示，“G20国家希望迅速建立‘全球经济强劲、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其速度之快令市场感到有些惊讶。”
这些分析师表示，“我们认为，这种状况提高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并对美元汇率产生了下行压力。”他们认为，“G20首脑峰会并未论及美元汇率问题，意味着各国官方仍然对最近以来美元汇率走软的形势感到满意。”(明煜)
纽约金价收盘突破1100美元 创历史新高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10日 02:59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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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纽约11月9日讯】北京时间11月10日凌晨，纽约市场的主力黄金(1103.10,1.70,0.15%)期货合约收盘突破1100美元/盎司大关。盘中金价还创下了1111美元的新高。今天金价上涨可能主要得益于美元汇率创下15个月新低。此外，上周有消息称多国央行对黄金储备的需求有所增长，金价从中获得持续推动。
截至周一美东时间下午1:30(北京时间周二凌晨2点30分)，纽约商业交易所交投最活跃的黄金合约：12月合约上涨5.7美元，收于1101.4美元，涨幅为0.5%。盘中该合约的最高值为1111.7美元，最低为1087.5美元，前者创下纽约金市主力合约盘中价的新高。
交易清淡的最近期黄金合约：11月合约亦上涨5.7美元，收于1100.8美元，涨幅为0.5%。11月合约盘中最高值为1109.3美元，创金市最近期合约盘中价新高。
巴克莱资本的贵金属分析师萨基-库柏(Suki Cooper)表示：“美元无疑是今天金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虽然金价上涨得益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既包括美元疲软，也包括上周有报道称亚洲多国央行都在购入黄金。”
库柏还称，印度储备银行已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购买了200吨黄金，这相当于IMF计划售金量的约一半，“这一行动表明金市出现了一个结构性改变，除零售投资者外，央行也产生了购进需求”。
过去几年中许多央行都是黄金的净售出者，它们都希望获得收益更高的储备。由于目前全球的利率都处在历史较低水平，国债等许多替代性投资品的吸引力下降，再加上近来金价持续攀升，黄金对央行的吸引力明显增长，这一点在印度等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金市临近收盘时，美元指数下跌0.79%至75.06点。早先该指数一度下跌1%多至74.93点，创下2008年8月以来新低。周末举行的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未采取支撑美元的行动，虽然此前一些国家的高官针对美元今年三月以来贬值约15%表达了忧虑情绪。通常情况下美元疲软将推高金价。
其他金属期货价格普涨。12月白银合约上涨34美分，至17.71美元/盎司，涨幅为1.9%；1月白金合约上涨14.2美元，至1362.4美元/盎司，涨幅为1.1%；12月钯金合约涨3.05美元，至333.75美元/盎司，涨幅为0.9%；12月铜合约涨5美分，至2.980美元/磅，涨幅为1.5%。
美国最大的黄金ETF：SPDR Gold Trust宣布，截至上周五收盘的持金量为1108.34吨，与一天前持平。周一金市收盘时SPDR上涨0.64%，至108.1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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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纽约11月9日讯】北京时间11月10日凌晨，纽约市场的主力黄金(1103.10,1.70,0.15%)期货合约收盘突破1100美元/盎司大关。盘中金价还创下了1111美元的新高。今天金价上涨可能主要得益于美元汇率创下15个月新低。此外，上周有消息称多国央行对黄金储备的需求有所增长，金价从中获得持续推动。
截至周一美东时间下午1:30(北京时间周二凌晨2点30分)，纽约商业交易所交投最活跃的黄金合约：12月合约上涨5.7美元，收于1101.4美元，涨幅为0.5%。盘中该合约的最高值为1111.7美元，最低为1087.5美元，前者创下纽约金市主力合约盘中价的新高。
交易清淡的最近期黄金合约：11月合约亦上涨5.7美元，收于1100.8美元，涨幅为0.5%。11月合约盘中最高值为1109.3美元，创金市最近期合约盘中价新高。
巴克莱资本的贵金属分析师萨基-库柏(Suki Cooper)表示：“美元无疑是今天金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虽然金价上涨得益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既包括美元疲软，也包括上周有报道称亚洲多国央行都在购入黄金。”
库柏还称，印度储备银行已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购买了200吨黄金，这相当于IMF计划售金量的约一半，“这一行动表明金市出现了一个结构性改变，除零售投资者外，央行也产生了购进需求”。
过去几年中许多央行都是黄金的净售出者，它们都希望获得收益更高的储备。由于目前全球的利率都处在历史较低水平，国债等许多替代性投资品的吸引力下降，再加上近来金价持续攀升，黄金对央行的吸引力明显增长，这一点在印度等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金市临近收盘时，美元指数下跌0.79%至75.06点。早先该指数一度下跌1%多至74.93点，创下2008年8月以来新低。周末举行的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未采取支撑美元的行动，虽然此前一些国家的高官针对美元今年三月以来贬值约15%表达了忧虑情绪。通常情况下美元疲软将推高金价。
其他金属期货价格普涨。12月白银合约上涨34美分，至17.71美元/盎司，涨幅为1.9%；1月白金合约上涨14.2美元，至1362.4美元/盎司，涨幅为1.1%；12月钯金合约涨3.05美元，至333.75美元/盎司，涨幅为0.9%；12月铜合约涨5美分，至2.980美元/磅，涨幅为1.5%。
美国最大的黄金ETF：SPDR Gold Trust宣布，截至上周五收盘的持金量为1108.34吨，与一天前持平。周一金市收盘时SPDR上涨0.64%，至108.12美元。
投资铁路巴菲特这回是否看走眼了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5日 01:40 东方早报
“火车模型爱好者”巴菲特(Warren Buffett)对铁路公司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 Corp。的收购，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老故事的最新一章。
巴菲特的导师、“价值”投资的先驱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曾有几十年买卖铁路股票和债券的经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巴菲特就把穆迪(编注：全球顶级评级机构)大部头的运输业指南通读了两遍，以确保自己不会漏看书中的任何内容。在格雷厄姆旗下基金公司Graham-Newman Corp。工作时，巴菲特更是分析过一个将21%至36%资产投在铁路方面的投资组合。
但巴菲特这则古老故事还有更微妙的一面。格雷厄姆曾教导巴菲特说，企业管理层和股东间关系的核心是一种深奥的利益冲突。格雷厄姆认为，企业经理人总是想积累现金，以便在自己万一出现决策失误时对自己提供保护。但这些现金是属于股东的，他们或许能为这些钱找到比放在企业经理人手里更好的用处。
格雷厄姆还强调了一个令人痛苦的自相矛盾之处：企业经营得越好、其经理人越经营有方，企业的利润就越大，从而也导致企业的现金积累达到不合理的高水平。
这也正是多年困扰巴菲特的事情，他和自己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就是格雷厄姆所说的这种自相矛盾现象的生动例证。由于巴菲特十分擅长于挑选股票，伯克希尔不断创造出远多于巴菲特自认为他能够有效使用的现金。
早在1998年，巴菲特就担心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现金太多了，当时这家公司有1220亿美元资产，手中的现金不足140亿美元。他在写给该公司一位投资者的信中说，“我一直明白，手中所管理资金的大量增加将急剧减少我们的投资选择空间。”这是因为那些几百万美元一笔的投资不再会对伯克希尔的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到了2006年，当伯克希尔积累的现金达到370亿美元时，巴菲特说，“我们不喜欢过多的现金……如果手头的现金只有100亿美元我们会高兴得多。”
巴菲特上周说，规模总是个问题。他说，如果只有一小笔资金可投资，你会把钱投入那些你认为特别值得投资的项目，而大多数时候，大笔资金是投资决策者的地狱。
巴菲特不愿选择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简单办法──将过多的资金以股息形式支付给股东。由于他本人持有伯克希尔约26%的股份，如果将公司现金作为股息派发，巴菲特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将创下美国历史之最。巴菲特可不喜欢在这方面超越他人。由于巴菲特不愿将公司现金作为股息派发，他除了用这些钱直接购买大企业外几乎别无选择。
巴菲特收购Burlington的支出中将有一部分是伯克希尔的股票，而他一向不愿用本公司股票收购企业。2007年，他曾表示，1993年时以价值4.33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收购Dexter Shoe是不智之举，如果当初不这样做，这批伯克希尔股票日后至少会价值35亿美元，而这些股票换来的Dexter股票最后变得一钱不值。橡树价值基金(Oak Value Fund)的卡尔(David Carr)说，巴菲特对这件事是如此敏感，除非他绝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投资能够产生良好回报，否则他不会用伯克希尔股票收购Burlington。橡树价值基金持有价值2500万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
今年79岁的巴菲特虽然尚无退休计划，但他希望确保伯克希尔的业务在他离去后仍能长久维持下去。他认为，没有哪项新技术能够让铁路运输成为过时之物。巴菲特有时在判断哪项业务能永远繁荣方面会看走眼。以往，他曾投资制鞋业和报业，还曾印刷过百科全书。但巴菲特的这种投资态度对所有投资者都有重要借鉴意义：在你收购任何业务之前，都要问一问它承受新技术出现和价格竞争打击的能力有多强。
(本文原载于11月3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
“火车模型爱好者”巴菲特(Warren Buffett)对铁路公司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 Corp。的收购，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老故事的最新一章。
巴菲特的导师、“价值”投资的先驱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曾有几十年买卖铁路股票和债券的经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巴菲特就把穆迪(编注：全球顶级评级机构)大部头的运输业指南通读了两遍，以确保自己不会漏看书中的任何内容。在格雷厄姆旗下基金公司Graham-Newman Corp。工作时，巴菲特更是分析过一个将21%至36%资产投在铁路方面的投资组合。
但巴菲特这则古老故事还有更微妙的一面。格雷厄姆曾教导巴菲特说，企业管理层和股东间关系的核心是一种深奥的利益冲突。格雷厄姆认为，企业经理人总是想积累现金，以便在自己万一出现决策失误时对自己提供保护。但这些现金是属于股东的，他们或许能为这些钱找到比放在企业经理人手里更好的用处。
格雷厄姆还强调了一个令人痛苦的自相矛盾之处：企业经营得越好、其经理人越经营有方，企业的利润就越大，从而也导致企业的现金积累达到不合理的高水平。
这也正是多年困扰巴菲特的事情，他和自己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就是格雷厄姆所说的这种自相矛盾现象的生动例证。由于巴菲特十分擅长于挑选股票，伯克希尔不断创造出远多于巴菲特自认为他能够有效使用的现金。
早在1998年，巴菲特就担心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现金太多了，当时这家公司有1220亿美元资产，手中的现金不足140亿美元。他在写给该公司一位投资者的信中说，“我一直明白，手中所管理资金的大量增加将急剧减少我们的投资选择空间。”这是因为那些几百万美元一笔的投资不再会对伯克希尔的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到了2006年，当伯克希尔积累的现金达到370亿美元时，巴菲特说，“我们不喜欢过多的现金……如果手头的现金只有100亿美元我们会高兴得多。”
巴菲特上周说，规模总是个问题。他说，如果只有一小笔资金可投资，你会把钱投入那些你认为特别值得投资的项目，而大多数时候，大笔资金是投资决策者的地狱。
巴菲特不愿选择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简单办法──将过多的资金以股息形式支付给股东。由于他本人持有伯克希尔约26%的股份，如果将公司现金作为股息派发，巴菲特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将创下美国历史之最。巴菲特可不喜欢在这方面超越他人。由于巴菲特不愿将公司现金作为股息派发，他除了用这些钱直接购买大企业外几乎别无选择。
巴菲特收购Burlington的支出中将有一部分是伯克希尔的股票，而他一向不愿用本公司股票收购企业。2007年，他曾表示，1993年时以价值4.33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收购Dexter Shoe是不智之举，如果当初不这样做，这批伯克希尔股票日后至少会价值35亿美元，而这些股票换来的Dexter股票最后变得一钱不值。橡树价值基金(Oak Value Fund)的卡尔(David Carr)说，巴菲特对这件事是如此敏感，除非他绝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投资能够产生良好回报，否则他不会用伯克希尔股票收购Burlington。橡树价值基金持有价值2500万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
今年79岁的巴菲特虽然尚无退休计划，但他希望确保伯克希尔的业务在他离去后仍能长久维持下去。他认为，没有哪项新技术能够让铁路运输成为过时之物。巴菲特有时在判断哪项业务能永远繁荣方面会看走眼。以往，他曾投资制鞋业和报业，还曾印刷过百科全书。但巴菲特的这种投资态度对所有投资者都有重要借鉴意义：在你收购任何业务之前，都要问一问它承受新技术出现和价格竞争打击的能力有多强。
(本文原载于11月3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
2009年11月8日 星期日
通胀预期弥漫债市 市场关注央票发行利率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11月06日 15:56 市场资金依旧充裕，机构倾向于配置短期品种和浮息债券
【《财经网》北京专稿/记者 张曼】通胀预期之下，债市收益率逐步走高，维持弱势震荡，中长期债券承压尤重。
11月5日，国开行计划发行200亿元五年期金融债，认购倍数仅为1.11倍，中票利率高于二级市场，为3.75%；另一方面，同样享受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行200亿元两年期金融债，发行利率为2.55%，略低于二级市场收益率，认购倍数达到2.3倍。
相关新闻：
央行公开市场连续四周净回笼资金
央票发行利率持稳 市场通胀预期渐浓
公开市场操作连续三周净回笼
银行次级债“挤泡沫”
渤海证券分析师徐华认为，这一方面因为收益率仍处上升通道，市场偏好短债；另一方面，与国开行已经转制为商业银行有关。
一位券商人士介绍，国开行享受债信为零的过渡期只有两年，为了维护投资者热情，国开行金融债发行上给予投资者更多溢价。当日招标发行结束后，国开行以3.75%高利率追加发行100亿元金融债。
本周发行的更长期限的十年期国债，发行利率大幅上扬至3.6772%，也反映出市场通胀预期逐步加强。该笔国债认购倍数为1.69倍，发行利率与二级市场收益率相当。中国货币网到期收益率曲线显示，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从10月初3.5211%，一路震荡上行至11月5日的3.6773%。
目前，一、二级市场利率差异较大的是一年期央票。中国货币网到期收益率曲线显示，一年期央票到期收益率已经从10月初的1.8262%上升到1.9939%，但是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依旧维持在1.76%。
据大型商业银行人士介绍，由于收益率太低，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近期都不太愿意购买一年期央票，主要配置短期限央票，如三月期央票，即使持有到期，也可以在年底需要流动性时兑现，影响不大。
申银万国发布研究报告称，央票利率上升预期是影响11月债市的关键因素，在利率上调之前，债市的压力不会明显减弱。如果后期经济数据比预期的好，通胀水平也比预期的高，债市就还有继续调整的需要。
最近两周，央行已经大幅减少一年期央票发行量，但三月期央票和正回购的发行规模保持较高，第一证券认为，这说明了央行对利率调整的谨慎心态。■
【《财经网》北京专稿/记者 张曼】通胀预期之下，债市收益率逐步走高，维持弱势震荡，中长期债券承压尤重。
11月5日，国开行计划发行200亿元五年期金融债，认购倍数仅为1.11倍，中票利率高于二级市场，为3.75%；另一方面，同样享受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行200亿元两年期金融债，发行利率为2.55%，略低于二级市场收益率，认购倍数达到2.3倍。
相关新闻：
央行公开市场连续四周净回笼资金
央票发行利率持稳 市场通胀预期渐浓
公开市场操作连续三周净回笼
银行次级债“挤泡沫”
渤海证券分析师徐华认为，这一方面因为收益率仍处上升通道，市场偏好短债；另一方面，与国开行已经转制为商业银行有关。
一位券商人士介绍，国开行享受债信为零的过渡期只有两年，为了维护投资者热情，国开行金融债发行上给予投资者更多溢价。当日招标发行结束后，国开行以3.75%高利率追加发行100亿元金融债。
本周发行的更长期限的十年期国债，发行利率大幅上扬至3.6772%，也反映出市场通胀预期逐步加强。该笔国债认购倍数为1.69倍，发行利率与二级市场收益率相当。中国货币网到期收益率曲线显示，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从10月初3.5211%，一路震荡上行至11月5日的3.6773%。
目前，一、二级市场利率差异较大的是一年期央票。中国货币网到期收益率曲线显示，一年期央票到期收益率已经从10月初的1.8262%上升到1.9939%，但是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依旧维持在1.76%。
据大型商业银行人士介绍，由于收益率太低，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近期都不太愿意购买一年期央票，主要配置短期限央票，如三月期央票，即使持有到期，也可以在年底需要流动性时兑现，影响不大。
申银万国发布研究报告称，央票利率上升预期是影响11月债市的关键因素，在利率上调之前，债市的压力不会明显减弱。如果后期经济数据比预期的好，通胀水平也比预期的高，债市就还有继续调整的需要。
最近两周，央行已经大幅减少一年期央票发行量，但三月期央票和正回购的发行规模保持较高，第一证券认为，这说明了央行对利率调整的谨慎心态。■
2009年11月4日 星期三
不同的退场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21期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12日 共有 29 条点评
谢国忠/文
10月6日，澳大利亚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3.25％。这是自一年前由危机引发所有主要经济体利率集体跳水、迅速降低至历史最低点之后，第一个上调利率的主要经济体。
在过去几个月，金融市场就有了关于刺激计划退出策略的议论。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各国央行将把低利率政策维持到2010年，甚至更久，理由是经济复苏基础尚不坚实。各国央行也在讨论退出问题，并释放出以下信号：（1）它们知道如何退出，并且会在通胀成为大麻烦之前退出；（2）它们看不出在短期内有退出的必要。
澳大利亚的这一举措，很有可能会引起那些持有非常昂贵的股票和债券的金融投资者的关切。
各吹各的调
不同的经济体，将根据各自的情况调整其退出的步调。
首先，美国和英国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因此，不能借由低利率复苏，明年它们将提高利率，使其与通胀预期的速度保持一致。它们的目标是尽可能使实际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以支持那些仍然身陷不良资产的本国金融机构。它们并不想阻止通货膨胀，只是要限制其上涨的步伐。低实际利率能使其经济降低债务杠杆。
第二，中国的刺激政策将主要通过其贷款政策间接地实现。由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货币仍将钉住美元，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结局，中国的通胀率和利率很可能会与美国相似。
第三，由于货币强势，欧元区和日本将有更高的实际利率、较低的名义利率，以及较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它们将晚于美国提高利率，也将面对较小的通胀威胁。
全球经济正以2％的增长率和4％的通胀率，朝着温和滞胀的方向行进。这也是各国央行希望出现的最好情况了：由金融稳定、增长和通胀构成的过得去的组合。但是，这是站立在针尖上的平衡，它要求中央银行不断调整预期，一旦某个主要的中央银行犯下重大错误，世界将很容易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当中。
现代经济学认为，货币刺激是熨平经济周期颇为有效的工具。虽然关于货币政策为何有效不乏理论支持，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即这种作用是通过资产市场价格上升来实现的。通过做大风险资产估价，导致了更多的债务需求，又进一步转化为需求增长。也就是说，货币政策通过制造资产泡沫来生效。这类刺激产生的结果将很难扭转。如果想完全逆转，需要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减少债务，恢复到刺激政策实施之前的水平。
本轮的刺激有着不同的影响。尽管利率水平很低，但是，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下降减少了举债所需的股本，因此，发达经济体的家庭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负债率并没有增加。公共部门迅速增加贷款，以支持行将破产的金融机构，同时增加政府支出，以减轻经济衰退。这两条措施都不是轻易能放松的。
无论各国中央银行怎么说或者怎么做，比起危机之前，危机后的世界将会出现更多的钱，这笔钱将变为通胀。尽管现在所有的中央银行对通胀都持强硬口吻，但是，它们不太可能采取行动。在债务泡沫破灭后，有两种方法可以有效“去杠杆化”：（1）破产或（2）通货膨胀。在过去的一年中，政府的行为表明，它们不能接受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倒是很有可能。
踏上贬值路
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90年代末的俄罗斯，就利用了恶性通货膨胀收拾残局。但是，集体抢劫储户有严重的政治后果，至少现任的政府会垮台。如果有另一条出路，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会尽力避免走这一步。在债务泡沫之后，人们能够期待出现的最好的情况就是温和滞胀了。它的好处是通过把痛苦分散到多年，降低苦楚；缺点是，持续疼痛。
如果央行能够保持实际利率为零，实际增长率为2.5％，那么，杠杆率在十年内可以减少22％。如果实际利率能够维持在-1％，杠杆率将在十年内下降30％。这么做的“成本”大约是5％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做会奏效，但是很缓慢。
如果把滞胀作为目标，为什么央行现在对通胀口气如此强硬呢？因为其目的在于说服债券持有人接受现在较低的债券收益率。美联储正在通过购买房利美的债券，有效地瞄准了抵押贷款利率。这是美联储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它也有效地限制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如果所有的国债持有人都抛售，美联储完全没有能力全部吞下。由此带来的高国库券收益率，将推动房地产市场再次下跌。
美联储希望此举能够愚弄债券持有人。如果不成功，也可以通过美元快速贬值锁死这些人。
我相信，出于同一目的，英国也在寻求贬值的策略。在各主要经济体中，英国的经济最依赖全球金融。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球金融大繁荣，英国经济从中获益良多。它的货币和财产大幅升值，大大超出了其他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由于全球金融泡沫破灭，英国的经济支柱没了，其成本未能大幅回落，因此，无力吸引其他经济活动回到英国。同时，也不能通过减税来提高其竞争力，因为其财政收入依赖于金融业，而金融业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亏空。另一种选择是让房地产价格像日本那样下跌，然而，此举可能会使其银行系统完全沉没。因此，英镑贬值可能是英国经济稳定的惟一选择。
有些人可能认为，英国的经营成本不再那么“贵”了。问题是，这还不够。尽管税务负担不断增加，但英国必须尽量降低成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英镑需要贬值。五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预言，英镑将和欧元等价。看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不能肯定等价是否就够了，英镑可能需要变得更便宜。
当然，欧元区也是一团糟。由于高失业率，经济停滞，南欧房地产市场崩溃，欧元不是也应该下跌吗？是的，应该，但它不会跌。欧洲央行的存在以维持物价稳定为惟一要务。这么多的政府对着惟一的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不太可能很快改变。因此，它不会立刻影响到欧元强势。强劲的欧元和低通货膨胀率，可以形成一个自我支持的螺旋，就像日本一样。即使其他经济体利率上升，欧元区的实际利率仍然相对较高，支持欧元持续走强。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元区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改变，这需要区内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通力协作，改变欧洲央行。这一天可能会在三年内到来，而不是现在。导火线可能是一个国家威胁退出欧元，我能想到的可能是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
冰盒里的日本
日本是个世界谜题，它已被锁定在一个强势日元、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中。大多数日本人有强烈的“日元心理”（yen psychology）。日本的政治家和中央银行的行为，可能反映了民众的情绪。这种心理的政治经济原因是人口老龄化，财富也集中在这些具有选举权的退休人员手中。强势日元与通缩，理论上增加了日本购买力。但是，我认为，各种理论都还不能充分解释日本的行为。最好的解释是，执掌日本的人能力不足。这些人中，有些彻头彻尾的蠢人，他们把日本封在一个冰盒里，拒绝出来。
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在强劲日元和通货紧缩的支持下的零利率，将债务泡沫变成了一个冰山，当温度达到临界点，冰山一下子就融化了。这个转折点就是，当日本开始出现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的时候。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对于日本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灾难，它应立刻处理通货紧缩，以及暴涨的政府债务。中央银行惟一的出路就是将日本政府债券（JGBs）转换成货币。这将导致日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当然，退休的那些人会抱怨连天，可是，这总比最后完全崩溃要好得多。
日本新的执政党民主党一直没有这样的眼力，它没有胆量违背公众对强势日元的偏好。没有经济增长，民主党手头就没什么筹码可用；整个国家深陷债务泥沼，政府拥有大量的财政赤字。民主党只能重新分配部分支出，这对经济毫无意义。看来，日本将在那个小冰盒子里，直到清算的那天。
上面的故事表明，每个国家都需要疲软的货币。那些货币未疲软的国家，只是不知道它们需要如此。但是最终，它们将改变主意。结果可能会使全球经济轮番出现货币贬值和高通胀。
发展中国家困境
有着健康银行系统的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麻烦。由于采取了刺激政策应对出口下降，这些国家房地产市场将出现膨胀。中国内地、印度、韩国和中国香港，尽管它们经济增长速度都已放缓，但是，房地产泡沫还是涨了起来。房地产泡沫与脆弱的经济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导致其政策逶迤前行。
由于中国占新兴经济体中三分之一份额，并在其他新兴经济体依赖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影响颇深，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有着重大影响。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货币刺激政策，造成了资金不成比例地流入房地产、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国有部门出于政策原因，而非盈利性考虑，进行大量投资。因此，中国正在经历实体经济相对薄弱、资产市场却十分红火的时期。政府的政策正面临两难：冷却资产泡沫将使经济进一步降温，而不冷却泡沫，可能会导致未来的灾难。货币政策的曲折，取决于哪种考虑占据上风。
限制信贷增长似乎是当前的政策重点。但是，如果经济在本季度和明年进一步出现疲软的迹象，政策可能会还原为宽松的银行放贷。当中国的贷款与存款比率足够高，即增加贷款将提高存款利率的时候，迂回前行也就停止了。
当我们梳理世界各地的独特的因素和体制偏好的时候，发现不同经济体的刺激政策退出机制将会十分不同。美国和英国，欧元区和日本，中国和印度三大板块，将面临不同的挑战，并将以不同的方式退出。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刺激政策退出的基准是经济强劲复苏。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泡沫形成过程中供需失衡，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使经济强劲增长，供求重新匹配需要时间。没有刺激政策可以带来快速的解决方案。无论是通过负实际利率，还是通过收入增长，抑或两者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旨在加快去杠杆化进程。防止通胀预期失控，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制约因素。一个关键的变量是石油价格，它对通胀预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石油价格再次飙升，可能将导致美联储比预期中更快提高利率。■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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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文
10月6日，澳大利亚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3.25％。这是自一年前由危机引发所有主要经济体利率集体跳水、迅速降低至历史最低点之后，第一个上调利率的主要经济体。
在过去几个月，金融市场就有了关于刺激计划退出策略的议论。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各国央行将把低利率政策维持到2010年，甚至更久，理由是经济复苏基础尚不坚实。各国央行也在讨论退出问题，并释放出以下信号：（1）它们知道如何退出，并且会在通胀成为大麻烦之前退出；（2）它们看不出在短期内有退出的必要。
澳大利亚的这一举措，很有可能会引起那些持有非常昂贵的股票和债券的金融投资者的关切。
各吹各的调
不同的经济体，将根据各自的情况调整其退出的步调。
首先，美国和英国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因此，不能借由低利率复苏，明年它们将提高利率，使其与通胀预期的速度保持一致。它们的目标是尽可能使实际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以支持那些仍然身陷不良资产的本国金融机构。它们并不想阻止通货膨胀，只是要限制其上涨的步伐。低实际利率能使其经济降低债务杠杆。
第二，中国的刺激政策将主要通过其贷款政策间接地实现。由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货币仍将钉住美元，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结局，中国的通胀率和利率很可能会与美国相似。
第三，由于货币强势，欧元区和日本将有更高的实际利率、较低的名义利率，以及较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它们将晚于美国提高利率，也将面对较小的通胀威胁。
全球经济正以2％的增长率和4％的通胀率，朝着温和滞胀的方向行进。这也是各国央行希望出现的最好情况了：由金融稳定、增长和通胀构成的过得去的组合。但是，这是站立在针尖上的平衡，它要求中央银行不断调整预期，一旦某个主要的中央银行犯下重大错误，世界将很容易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当中。
现代经济学认为，货币刺激是熨平经济周期颇为有效的工具。虽然关于货币政策为何有效不乏理论支持，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即这种作用是通过资产市场价格上升来实现的。通过做大风险资产估价，导致了更多的债务需求，又进一步转化为需求增长。也就是说，货币政策通过制造资产泡沫来生效。这类刺激产生的结果将很难扭转。如果想完全逆转，需要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减少债务，恢复到刺激政策实施之前的水平。
本轮的刺激有着不同的影响。尽管利率水平很低，但是，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下降减少了举债所需的股本，因此，发达经济体的家庭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负债率并没有增加。公共部门迅速增加贷款，以支持行将破产的金融机构，同时增加政府支出，以减轻经济衰退。这两条措施都不是轻易能放松的。
无论各国中央银行怎么说或者怎么做，比起危机之前，危机后的世界将会出现更多的钱，这笔钱将变为通胀。尽管现在所有的中央银行对通胀都持强硬口吻，但是，它们不太可能采取行动。在债务泡沫破灭后，有两种方法可以有效“去杠杆化”：（1）破产或（2）通货膨胀。在过去的一年中，政府的行为表明，它们不能接受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倒是很有可能。
踏上贬值路
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90年代末的俄罗斯，就利用了恶性通货膨胀收拾残局。但是，集体抢劫储户有严重的政治后果，至少现任的政府会垮台。如果有另一条出路，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会尽力避免走这一步。在债务泡沫之后，人们能够期待出现的最好的情况就是温和滞胀了。它的好处是通过把痛苦分散到多年，降低苦楚；缺点是，持续疼痛。
如果央行能够保持实际利率为零，实际增长率为2.5％，那么，杠杆率在十年内可以减少22％。如果实际利率能够维持在-1％，杠杆率将在十年内下降30％。这么做的“成本”大约是5％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做会奏效，但是很缓慢。
如果把滞胀作为目标，为什么央行现在对通胀口气如此强硬呢？因为其目的在于说服债券持有人接受现在较低的债券收益率。美联储正在通过购买房利美的债券，有效地瞄准了抵押贷款利率。这是美联储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它也有效地限制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如果所有的国债持有人都抛售，美联储完全没有能力全部吞下。由此带来的高国库券收益率，将推动房地产市场再次下跌。
美联储希望此举能够愚弄债券持有人。如果不成功，也可以通过美元快速贬值锁死这些人。
我相信，出于同一目的，英国也在寻求贬值的策略。在各主要经济体中，英国的经济最依赖全球金融。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球金融大繁荣，英国经济从中获益良多。它的货币和财产大幅升值，大大超出了其他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由于全球金融泡沫破灭，英国的经济支柱没了，其成本未能大幅回落，因此，无力吸引其他经济活动回到英国。同时，也不能通过减税来提高其竞争力，因为其财政收入依赖于金融业，而金融业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亏空。另一种选择是让房地产价格像日本那样下跌，然而，此举可能会使其银行系统完全沉没。因此，英镑贬值可能是英国经济稳定的惟一选择。
有些人可能认为，英国的经营成本不再那么“贵”了。问题是，这还不够。尽管税务负担不断增加，但英国必须尽量降低成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英镑需要贬值。五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预言，英镑将和欧元等价。看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不能肯定等价是否就够了，英镑可能需要变得更便宜。
当然，欧元区也是一团糟。由于高失业率，经济停滞，南欧房地产市场崩溃，欧元不是也应该下跌吗？是的，应该，但它不会跌。欧洲央行的存在以维持物价稳定为惟一要务。这么多的政府对着惟一的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不太可能很快改变。因此，它不会立刻影响到欧元强势。强劲的欧元和低通货膨胀率，可以形成一个自我支持的螺旋，就像日本一样。即使其他经济体利率上升，欧元区的实际利率仍然相对较高，支持欧元持续走强。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元区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改变，这需要区内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通力协作，改变欧洲央行。这一天可能会在三年内到来，而不是现在。导火线可能是一个国家威胁退出欧元，我能想到的可能是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
冰盒里的日本
日本是个世界谜题，它已被锁定在一个强势日元、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中。大多数日本人有强烈的“日元心理”（yen psychology）。日本的政治家和中央银行的行为，可能反映了民众的情绪。这种心理的政治经济原因是人口老龄化，财富也集中在这些具有选举权的退休人员手中。强势日元与通缩，理论上增加了日本购买力。但是，我认为，各种理论都还不能充分解释日本的行为。最好的解释是，执掌日本的人能力不足。这些人中，有些彻头彻尾的蠢人，他们把日本封在一个冰盒里，拒绝出来。
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在强劲日元和通货紧缩的支持下的零利率，将债务泡沫变成了一个冰山，当温度达到临界点，冰山一下子就融化了。这个转折点就是，当日本开始出现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的时候。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对于日本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灾难，它应立刻处理通货紧缩，以及暴涨的政府债务。中央银行惟一的出路就是将日本政府债券（JGBs）转换成货币。这将导致日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当然，退休的那些人会抱怨连天，可是，这总比最后完全崩溃要好得多。
日本新的执政党民主党一直没有这样的眼力，它没有胆量违背公众对强势日元的偏好。没有经济增长，民主党手头就没什么筹码可用；整个国家深陷债务泥沼，政府拥有大量的财政赤字。民主党只能重新分配部分支出，这对经济毫无意义。看来，日本将在那个小冰盒子里，直到清算的那天。
上面的故事表明，每个国家都需要疲软的货币。那些货币未疲软的国家，只是不知道它们需要如此。但是最终，它们将改变主意。结果可能会使全球经济轮番出现货币贬值和高通胀。
发展中国家困境
有着健康银行系统的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麻烦。由于采取了刺激政策应对出口下降，这些国家房地产市场将出现膨胀。中国内地、印度、韩国和中国香港，尽管它们经济增长速度都已放缓，但是，房地产泡沫还是涨了起来。房地产泡沫与脆弱的经济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导致其政策逶迤前行。
由于中国占新兴经济体中三分之一份额，并在其他新兴经济体依赖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影响颇深，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有着重大影响。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货币刺激政策，造成了资金不成比例地流入房地产、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国有部门出于政策原因，而非盈利性考虑，进行大量投资。因此，中国正在经历实体经济相对薄弱、资产市场却十分红火的时期。政府的政策正面临两难：冷却资产泡沫将使经济进一步降温，而不冷却泡沫，可能会导致未来的灾难。货币政策的曲折，取决于哪种考虑占据上风。
限制信贷增长似乎是当前的政策重点。但是，如果经济在本季度和明年进一步出现疲软的迹象，政策可能会还原为宽松的银行放贷。当中国的贷款与存款比率足够高，即增加贷款将提高存款利率的时候，迂回前行也就停止了。
当我们梳理世界各地的独特的因素和体制偏好的时候，发现不同经济体的刺激政策退出机制将会十分不同。美国和英国，欧元区和日本，中国和印度三大板块，将面临不同的挑战，并将以不同的方式退出。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刺激政策退出的基准是经济强劲复苏。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泡沫形成过程中供需失衡，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使经济强劲增长，供求重新匹配需要时间。没有刺激政策可以带来快速的解决方案。无论是通过负实际利率，还是通过收入增长，抑或两者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旨在加快去杠杆化进程。防止通胀预期失控，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制约因素。一个关键的变量是石油价格，它对通胀预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石油价格再次飙升，可能将导致美联储比预期中更快提高利率。■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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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场是个神话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22期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26日 共有 37 条点评
谢国忠/文
货币需求是有效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怎样的货币政策称得上最好。随着金融机构杠杆率的提高，对货币需求不断增大，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在问金融体系是否有效。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有责任考虑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限制货币增长与名义GDP增长率间的偏差。特别是，当经济基本面可能在短期受损时，持续的偏差仍应予以纠正。
神话破灭
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和普通读者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中国的散户投资者主导着资产市场。他们做出投资或投机决定时，大多认为“政府不会让资产价格下跌”。政府支出一旦有了限制，那这种期望还有几分可信？关于对货币扩张限制的讨论，能够帮助中国投资者评估投资决策的风险。
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货币供应量增速都远远高于名义GDP的增速。也就是说，货币增长被用来支撑高杠杆率，这在金融部门尤其明显。当然，原因是央行通过降低利率来应对金融危机，有时甚至是强行增加银行的流动性，以期他们能够增加贷款，刺激经济。不过，这些钱却流入了资产市场，导致资产市场繁荣兴旺。活跃的资产价格稳定了全球经济。尽管大多数分析家认为，活跃的资产市场反映了他们对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正确预期。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事实。像过去的十年一样，资产市场的繁荣支持了经济增长，而不是倒过来——由于强大的经济增长导致资产市场繁荣——因此，一切只不过是个泡沫。
尽管全球经济正温和复苏，整体经济形势仍困难重重。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率都处于历史高位。资产市场的繁荣与真实的经济困难之间的对比，在近代可谓绝无仅有。尽管工人和企业都在努力挣扎，资产玩家却重新收获了账面利润。资产繁荣的背后，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我们不禁要问，政策实现了其帮助实体经济的目标了吗？还是说，政策帮助的只是那些投机者，希望他们能给实体经济留点残羹冷炙？
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获取大量货币，但当前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货币运行存在的严重低效。对那些引发了危机的人提供如此多的钱，理由恰恰是因为他们引发了危机，这是什么道理？好比说，当房子着火了，你必须扑灭大火并找到罪魁祸首。可问题是，纵火者被要求去救火。那么，如何可以肯定，他们不会引起另一场大火？
大部分人认为改革金融体制，而非限制货币供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一旦如此，未来对货币的需求将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中发现的问题仍没有得到纠正。过去十年，全球金融体系已变得相当庞大，将中央银行、立法者和政府困在其中。行将推进的改革，不会触碰到那些引发当前危机的主要因素。即使最好的改革能够实行，核心问题仍然难以解决：金融从业人员用别人的钱来赌博，当下对注的时候，他们将得到巨大的回报；下错注，他们也不会赔偿。这个激励问题表明，现行的全球金融体系，鼓励了风险冒进的偏好，有效市场并非如此。中央银行限制货币供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办法。过去十年的资产价格通胀，以及破灭后的灾难，都证明了这一论点是可信的。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促使经济学家研究为何货币刺激并没有增加需求，却直接转为通胀。这一研究促进了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解释了大众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它的结论显而易见，即决策者可以反复愚弄普通人。多人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将以货币供给增长为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的指导原则。这一做法将使中央银行以货币增长为目标，“自动驾驶”，并让市场决定利率。
理性预期理论被进一步用来解释投资者的行为，并引出了有效市场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理智的投资者将带来有效的资产价格，这种价格能够正确反映未来预期。用学术术语来说，有效资产价格，就是包含了所有有关未来的有用信息的价格。这为拆除那些源自“大萧条”时期得到的教训而建立起来的监管架构，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使得中央银行疲于应付短期通胀。依据有效市场理论，中央银行决定完全满足金融机构的货币需求，以支持他们的杠杆率。这种组合为过去十年间出现的巨大泡沫奠定了基础。由于全球化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华尔街可以无限量地从中央银行获得流动性，制造泡沫。
在西方金融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占主导地位，散户或个人投资者则主导了东方金融市场。多数机构投资者是以季度市场指数为基准，同时，他们持有的现金量还有限制。这些制约因素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很难跑赢大盘。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机构投资者都是指数追随者。额外的管理成本，使得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表现比指数差，这并不会增加市场的效率。
改革的困境
过去十年，金融市场最显著的发展是绝对表现基金（Absolute performance funds）和对冲基金的增加。但是，他们只是放大了市场的波动性，并未提高市场效率。由于对冲基金经理的薪酬是旱涝保收，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见到长期波动。这是一个委婉的“正面算我赢，反面算你输”的掷硬币游戏。对冲基金业让其管理人员，而不是投资人收益颇丰。
无论怎样尝试去改善机构投资者的激励结构，“管理别人的钱”带来的激励扭曲难以改变。制度化一度被誉为提高市场效率的一大进步，已被证明使无效状况更甚。面临着变幻莫测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寻求以制度化来稳定市场。他们应该三思。制度化或能减少短期波动，但会变成大崩溃。
散户或者个人投资者经常错误地将短时期波动当做趋势。“羊群行为”产生了自我实现的趋势，而这大都只是暂时的。但是，这种羊群行为有时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引发巨大的泡沫。这种泡沫会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失当。
为了尽量减少今后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人们可以改革金融体系，以减少出现危机的倾向；或者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同时考虑资产价格以及消费物价。一年前，危机爆发时，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发誓要改革金融体系，消除腐败和过度杠杆化。在政府花费数万亿美元救助金融机构之后，改革的动力已经减弱。美国国会改革法案已经淡化，因此，他们并无力阻止另一次重大危机。
资本充足率要求以及透明度，是有效的金融改革的关键。例如，场外交易的衍生品的名义价值达到数万亿美元。它们在一个不透明的环境中蓬勃发展。做市商可以通过欺骗买家和监管机构获取高额利润：向他们收取超高费用，但他们并未为提供这种高风险产品投入大量资金。如果市场是透明的，而且资本要求合理，那么这项业务也不会开展得这样大。在理论上，衍生工具能够帮助买家降低风险；而在实践中，由于复杂的结构可以隐藏杠杆率，衍生工具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除非能够看到旨在针对衍生产品市场的问题的改革，否则，所谓的金融改革很难称之为“有效”。
谁又将声名扫地？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也是如此。有两个情形预示着另一场危机的爆发。首先，每个交易者借入美元购买东西。华尔街多数交易商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有澳大利亚人。他们都很了解美国。美联储维持着零利率政策，美国政府也支持弱势美元，以刺激美国的出口。除非是傻瓜，人人都能看出，美国政府正在“帮助”你借美元去投机。但是，这些交易员对其他国家并不熟悉，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他们一年也就去那里一两次，即使这一两次，还是和美国的投行一起去的：这些投行可是很想要卖东西给他们的。他们愿意相信任何事，除了美元会升值。当然，华尔街的银行也会这么告诉他们。由于这些人为数众多，他们的行动在短期内会自我实现。举例来说，澳元从底部算起，已经升值了35％。现在，这些家伙坐在巨大的账面利润上，感觉自己是如此聪明。当然，华尔街的交易商们在付给投资人之前，已经先喂饱了自己。
一旦交易规模过大，就像现在这样，只需要一个小冲击就能引发飓风，而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冲击会是什么。一旦有事发生，所有这些交易商就会迅速退出，这可能会导致另一场危机。
石油价格的飙升，可能是宴会中另一个不速之客。它可能引发通胀预期回升，并引发债券市场大崩溃。由此产生的极高债券收益率可能迫使央行提高利率，以减少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另一轮资产价格大下滑，将再度激起对于全球主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恐惧，再次造成混乱。
石油是制造泡沫的完美材料：石油供应不能及时回应油价上涨，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扩大生产能力，而且由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粘性，石油需求也不能迅速减少。无论是需求还是供应方面，石油的价格敏感度都较低，很适合用来制造泡沫。当流动性既便宜又易得的时候，石油投机者随处可见。
石油投机商不再只是那些偷偷摸摸的对冲基金。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拥有石油或其他任何东西。而且，没有道理不去这么做。中央银行已明确表示，将保持尽可能充足的货币供给，使纸币贬值，帮助债务人。如果你赌得很大，当你下错注的时候，政府会帮你摆脱困境，并且降低利率以使你能够下更大的赌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好做个投机者，当权者永远与你同在。
对于那些想成为投机分子的人，我有一言相劝：一旦债券市场大幅下跌，尽快逃命去吧。石油泡沫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因为它会刺破其他泡沫。一旦这些泡沫破灭，供石油泡沫生存的氧气也就消失了。
2010年出现二次探底的情况已经很明显。目前的经济复苏得益于企业补充库存以及财政刺激。明年，西方消费者在囊中羞涩之后迅速恢复的几率微乎其微。高失业率将使他们的收入难以支撑其消费。他们不太可能再去借钱消费。
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只要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那么，就应当不断采取刺激政策。正如我刚才所说，供求不匹配——而不是需求疲软本身——是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更多的刺激只会引发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定。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让一批认为可以“用一点通胀换得经济大幅增长”的银行家声名狼藉。当前的这场危机，将会使那些忽略资产价格通胀，甚至创造通胀去刺激经济增长的这一代中央银行家们声名扫地。玩火者，必自焚。■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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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破灭
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和普通读者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中国的散户投资者主导着资产市场。他们做出投资或投机决定时，大多认为“政府不会让资产价格下跌”。政府支出一旦有了限制，那这种期望还有几分可信？关于对货币扩张限制的讨论，能够帮助中国投资者评估投资决策的风险。
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货币供应量增速都远远高于名义GDP的增速。也就是说，货币增长被用来支撑高杠杆率，这在金融部门尤其明显。当然，原因是央行通过降低利率来应对金融危机，有时甚至是强行增加银行的流动性，以期他们能够增加贷款，刺激经济。不过，这些钱却流入了资产市场，导致资产市场繁荣兴旺。活跃的资产价格稳定了全球经济。尽管大多数分析家认为，活跃的资产市场反映了他们对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正确预期。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事实。像过去的十年一样，资产市场的繁荣支持了经济增长，而不是倒过来——由于强大的经济增长导致资产市场繁荣——因此，一切只不过是个泡沫。
尽管全球经济正温和复苏，整体经济形势仍困难重重。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率都处于历史高位。资产市场的繁荣与真实的经济困难之间的对比，在近代可谓绝无仅有。尽管工人和企业都在努力挣扎，资产玩家却重新收获了账面利润。资产繁荣的背后，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我们不禁要问，政策实现了其帮助实体经济的目标了吗？还是说，政策帮助的只是那些投机者，希望他们能给实体经济留点残羹冷炙？
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获取大量货币，但当前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货币运行存在的严重低效。对那些引发了危机的人提供如此多的钱，理由恰恰是因为他们引发了危机，这是什么道理？好比说，当房子着火了，你必须扑灭大火并找到罪魁祸首。可问题是，纵火者被要求去救火。那么，如何可以肯定，他们不会引起另一场大火？
大部分人认为改革金融体制，而非限制货币供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一旦如此，未来对货币的需求将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中发现的问题仍没有得到纠正。过去十年，全球金融体系已变得相当庞大，将中央银行、立法者和政府困在其中。行将推进的改革，不会触碰到那些引发当前危机的主要因素。即使最好的改革能够实行，核心问题仍然难以解决：金融从业人员用别人的钱来赌博，当下对注的时候，他们将得到巨大的回报；下错注，他们也不会赔偿。这个激励问题表明，现行的全球金融体系，鼓励了风险冒进的偏好，有效市场并非如此。中央银行限制货币供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办法。过去十年的资产价格通胀，以及破灭后的灾难，都证明了这一论点是可信的。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促使经济学家研究为何货币刺激并没有增加需求，却直接转为通胀。这一研究促进了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解释了大众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它的结论显而易见，即决策者可以反复愚弄普通人。多人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将以货币供给增长为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的指导原则。这一做法将使中央银行以货币增长为目标，“自动驾驶”，并让市场决定利率。
理性预期理论被进一步用来解释投资者的行为，并引出了有效市场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理智的投资者将带来有效的资产价格，这种价格能够正确反映未来预期。用学术术语来说，有效资产价格，就是包含了所有有关未来的有用信息的价格。这为拆除那些源自“大萧条”时期得到的教训而建立起来的监管架构，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使得中央银行疲于应付短期通胀。依据有效市场理论，中央银行决定完全满足金融机构的货币需求，以支持他们的杠杆率。这种组合为过去十年间出现的巨大泡沫奠定了基础。由于全球化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华尔街可以无限量地从中央银行获得流动性，制造泡沫。
在西方金融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占主导地位，散户或个人投资者则主导了东方金融市场。多数机构投资者是以季度市场指数为基准，同时，他们持有的现金量还有限制。这些制约因素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很难跑赢大盘。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机构投资者都是指数追随者。额外的管理成本，使得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表现比指数差，这并不会增加市场的效率。
改革的困境
过去十年，金融市场最显著的发展是绝对表现基金（Absolute performance funds）和对冲基金的增加。但是，他们只是放大了市场的波动性，并未提高市场效率。由于对冲基金经理的薪酬是旱涝保收，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见到长期波动。这是一个委婉的“正面算我赢，反面算你输”的掷硬币游戏。对冲基金业让其管理人员，而不是投资人收益颇丰。
无论怎样尝试去改善机构投资者的激励结构，“管理别人的钱”带来的激励扭曲难以改变。制度化一度被誉为提高市场效率的一大进步，已被证明使无效状况更甚。面临着变幻莫测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寻求以制度化来稳定市场。他们应该三思。制度化或能减少短期波动，但会变成大崩溃。
散户或者个人投资者经常错误地将短时期波动当做趋势。“羊群行为”产生了自我实现的趋势，而这大都只是暂时的。但是，这种羊群行为有时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引发巨大的泡沫。这种泡沫会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失当。
为了尽量减少今后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人们可以改革金融体系，以减少出现危机的倾向；或者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同时考虑资产价格以及消费物价。一年前，危机爆发时，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发誓要改革金融体系，消除腐败和过度杠杆化。在政府花费数万亿美元救助金融机构之后，改革的动力已经减弱。美国国会改革法案已经淡化，因此，他们并无力阻止另一次重大危机。
资本充足率要求以及透明度，是有效的金融改革的关键。例如，场外交易的衍生品的名义价值达到数万亿美元。它们在一个不透明的环境中蓬勃发展。做市商可以通过欺骗买家和监管机构获取高额利润：向他们收取超高费用，但他们并未为提供这种高风险产品投入大量资金。如果市场是透明的，而且资本要求合理，那么这项业务也不会开展得这样大。在理论上，衍生工具能够帮助买家降低风险；而在实践中，由于复杂的结构可以隐藏杠杆率，衍生工具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除非能够看到旨在针对衍生产品市场的问题的改革，否则，所谓的金融改革很难称之为“有效”。
谁又将声名扫地？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也是如此。有两个情形预示着另一场危机的爆发。首先，每个交易者借入美元购买东西。华尔街多数交易商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有澳大利亚人。他们都很了解美国。美联储维持着零利率政策，美国政府也支持弱势美元，以刺激美国的出口。除非是傻瓜，人人都能看出，美国政府正在“帮助”你借美元去投机。但是，这些交易员对其他国家并不熟悉，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他们一年也就去那里一两次，即使这一两次，还是和美国的投行一起去的：这些投行可是很想要卖东西给他们的。他们愿意相信任何事，除了美元会升值。当然，华尔街的银行也会这么告诉他们。由于这些人为数众多，他们的行动在短期内会自我实现。举例来说，澳元从底部算起，已经升值了35％。现在，这些家伙坐在巨大的账面利润上，感觉自己是如此聪明。当然，华尔街的交易商们在付给投资人之前，已经先喂饱了自己。
一旦交易规模过大，就像现在这样，只需要一个小冲击就能引发飓风，而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冲击会是什么。一旦有事发生，所有这些交易商就会迅速退出，这可能会导致另一场危机。
石油价格的飙升，可能是宴会中另一个不速之客。它可能引发通胀预期回升，并引发债券市场大崩溃。由此产生的极高债券收益率可能迫使央行提高利率，以减少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另一轮资产价格大下滑，将再度激起对于全球主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恐惧，再次造成混乱。
石油是制造泡沫的完美材料：石油供应不能及时回应油价上涨，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扩大生产能力，而且由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粘性，石油需求也不能迅速减少。无论是需求还是供应方面，石油的价格敏感度都较低，很适合用来制造泡沫。当流动性既便宜又易得的时候，石油投机者随处可见。
石油投机商不再只是那些偷偷摸摸的对冲基金。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拥有石油或其他任何东西。而且，没有道理不去这么做。中央银行已明确表示，将保持尽可能充足的货币供给，使纸币贬值，帮助债务人。如果你赌得很大，当你下错注的时候，政府会帮你摆脱困境，并且降低利率以使你能够下更大的赌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好做个投机者，当权者永远与你同在。
对于那些想成为投机分子的人，我有一言相劝：一旦债券市场大幅下跌，尽快逃命去吧。石油泡沫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因为它会刺破其他泡沫。一旦这些泡沫破灭，供石油泡沫生存的氧气也就消失了。
2010年出现二次探底的情况已经很明显。目前的经济复苏得益于企业补充库存以及财政刺激。明年，西方消费者在囊中羞涩之后迅速恢复的几率微乎其微。高失业率将使他们的收入难以支撑其消费。他们不太可能再去借钱消费。
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只要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那么，就应当不断采取刺激政策。正如我刚才所说，供求不匹配——而不是需求疲软本身——是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更多的刺激只会引发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定。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让一批认为可以“用一点通胀换得经济大幅增长”的银行家声名狼藉。当前的这场危机，将会使那些忽略资产价格通胀，甚至创造通胀去刺激经济增长的这一代中央银行家们声名扫地。玩火者，必自焚。■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此文英文原文见《财经网》英文版http://english.caijing.com.cn/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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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日 星期一
巴菲特如何分析营业收入--刘建位(2009-11-01 22:35:35)
巴菲特如何分析营业收入 2009年10月31日 02:01 第一财经日报
穿过记忆的河流
http://blog.sina.com.cn/danbin16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8b4ee0100fwvp.html
刘建位
巴菲特分析利润表的第一个指标，在第一行，就是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是利润表的第一个指标，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之所以说最重要，是因为营业收入是所有盈利的基础，是分析财务报表的起点。你到任何一所大学学习财务，分析预测公司未来的盈利，起点是分析预测营业收入。我们一般只看营业收入一年的短期增长率，而巴菲特更关注的是长期增长率，他要看过去5年到10年甚至2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多少。
巴菲特收购R. C. Willey家具商场时，他发现CEO比尔1954年接手时年营业收入只有25万美元，1999年增长到3.42亿美元，45年增长1368倍。
巴菲特收购Helzberg钻石商店时研究财务报表时发现，这家公司从1915年创立时不过是堪萨斯市的一家商店，然而到1994年已发展成在全美23个州拥有134家分店的集团，营业收入也从1974年的1000万美元增长到1984年的5300万美元，1994年又增长到2.82亿美元，
巴菲特会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营业收入增长率：
第一，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盈利增长率比较，分析增长的含金量。
营业收入只是手段，企业的真正目的是盈利。收入增长率与税前利润增长率比较，如果营收率很快，但利润增长率并不快，这可能有问题了。巴菲特最喜欢的是税前利润比营业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
他的蓝筹邮票公司的邮票营业收入从1972年的1亿美元下降到1991年的1200万美元，只有原来的12%；但在同期喜诗糖果的营业收入，却从2900万增长到1.96亿美元，增长6.76倍，而且其盈利增长速度比营业收入更快，税前利润从1972年的420万，变成去年的4240万美元，增长10倍多。
巴菲特关注营业收入，但更关注其含金量。他如此讽刺那些过于偏重于收入规模增长的大企业：“大部分机构，包括商业机构及其他机构，衡量自己或者被别人衡量，以及激励下属管理人员，所使用的标准绝大部分是营业收入规模大小。问问那些名列财富500强的大公司的经理人他们的公司排名第几位，他们回答的排名数字肯定是营业收入排名。他们可能根本都不知道，如果营业收入财富500强企业根据盈利能力进行排名的话，自己的公司会排名在第几位。
巴菲特对此深有体会，他1965年收购伯克希尔纺织厂，结果运营了21年后，不得不在1985年关闭。此前9年，纺织业务营业收入累计高达5亿多美元，但却累计亏损0.1亿美元。虽然有时也盈利，但总是进一步退两步。
我统计了1998年1月1日到2009年10月28日股价涨幅最高的8大名酒，对比过去10年的营业收入涨幅与税前利润涨幅，你会发现，股价涨幅和盈利涨幅更接近。
第二，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市场占有率增长比较分析竞争优势的变化。
我发现，巴菲特非常重视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时，市场占用率有没有同步提高。衡量市场占有率，一是用营业收入，二是用销量。
巴菲特在1993年致股东的信中说：以营业收入衡量，可口可乐占全球软饮料市场的44%，吉列占全球剃须刀片市场的60%。
巴菲特旗下的Fruit of the Loom在男士内衣市场上占有明显优势，根据Wal-Mart、Target等大卖场的统计，市场份额从2002年的44.2%提高到48.7%，接近一半。在大卖场女士内衣市场的份额从2002年的13.7%上升到2005年的24.7%，提高近一倍。
细分市场占有率高当然好，但对于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市场占有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意义非常大。
1976年巴菲特在GEICO保险公司濒临破产之际大举投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从1936年到1975年这40年间，GEICO市场占有率从0增长到4%，成为全美第四大汽车保险公司，这表明公司利用电话直销不用保险代理人的独特经营模式有着巨大的竞争优势，才会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汽车保险行业市场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2005年GEICO市场占有率提高到6%，2008年达到7.7%。汽车保险市场规模巨大，市场份额增长1%相当于营业收入增长16亿美元。怪不得巴菲特几乎每年都要比较GEICO市场占有率的变化。
如果公司营业收入增幅相当大，但市场占有率下降，反而说明，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低于行业增长水平。相反如果行业销售大幅下滑，公司销售照样大幅增长，市场占有率肯定会大幅提升。1990年珠宝行业销售惨淡，巴菲特旗下的Borsheim珠宝店营业收入却上涨18%。
巴菲特强调，投资的关键是分析一家公司的竞争优势，尤其是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分析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增长情况，是分析其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指标。
分析前面中国股市涨幅最高的8大名酒，在各自的细分市场占有率都名列前茅甚至是市场龙头。
巴菲特对销售收入增长的分析非常细致，他还会分析很多指标，以确定销售收入的效率，比如同店销售收入增长率、每平方米销售增长率，不同产品及不同的地区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等。
(作者为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理财师)
穿过记忆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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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位
巴菲特分析利润表的第一个指标，在第一行，就是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是利润表的第一个指标，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之所以说最重要，是因为营业收入是所有盈利的基础，是分析财务报表的起点。你到任何一所大学学习财务，分析预测公司未来的盈利，起点是分析预测营业收入。我们一般只看营业收入一年的短期增长率，而巴菲特更关注的是长期增长率，他要看过去5年到10年甚至2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多少。
巴菲特收购R. C. Willey家具商场时，他发现CEO比尔1954年接手时年营业收入只有25万美元，1999年增长到3.42亿美元，45年增长1368倍。
巴菲特收购Helzberg钻石商店时研究财务报表时发现，这家公司从1915年创立时不过是堪萨斯市的一家商店，然而到1994年已发展成在全美23个州拥有134家分店的集团，营业收入也从1974年的1000万美元增长到1984年的5300万美元，1994年又增长到2.82亿美元，
巴菲特会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营业收入增长率：
第一，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盈利增长率比较，分析增长的含金量。
营业收入只是手段，企业的真正目的是盈利。收入增长率与税前利润增长率比较，如果营收率很快，但利润增长率并不快，这可能有问题了。巴菲特最喜欢的是税前利润比营业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
他的蓝筹邮票公司的邮票营业收入从1972年的1亿美元下降到1991年的1200万美元，只有原来的12%；但在同期喜诗糖果的营业收入，却从2900万增长到1.96亿美元，增长6.76倍，而且其盈利增长速度比营业收入更快，税前利润从1972年的420万，变成去年的4240万美元，增长10倍多。
巴菲特关注营业收入，但更关注其含金量。他如此讽刺那些过于偏重于收入规模增长的大企业：“大部分机构，包括商业机构及其他机构，衡量自己或者被别人衡量，以及激励下属管理人员，所使用的标准绝大部分是营业收入规模大小。问问那些名列财富500强的大公司的经理人他们的公司排名第几位，他们回答的排名数字肯定是营业收入排名。他们可能根本都不知道，如果营业收入财富500强企业根据盈利能力进行排名的话，自己的公司会排名在第几位。
巴菲特对此深有体会，他1965年收购伯克希尔纺织厂，结果运营了21年后，不得不在1985年关闭。此前9年，纺织业务营业收入累计高达5亿多美元，但却累计亏损0.1亿美元。虽然有时也盈利，但总是进一步退两步。
我统计了1998年1月1日到2009年10月28日股价涨幅最高的8大名酒，对比过去10年的营业收入涨幅与税前利润涨幅，你会发现，股价涨幅和盈利涨幅更接近。
第二，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市场占有率增长比较分析竞争优势的变化。
我发现，巴菲特非常重视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时，市场占用率有没有同步提高。衡量市场占有率，一是用营业收入，二是用销量。
巴菲特在1993年致股东的信中说：以营业收入衡量，可口可乐占全球软饮料市场的44%，吉列占全球剃须刀片市场的60%。
巴菲特旗下的Fruit of the Loom在男士内衣市场上占有明显优势，根据Wal-Mart、Target等大卖场的统计，市场份额从2002年的44.2%提高到48.7%，接近一半。在大卖场女士内衣市场的份额从2002年的13.7%上升到2005年的24.7%，提高近一倍。
细分市场占有率高当然好，但对于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市场占有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意义非常大。
1976年巴菲特在GEICO保险公司濒临破产之际大举投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从1936年到1975年这40年间，GEICO市场占有率从0增长到4%，成为全美第四大汽车保险公司，这表明公司利用电话直销不用保险代理人的独特经营模式有着巨大的竞争优势，才会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汽车保险行业市场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2005年GEICO市场占有率提高到6%，2008年达到7.7%。汽车保险市场规模巨大，市场份额增长1%相当于营业收入增长16亿美元。怪不得巴菲特几乎每年都要比较GEICO市场占有率的变化。
如果公司营业收入增幅相当大，但市场占有率下降，反而说明，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低于行业增长水平。相反如果行业销售大幅下滑，公司销售照样大幅增长，市场占有率肯定会大幅提升。1990年珠宝行业销售惨淡，巴菲特旗下的Borsheim珠宝店营业收入却上涨18%。
巴菲特强调，投资的关键是分析一家公司的竞争优势，尤其是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分析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增长情况，是分析其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指标。
分析前面中国股市涨幅最高的8大名酒，在各自的细分市场占有率都名列前茅甚至是市场龙头。
巴菲特对销售收入增长的分析非常细致，他还会分析很多指标，以确定销售收入的效率，比如同店销售收入增长率、每平方米销售增长率，不同产品及不同的地区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等。
(作者为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理财师)
投资比亚迪前途未卜----记者 岳淼(2009-11-01 22:35:00)
穿过记忆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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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错误赌注 投资比亚迪前途未卜 2009年10月30日 09:53 环球企业家杂志
全世界对电动车的狂热想象，将对新技术投资向来退避三舍的奥马哈先知和对技术极为痴迷的王传福，卷入同一场高风险的棋局中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岳淼
对王传福而言，被胡润盯上似乎并非什么值得庆幸的事，后者因其所炮制的“中国富豪”屡屡出事(1999年至2008年间其榜单中至少诞生了48名所谓“问题富豪”)而被戏称为“杀猪榜”。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想让胡润忽略这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显然并非易事。
事实上，自2008年9月27日巴菲特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公司旗下附属公司中美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 Energy)宣布斥资2.3亿美元入股比亚迪10%股权以来，“股神效应”就一直笼罩着王传福。如果对巴菲特之于中国企业的神奇“点金术”——最近一次是他在股东大会上宣称自己只穿中国大杨集团生产的“创世西装”而让此前籍籍无名的李桂莲财富及声名暴增——有所了解的话，你就丝毫不会怀疑：这远比王多年来乐于炫耀的“专注”、“技术”更具说服力，更让外界一直质疑比亚迪的“山寨”、“抄袭”不攻自破。
于是，10月13日，43岁的王传福毫无意外地以350亿元身家(较去年增加290亿)登顶胡润的中国百富榜，成为“中国首富”。而对于巴菲特，这同样是在中国再度验证其眼光的时刻。一年前其认购比亚迪股份(01211.HK)时，价格不过每股8港币；2009年10月15日，比亚迪股份的股价已超过76港币，这意味着巴菲特已浮盈近10倍。
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这不过是表象。
无论是巴菲特还是胡润，都非常看好比亚迪高调进入的电动汽车领域。“我投资比亚迪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能把我前进的梦想重复充电2000次。”巴菲特曾如此评价比亚迪。胡润的说法则更直接，“王传福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张茵家族的废纸循环再利用，都显示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成就。”
事件的主角王传福曾对本刊表示，“比亚迪进入的领域都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我们从电池做起，到手机零部件到汽车。我们深知这种竞争的残酷性。”而对进入电动车领域，其理由在于，在电池领域上位之后，他想做一些关乎民族产业的大事。
不过，制造物美价廉的电动汽车，前路可谓荆棘密布，这更像是一个人的战斗。其中不乏技术上的难题：在现有的材料体系下，研发出可为重达1至2吨的汽车提供稳定动力的汽车电池，意味着由数百块电池串联而成的电池组必须完美无瑕；有接受度问题：即使油价高企，平心而论，高昂的电动车购置成本亦难以抵消其节油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还有众多同行的攻击猜忌：在他们眼中，比亚迪那些过于招摇的公关策略似乎是为了掩饰某种苍白无力感，而众多有关其最具代表性的双模电动车F3DM之猜测与质疑，也已让这家公司不堪重负。
毫不奇怪，F3DM自2008年12月15日上市以来，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仅向政府及企业团体销售了100辆左右；而今年前7个月，全球最成熟的新能源车丰田普锐斯在美国销量已逼近7.5万辆。F3DM原定9月向普通消费者销售的计划，如今也已推至10月，这与其之前轰轰烈烈的造势相比，显得过于“雷声大雨点小”。尽管F3DM及纯电动车E6在今年1月亮相北美国际汽车展的主展厅，并吸引了巴菲特的到场助阵，但王传福随后即更改了其出口美国的计划：出口时间由2010年改为2011年，车型则由F3DM调整为F6DM。
对于比亚迪这样急于在电动车领域博得一席之地的“抢跑者”而言，计划的变更，亦显示了其所遇到的巨大难题。比亚迪公司新闻发言人、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王建均对《环球企业家》表示，中国之前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积累，所以，即使在一些最基础的配件方面，比亚迪也需要亲历亲为。比如，他们必须在深圳为自己生产的电动车建设充电桩。此外，F3DM的价格也令人瞠目，尽管其14.98万元的价格仅相当于丰田普锐斯的一半，但却又高出同类传统燃油汽车约一倍。“F3DM的理想售价大约为10万元。”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车用动力研究所所长裴普成对《环球企业家》说。即使购买F3DM能享受新能源汽车整车的5万元政府补贴，消费者仍需支付比传统汽车高出2万至3万元的价格，凭什么？王传福也曾提出，只有政府出台电动车优惠政策，公司产量能够提高，电动车的价格才能下降；而量产规模，则为“5万辆”。
值得庆幸的倒是，与六年前一头撞入电动车领域时相比，如今王传福至少可以每天驾驶着一辆F3DM汽车上下班。心情好的时候，还可以在占地16万平方米的汽车试验场上测试这款车的各种性能。这个试验场对汽车性能提出了严峻挑战：水坑，斜坡，坑坑洼洼的路面，在一条长达3.8公里的高环跑道上高速行驶，对司机来说确实是一种考验，对乘坐者来说也是一种惊险的体验。高高的护墙将它与外界隔离，场里随处可见快速迂回行驶的汽车。这个跑道展示了一种雄心——在国内只有销量第一的大众有类似测试跑道与之匹敌。
就在距离试车场不远的工厂里，数以万计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生产着汽车。他们身负着王传福寄予了莫大希望的一场盛大试验，正如过去以30%的成本优势在电池方面击败了三洋、松下、索尼等巨头，以及依靠所谓“人海战术”在研发、设计、模具和生产各个环节，把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做法在传统汽车领域崛起一样，王试图将这种模式复制到电动车领域。但是，至少目前，这种复制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比亚迪面临更多的是如何从零做起培育一个产业的难题，更遑论复杂而又精确的专利及技术。在9月5日的2009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王甚至吁称，缺乏对消费者的鼓励和补贴阻碍了比亚迪生产出适合私人购买的充电式混合动力车。
对痴迷于新技术的王传福来说，六年前的一次经历令其没齿难忘。那天，王站在其花费重金研制出来的电动汽车前时，负责演示的技师却脸色骤变——车只挪动了一点点，而他却一筹莫展。
“那真是一个尴尬的时刻。”当时在场的王建均回忆说。
优势丧失
王传福不想重复类似的尴尬，至少不能轻易言败。过去6年中，比亚迪至少已在电动车项目上投入了超过10亿元，此外，以电动车生产为主的深圳新基地总投入则将超过40亿。
而78岁的“奥马哈先知”巴菲特能够置其“第三条投资准则”(对高技术产业退避三舍)而不顾，听从其合作伙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建议，对之前未有耳闻的比亚迪下注，也令王大感欣慰。
此前，王传福理想的策略是，利用电动轿车的低门槛进入市场。在他看来，电动轿车只采用基本的马达和变速箱，零部件相对较少。从制造的角度看，省去了汽油机系统，跨越了机械传动的难题，让无级变速、四轮驱动这些中国汽车业至今仍无法掌握的复杂技术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一点——必须把电池做得更好。
这似乎不难。王认为自己有两大优势：第一，比亚迪是“电池大王”，还是唯一一家横跨电池、汽车两大领域的制造商；第二，他们有低成本制造的经验。由此，这位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堂·吉诃德”偏执地认为，借助于这种电池的产业衍生优势，他能够改变全球汽车产业格局。以往的经历无疑给了他极大的自信：六年前，他孤注一掷地进入汽车业，六年后，汽车已成为比亚迪最大的利润贡献者。为此，在过去的一年，王传福甚至采购了超过200吨磷酸铁锂的基础原料以制造磷酸铁锂电池，他甚至是至今为止这一领域全球最大的买家。
但问题在于，比亚迪能够将其手机电池制造的低成本能力平移到汽车动力电池上吗？“两者对生产工艺和质量的要求简直是天壤之别。”天津力神副总经理许刚对《环球企业家》说，比较而言，后者更接近于传统笔记本电池，只不过笔记本电池通常只有六个组成串联电池组，而汽车电池则复杂得多。此外，“除去必要的政策扶持，比亚迪成功的关键在于汽车技术和电池集成优化，以及能否推出性价比高的高性能汽车”，世界电动车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清泉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事实上，王传福遭遇的第一个巨大挑战即在于其所炫耀的“技术”，尤其在电池方面。
由于同一类型、规格、型号的汽车电池在电压、内阻、容量方面存在差别，性能表现很难一致，其性能指标往往达不到单个电池原有的寿命和性能。磷酸铁锂电池也充分体现了这些难题，在其制造过程中，电池极板厚度、活性物质活化程度等细小差别都会影响电池性能；电池通常需要在长期震动高温强电流的环境下作业，在车厢内每个电池的温度、通风条件、自放电程度、电解液的密度会有差别，也会极大增加电池电压、内阻和容量的不一致性。如果不能对电池单体进行及时维护，电池组的寿命将缩短为单体电池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实际上，F3DM电池模块就由100块电池串联而成，这就像100个水管联在一起，假如有一个水管堵住了，另外99个可能也无法工作。许刚甚至认为，一致性的要求将完全摧毁比亚迪之前通过分解自动化设备，利用“人海战术”所建立的竞争优势。
比亚迪有过类似败绩。2002年前后，王希望借手机电池优势推出电动自行车，这批名为“冲天豹”的锂电池电动车平均售价3500元左右，但因产品和技术经验不足，最终该业务不了了之。显然，比亚迪没能复制其在手机电池领域的竞争优势。
这也是王传福不愿提及的一次失利。他没能抓住在电池一致性问题上小试牛刀的机会。电动自行车电池与汽车电池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后者的电池数量及关系系统更加复杂。之后，比亚迪依然对一致性的问题估计不足，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2005年，比亚迪进入笔记本电池市场，希望成为戴尔笔记本电池的供应商，但因一致性问题无法解决不得不铩羽而归。
如果仅从工艺流程上考量，磷酸铁锂电池与一般的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大致相当，其中，配料、涂布辊压、装配(卷绕及注液)、化成是关键工序。毫不奇怪，这是一个工艺性很强的过程，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做。“稍有不慎，成千上万个电池就会报废，而且你根本找不到原因。所有的因素都会毁掉电池。”天津比克电池总工程师毛焕宇解释说。犯错误的成本很昂贵：一条3000万安时的动力电池生产线投入就高达1.5亿元，一个工位的设备就高达500万元以上。这些精密设备不仅昂贵，而且本身极易损坏。设备调试的机会成本也极为高昂，这种全套自动化的生产接近于刚性生产，但生产的数量却无法简单放大。“仅改进产能的损失就动辄高达几千万，而且改进效果也并不能令人满意。”苏州星恒电源有限公司CEO肖斌表示。
比如其中的涂布工艺，涂覆设备涂布辊极易损坏。“一些大小口径在3CM直径O型密封圈仅材料费就要5万元钱，还需要日韩工程师上门调试。”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邱恩超博士对《环球企业家》说。在生产过程中，这些浆料其涂覆均匀性和厚度均需要自动化监控设备即时调整，否则其电池制成品就必然会出现一致性不符的问题。
比亚迪显然急于掌握这些技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策略就是购买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进行仿制。“这样的结果是设备制造商都不愿意卖设备给比亚迪。”一位知情者透露说。
与机械制造过程不同，“电池其实是一个活的半生生命体，其能量释放仰仗化学反应，与机械零件相比，其弹性大得多。”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对《环球企业家》说，“不一致性是绝对的，一致性是相对的。”何认为，通过电池管理系统来弥补动力电池性能的不足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但中国在这一高领域的技术积累相当匮乏。而在全球范围内有能力做电池管理系统的公司多数都与国际大汽车厂有来往，其合作多为技术合作或者合资公司的形式，亦有排他性，比亚迪难以置喙。
对电池管理系统而言，一个最简单的挑战是如何保证车厢内的电池温度。“电池最适应工作的温度是30度左右，低一点高一点都不行。”天津力神一名曾参与过整车测试的工程师对本刊说。在力神的相关测试中，电池一旦超过60度，寿命将迅速衰减到原有性能的三分之一。在他看来，F3DM之所以采用了风冷技术，乃是迫不得已。其现有的技术水平不足以支持散热更好的水冷技术。水冷电池箱要封闭在特别的容器中，需要过水或冷却液，让其均匀迅速地带走热量。这种技术并不成熟，即使全球领先的丰田汽车也没有采用水冷技术。
由于电池体积庞大，而车辆空间有限，比亚迪F3DM将电池层加上管线和散热器，而且电池层还要有保护底板平铺在底盘之上，离地间隙可能只有10厘米左右，即使在城市路面，过隔离带都有可能拖底，要是南方城市的雨季，路面积水则可能损害电池。更大的问题是散热。当汽车在启动、转向、刹车的时候冲击电流会非常大，电池会释放出大量的热，其采用较为廉价的风冷技术需要使用风扇，使得空间更加有限。
“对于F3DM来说，散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空间问题，如果抛去成本因素，加装空调散热更加理想，但是仍会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丰田雷克萨斯产品工程师杨振兴对《环球企业家》说。逼仄的空间不仅使得风扇数目无法无限增加，噪音也随之而来，舒适性又难以保证；如果加装独立空调系统，又需要消耗大量电池内的电能，虽然解决了散热问题，但会导致续航里程大幅降低，成本大幅增加。
当然，这些均非危言耸听，人们也乐意谈论比亚迪突破的意义所在。科尔尼企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戴加辉表示，F3DM对于比亚迪和中国汽车工业都是重要的一步，人们会关注它是否有潜力让中国汽车业实现条约式的发展，跨越汽油机直接进入新能源阶段。但不难得出的结论是，王传福仍需要自我革命，他必须抛弃既有的人工取代自动化的生产模式。
新挑战
谈何容易。
即便对于巴菲特抛来的绣球，王传福也曾讨价还价过：巴菲特最初打算买下比亚迪公司25%的股份，但王拒绝了。他虽然希望与巴菲特开展业务上的合作，借此提高自己品牌的声誉并打开进军美国的大门，但又不愿让比亚迪股份的出让比例超过10%。
显然，对于43岁的王传福及其耗费14年打造的比亚迪，巴菲特若想深入了解仍需时日。王勤奋好学，经常工作至深夜，除了技术，他也无任何其它嗜好。更重要的，是王斩钉截铁的决心。2008年，为了宣传比亚迪自主研发的第二款车F6，王首次向公众开放刚刚落成的深圳坪山汽车产业基地。人们对其做法瞠目结舌：虽然一些厂房的屋顶还没有建好，但在冲压、焊接线上已经看到了排列整齐的工人。厂房建立在一片夷平了30多个山头、填平120多个鱼塘、挖出750万立方黄土、面积达112万平方米的基地之上，里面建有自有发电厂和56座生产厂房；在焊接、涂装、总装等几大工艺生产上，总共有2000多项设备是比亚迪自己研发制造的，其中一些即使是汽车产业的专家也未曾见过。
另一位颇得巴菲特信赖的合作伙伴、中美能源控股公司董事长戴维·索科尔(David Sokol)去年夏天参观比亚迪公司时，曾亲眼见证过王进军新能源汽车的决心。王带他参观了比亚迪的各个研发和生产部门，并表示公司要生产100%可再生电池，他自信地宣称比亚迪研制出了一种无毒电解液。为了证明，王竟然倒上一杯电解液一饮而尽，“滋味不怎么样”，他一边皱眉头，一边请索科尔也尝一口。索科尔拒绝了，但却领会了此举的含义。
不过，仅有自信是不够的。在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动汽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温旭辉看来，比亚迪需要突破两个最核心的难题：驱动电机和耦合装置。就驱动电机而论，国内很多标准是和国际相接轨的，但这种优势仅仅局限于实验室内，中国在大规模量产大功率的驱动电机方面经验不足。“在实验室内，驱动电机可以做到50万公里的可靠性，几乎是美国新一代汽车研究计划Freedon—CAR标准的一倍，但实验室的研究只是第一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路试验证不够。”温解释说。国内大多数电机企业路试仅仅局限于一两台样车的测试，这远远不够，“五十到一百台是最低限度，现在研究的内容还无法进入商业化阶段。”其核心原因在于尽管实验室可以模拟乘客的驾驶习惯，但很难模拟震动、温度、灰尘、烟雾等环境变化。一些核心部件需要承受10G的重力加速度，这几乎与火箭发射时的加速度相当。
比亚迪在这一领域的积累如何，尚不得而知。本刊在调查中发现，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比亚迪F3DM所使用的驱动电机至今尚未送交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工程技术中心检测，后者是国家“863”项目中电动汽车用牵引电机的指定性能检测鉴定机构。
“即使是电路板这种用麻袋装的基本部件，国内器件除非一件件测试才能保证良品率，但用麻袋装的东西你无法测试，要保证一致性，就不得不用进口的。”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余平对《环球企业家》说，余是863计划“车用驱动电机系统产业化集成技术研究”项目专家之一。而如果想达到电动汽车量产的标准，其故障率必须降低到百万分之几十以下，而电机制造成本需要降低至现有产品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在余平看来，抛去可靠性不谈，高度依赖进口会导致两个致命问题，首先是无法控制成本，其次是不理解核心元器件的基础设计，没有能力去改动设计，也不可能根据实际使用需要将控制器持续优化。放眼全球，即使在控制系统独占鳌头的日本公司也都采用了亲力亲为的方式，例如丰田、日立等公司，“日系优势明显，欧美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更不行。”
王意识到了这一点。令他感到进退两难的是其电机控制模块占了F3DM不小的成本，一套140千瓦的电机驱动模块如果进口外购，成本乐观估计至少在1.5万元。温旭辉有过和相关国外厂家交流的经验，如果单一厂家其产能能够达到百万套，其成本可能下降三分之一，但这远远不能满足电动汽车大规模量产的要求。“我觉得这个价格很难想象，除非电机驱动技术出现巨大的技术突破才行。”温悲观地说。依照其经验，成本并不是随着量产规模的扩大而直接下降，而是曲线形下降，降至三分之一的成本约需十年。
王传福也认为汽车消费的概念是大量、低价，如果要实现价格优势，就必须自我整合。这迫使王不得不另辟蹊径，以近2亿元人民币收购了破产的半导体制造企业——中纬积体电路(宁波)有限公司，这家过去主要生产6英寸半导体芯片的公司，其设备寿命已近20年。王希望借此强化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但这一收购并不被业内看好。芯片设计产业正呈现集成化、平台化的趋势，英特尔等巨头都在走类似路线。“集成化是小设计公司的大敌，小公司设计一个芯片可能卖到3块钱，而集成芯片中加一个同样功能只需要增加几毛钱的成本。在这一领域并无积累的比亚迪可能事与愿违。”Frost & Sullivan分析师常远翔对《环球企业家》说。
另一个无法规避的难题是耦合装置的问题，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国内对混合动力车中的耦合装置不够重视，这个小小的装置可以使混合动力车在油、电两种模式中平稳切换。“直到最近几年，中国公司才认识到这个小小部件的重要性。”温旭辉说。据温所知，国内仅有中科院和北汽集团正在测试国产耦合装置，但“难度非常大”。
内忧外患
让王传福头痛的，还有无可回避的专利问题。
电池行业的职业选手们已为比亚迪日后的扩张构造了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这些强有力的竞争者包括：拥有原料专利及Carbon Coating制程专利的加拿大企业Phostech Lithium公司(德国南方化学下属子公司)；美国A123公司则是Small Particle Size制程专利的最佳代表；取得了部分Carbon Coating制程专利的美国Valence公司。其中以Phostech最为活跃，他们早已对中国市场明察秋毫。
三家公司为了取得可能改变电池、汽车和所有动力相关产业生态的磷酸锂铁正极材料的专利主导权，早已在国际上大打跨国专利战。宣称对此拥有专利的Phostech公司对A123和日本NTT公司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及十亿美元。“这些专利保护非常严密，涉及到材料、工艺和结构，突破并不容易。”何祚庥说。
“我们非常在意知识产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会按照企业的正常行为来做。”Phostech高级市场总监陈卫对《环球企业家》说。尤其是，2008年Phostech在中国已成功申请碳包覆这项最基础的核心专利。这在电池行业引起了巨大恐慌。比亚迪等十余家中国厂商正联合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对之提起专利无效请求。“但这并不容易。”众达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柯恒说，“比亚迪应该最大限度了解对手专利的弱点，选择专利互换、授权或者私下和解的方式。”本刊在调查中发现，比亚迪在美国其实已经申请了23项专利，但多数集中在车辆外观等方面，在动力电池领域的专利寥寥无几。“如果进行全球市场销售，我奉劝中国制造商从专利拥有者那里获得许可。”“磷酸锂铁之父”、美国德州大学力学工程教授约翰·古德伊夫(John B. Goodenough)对《环球企业家》说。
一个悲观的消息则是，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开展的证据收集工作进展极为缓慢，恐怕很难赢得这场官司。但对于立志“在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的王传福来说，毫无疑问，他必须赢得这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显然，面对那些跨国巨头，王若想复制与鸿海之间“商业机密”诉讼的反转剧，可能性极低。
曾考察过比亚迪公司的美国铝业亚太区兼中国区总裁陈锦亚，则强烈感受到了比亚迪电动车产业化最大的危险——王传福一开始就寄希望于低回报、量大的方式迅速打开电动车局面，但这种想法并不现实，高技术、低回报的模式无法长期支持比亚迪的后续业务，而比亚迪的品牌还无法强势到让消费者购买高溢价的水平。在陈看来，王必须懂得量力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明白多处着力是可怕的。
事实上，王传福也试图借助外力。今年5月26日，大众汽车证实称，已与比亚迪就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准备在混合动力和由锂电池驱动的电动车领域探讨合作机会。王希望与大众这类公司建立起联系以解决一些难题，但这种联盟关系相当脆弱，“很显然，大众并不希望比亚迪即卖电池，又卖汽车。”陈锦亚表示。
而就产业化而言，最大的阻碍则是中国混沌不清的新能源汽车整车补贴政策。如果无法获取政策补贴，首当其冲的是高昂的产品售价问题无法解决。王建均坦承，即使能够做到5万辆的规模，整个DM系统成本降低也非常有限，只能降低一万多元，“政策因素要远远大于市场因素，F3DM能够销售多少取决于政策支持力度。”
由于涉及各方利益，使得比亚迪游说政府获取支持并非易事。如果政策一旦出台，势必将掀起新一轮行业洗牌。一些在电动车研发上尚不成熟的企业将被市场所淘汰，而这意味着大量传统汽车的产能闲置和零部件体系的大逆转，比如内燃机和变速箱的生产商可能订单锐减。其涉及的产业规模动辄数万亿元。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是政府考量的首要问题，更何况传统汽车既得利益者、拥有巨大力量的合资和国有汽车公司也会影响政策的制订。邱恩超认为，比亚迪电动车至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入尴尬境地。
另一个问题则是工信部、科技部即将上演“路线之争”问题。在新能源车方面，前者似乎更青睐于与外资合作，后者则一直高举“自主为先”的大旗。工信部今年4月初还主持召开了高规格的“2009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这次论坛上，日产汽车成为最大的受益方。按照协议，日产将成为制订中国电动车行业标准的唯一主角，并为工信部制订包括充电网络建设和维护的行业标准。这对于日产日后的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而即便是科技部，据说高层对比亚迪曾大力鼓吹的铁电池(即磷酸铁锂电池)“不以为然”。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川恒彦谨慎地将电动车春天设定为2014至2015年。他认为，比亚迪设定的两年内卖出2万辆F3DM并不现实。由此，比亚迪将面临核心零部件缺乏引发的交货周期延误和价格居高不下的难题。
“比亚迪肯定是日产的竞争者，但却是另一个层面的竞争对手，他们的价格区间和日产并不相同。”中川恒彦对《环球企业家》说。他认为，电动车全球价格体系将参照既有的价格体系：欧美最高，日韩次之，最后才是中国制造商。
曾几何时，将“低价策略”奉为法宝的王传福，对所谓“专利”嗤之以鼻，对技术更是迅速“抄袭”、“模仿”，为此，他还与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交恶至深。在今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郭甚至抛出了质疑巴菲特的“三问”：巴菲特与比亚迪合作是否有违诚信？巴菲特敢不敢驾驶比亚迪电动车上下班？巴菲特凭什么判断比亚迪的潜力？
在听完郭台铭的“三问”后，芒格充当了王传福的“挡箭牌”，“我认为这个人正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伟大的事情。”不过，当股神及其搭档透过比亚迪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在电动车领域骑虎难下的王，还会指望谁来为自己挡箭呢？
http://blog.sina.com.cn/danbin16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8b4ee0100fwvy.html
巴菲特的错误赌注 投资比亚迪前途未卜 2009年10月30日 09:53 环球企业家杂志
全世界对电动车的狂热想象，将对新技术投资向来退避三舍的奥马哈先知和对技术极为痴迷的王传福，卷入同一场高风险的棋局中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岳淼
对王传福而言，被胡润盯上似乎并非什么值得庆幸的事，后者因其所炮制的“中国富豪”屡屡出事(1999年至2008年间其榜单中至少诞生了48名所谓“问题富豪”)而被戏称为“杀猪榜”。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想让胡润忽略这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显然并非易事。
事实上，自2008年9月27日巴菲特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公司旗下附属公司中美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 Energy)宣布斥资2.3亿美元入股比亚迪10%股权以来，“股神效应”就一直笼罩着王传福。如果对巴菲特之于中国企业的神奇“点金术”——最近一次是他在股东大会上宣称自己只穿中国大杨集团生产的“创世西装”而让此前籍籍无名的李桂莲财富及声名暴增——有所了解的话，你就丝毫不会怀疑：这远比王多年来乐于炫耀的“专注”、“技术”更具说服力，更让外界一直质疑比亚迪的“山寨”、“抄袭”不攻自破。
于是，10月13日，43岁的王传福毫无意外地以350亿元身家(较去年增加290亿)登顶胡润的中国百富榜，成为“中国首富”。而对于巴菲特，这同样是在中国再度验证其眼光的时刻。一年前其认购比亚迪股份(01211.HK)时，价格不过每股8港币；2009年10月15日，比亚迪股份的股价已超过76港币，这意味着巴菲特已浮盈近10倍。
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这不过是表象。
无论是巴菲特还是胡润，都非常看好比亚迪高调进入的电动汽车领域。“我投资比亚迪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能把我前进的梦想重复充电2000次。”巴菲特曾如此评价比亚迪。胡润的说法则更直接，“王传福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张茵家族的废纸循环再利用，都显示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成就。”
事件的主角王传福曾对本刊表示，“比亚迪进入的领域都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我们从电池做起，到手机零部件到汽车。我们深知这种竞争的残酷性。”而对进入电动车领域，其理由在于，在电池领域上位之后，他想做一些关乎民族产业的大事。
不过，制造物美价廉的电动汽车，前路可谓荆棘密布，这更像是一个人的战斗。其中不乏技术上的难题：在现有的材料体系下，研发出可为重达1至2吨的汽车提供稳定动力的汽车电池，意味着由数百块电池串联而成的电池组必须完美无瑕；有接受度问题：即使油价高企，平心而论，高昂的电动车购置成本亦难以抵消其节油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还有众多同行的攻击猜忌：在他们眼中，比亚迪那些过于招摇的公关策略似乎是为了掩饰某种苍白无力感，而众多有关其最具代表性的双模电动车F3DM之猜测与质疑，也已让这家公司不堪重负。
毫不奇怪，F3DM自2008年12月15日上市以来，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仅向政府及企业团体销售了100辆左右；而今年前7个月，全球最成熟的新能源车丰田普锐斯在美国销量已逼近7.5万辆。F3DM原定9月向普通消费者销售的计划，如今也已推至10月，这与其之前轰轰烈烈的造势相比，显得过于“雷声大雨点小”。尽管F3DM及纯电动车E6在今年1月亮相北美国际汽车展的主展厅，并吸引了巴菲特的到场助阵，但王传福随后即更改了其出口美国的计划：出口时间由2010年改为2011年，车型则由F3DM调整为F6DM。
对于比亚迪这样急于在电动车领域博得一席之地的“抢跑者”而言，计划的变更，亦显示了其所遇到的巨大难题。比亚迪公司新闻发言人、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王建均对《环球企业家》表示，中国之前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积累，所以，即使在一些最基础的配件方面，比亚迪也需要亲历亲为。比如，他们必须在深圳为自己生产的电动车建设充电桩。此外，F3DM的价格也令人瞠目，尽管其14.98万元的价格仅相当于丰田普锐斯的一半，但却又高出同类传统燃油汽车约一倍。“F3DM的理想售价大约为10万元。”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车用动力研究所所长裴普成对《环球企业家》说。即使购买F3DM能享受新能源汽车整车的5万元政府补贴，消费者仍需支付比传统汽车高出2万至3万元的价格，凭什么？王传福也曾提出，只有政府出台电动车优惠政策，公司产量能够提高，电动车的价格才能下降；而量产规模，则为“5万辆”。
值得庆幸的倒是，与六年前一头撞入电动车领域时相比，如今王传福至少可以每天驾驶着一辆F3DM汽车上下班。心情好的时候，还可以在占地16万平方米的汽车试验场上测试这款车的各种性能。这个试验场对汽车性能提出了严峻挑战：水坑，斜坡，坑坑洼洼的路面，在一条长达3.8公里的高环跑道上高速行驶，对司机来说确实是一种考验，对乘坐者来说也是一种惊险的体验。高高的护墙将它与外界隔离，场里随处可见快速迂回行驶的汽车。这个跑道展示了一种雄心——在国内只有销量第一的大众有类似测试跑道与之匹敌。
就在距离试车场不远的工厂里，数以万计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生产着汽车。他们身负着王传福寄予了莫大希望的一场盛大试验，正如过去以30%的成本优势在电池方面击败了三洋、松下、索尼等巨头，以及依靠所谓“人海战术”在研发、设计、模具和生产各个环节，把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做法在传统汽车领域崛起一样，王试图将这种模式复制到电动车领域。但是，至少目前，这种复制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比亚迪面临更多的是如何从零做起培育一个产业的难题，更遑论复杂而又精确的专利及技术。在9月5日的2009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王甚至吁称，缺乏对消费者的鼓励和补贴阻碍了比亚迪生产出适合私人购买的充电式混合动力车。
对痴迷于新技术的王传福来说，六年前的一次经历令其没齿难忘。那天，王站在其花费重金研制出来的电动汽车前时，负责演示的技师却脸色骤变——车只挪动了一点点，而他却一筹莫展。
“那真是一个尴尬的时刻。”当时在场的王建均回忆说。
优势丧失
王传福不想重复类似的尴尬，至少不能轻易言败。过去6年中，比亚迪至少已在电动车项目上投入了超过10亿元，此外，以电动车生产为主的深圳新基地总投入则将超过40亿。
而78岁的“奥马哈先知”巴菲特能够置其“第三条投资准则”(对高技术产业退避三舍)而不顾，听从其合作伙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建议，对之前未有耳闻的比亚迪下注，也令王大感欣慰。
此前，王传福理想的策略是，利用电动轿车的低门槛进入市场。在他看来，电动轿车只采用基本的马达和变速箱，零部件相对较少。从制造的角度看，省去了汽油机系统，跨越了机械传动的难题，让无级变速、四轮驱动这些中国汽车业至今仍无法掌握的复杂技术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一点——必须把电池做得更好。
这似乎不难。王认为自己有两大优势：第一，比亚迪是“电池大王”，还是唯一一家横跨电池、汽车两大领域的制造商；第二，他们有低成本制造的经验。由此，这位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堂·吉诃德”偏执地认为，借助于这种电池的产业衍生优势，他能够改变全球汽车产业格局。以往的经历无疑给了他极大的自信：六年前，他孤注一掷地进入汽车业，六年后，汽车已成为比亚迪最大的利润贡献者。为此，在过去的一年，王传福甚至采购了超过200吨磷酸铁锂的基础原料以制造磷酸铁锂电池，他甚至是至今为止这一领域全球最大的买家。
但问题在于，比亚迪能够将其手机电池制造的低成本能力平移到汽车动力电池上吗？“两者对生产工艺和质量的要求简直是天壤之别。”天津力神副总经理许刚对《环球企业家》说，比较而言，后者更接近于传统笔记本电池，只不过笔记本电池通常只有六个组成串联电池组，而汽车电池则复杂得多。此外，“除去必要的政策扶持，比亚迪成功的关键在于汽车技术和电池集成优化，以及能否推出性价比高的高性能汽车”，世界电动车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清泉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事实上，王传福遭遇的第一个巨大挑战即在于其所炫耀的“技术”，尤其在电池方面。
由于同一类型、规格、型号的汽车电池在电压、内阻、容量方面存在差别，性能表现很难一致，其性能指标往往达不到单个电池原有的寿命和性能。磷酸铁锂电池也充分体现了这些难题，在其制造过程中，电池极板厚度、活性物质活化程度等细小差别都会影响电池性能；电池通常需要在长期震动高温强电流的环境下作业，在车厢内每个电池的温度、通风条件、自放电程度、电解液的密度会有差别，也会极大增加电池电压、内阻和容量的不一致性。如果不能对电池单体进行及时维护，电池组的寿命将缩短为单体电池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实际上，F3DM电池模块就由100块电池串联而成，这就像100个水管联在一起，假如有一个水管堵住了，另外99个可能也无法工作。许刚甚至认为，一致性的要求将完全摧毁比亚迪之前通过分解自动化设备，利用“人海战术”所建立的竞争优势。
比亚迪有过类似败绩。2002年前后，王希望借手机电池优势推出电动自行车，这批名为“冲天豹”的锂电池电动车平均售价3500元左右，但因产品和技术经验不足，最终该业务不了了之。显然，比亚迪没能复制其在手机电池领域的竞争优势。
这也是王传福不愿提及的一次失利。他没能抓住在电池一致性问题上小试牛刀的机会。电动自行车电池与汽车电池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后者的电池数量及关系系统更加复杂。之后，比亚迪依然对一致性的问题估计不足，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2005年，比亚迪进入笔记本电池市场，希望成为戴尔笔记本电池的供应商，但因一致性问题无法解决不得不铩羽而归。
如果仅从工艺流程上考量，磷酸铁锂电池与一般的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大致相当，其中，配料、涂布辊压、装配(卷绕及注液)、化成是关键工序。毫不奇怪，这是一个工艺性很强的过程，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做。“稍有不慎，成千上万个电池就会报废，而且你根本找不到原因。所有的因素都会毁掉电池。”天津比克电池总工程师毛焕宇解释说。犯错误的成本很昂贵：一条3000万安时的动力电池生产线投入就高达1.5亿元，一个工位的设备就高达500万元以上。这些精密设备不仅昂贵，而且本身极易损坏。设备调试的机会成本也极为高昂，这种全套自动化的生产接近于刚性生产，但生产的数量却无法简单放大。“仅改进产能的损失就动辄高达几千万，而且改进效果也并不能令人满意。”苏州星恒电源有限公司CEO肖斌表示。
比如其中的涂布工艺，涂覆设备涂布辊极易损坏。“一些大小口径在3CM直径O型密封圈仅材料费就要5万元钱，还需要日韩工程师上门调试。”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邱恩超博士对《环球企业家》说。在生产过程中，这些浆料其涂覆均匀性和厚度均需要自动化监控设备即时调整，否则其电池制成品就必然会出现一致性不符的问题。
比亚迪显然急于掌握这些技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策略就是购买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进行仿制。“这样的结果是设备制造商都不愿意卖设备给比亚迪。”一位知情者透露说。
与机械制造过程不同，“电池其实是一个活的半生生命体，其能量释放仰仗化学反应，与机械零件相比，其弹性大得多。”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对《环球企业家》说，“不一致性是绝对的，一致性是相对的。”何认为，通过电池管理系统来弥补动力电池性能的不足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但中国在这一高领域的技术积累相当匮乏。而在全球范围内有能力做电池管理系统的公司多数都与国际大汽车厂有来往，其合作多为技术合作或者合资公司的形式，亦有排他性，比亚迪难以置喙。
对电池管理系统而言，一个最简单的挑战是如何保证车厢内的电池温度。“电池最适应工作的温度是30度左右，低一点高一点都不行。”天津力神一名曾参与过整车测试的工程师对本刊说。在力神的相关测试中，电池一旦超过60度，寿命将迅速衰减到原有性能的三分之一。在他看来，F3DM之所以采用了风冷技术，乃是迫不得已。其现有的技术水平不足以支持散热更好的水冷技术。水冷电池箱要封闭在特别的容器中，需要过水或冷却液，让其均匀迅速地带走热量。这种技术并不成熟，即使全球领先的丰田汽车也没有采用水冷技术。
由于电池体积庞大，而车辆空间有限，比亚迪F3DM将电池层加上管线和散热器，而且电池层还要有保护底板平铺在底盘之上，离地间隙可能只有10厘米左右，即使在城市路面，过隔离带都有可能拖底，要是南方城市的雨季，路面积水则可能损害电池。更大的问题是散热。当汽车在启动、转向、刹车的时候冲击电流会非常大，电池会释放出大量的热，其采用较为廉价的风冷技术需要使用风扇，使得空间更加有限。
“对于F3DM来说，散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空间问题，如果抛去成本因素，加装空调散热更加理想，但是仍会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丰田雷克萨斯产品工程师杨振兴对《环球企业家》说。逼仄的空间不仅使得风扇数目无法无限增加，噪音也随之而来，舒适性又难以保证；如果加装独立空调系统，又需要消耗大量电池内的电能，虽然解决了散热问题，但会导致续航里程大幅降低，成本大幅增加。
当然，这些均非危言耸听，人们也乐意谈论比亚迪突破的意义所在。科尔尼企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戴加辉表示，F3DM对于比亚迪和中国汽车工业都是重要的一步，人们会关注它是否有潜力让中国汽车业实现条约式的发展，跨越汽油机直接进入新能源阶段。但不难得出的结论是，王传福仍需要自我革命，他必须抛弃既有的人工取代自动化的生产模式。
新挑战
谈何容易。
即便对于巴菲特抛来的绣球，王传福也曾讨价还价过：巴菲特最初打算买下比亚迪公司25%的股份，但王拒绝了。他虽然希望与巴菲特开展业务上的合作，借此提高自己品牌的声誉并打开进军美国的大门，但又不愿让比亚迪股份的出让比例超过10%。
显然，对于43岁的王传福及其耗费14年打造的比亚迪，巴菲特若想深入了解仍需时日。王勤奋好学，经常工作至深夜，除了技术，他也无任何其它嗜好。更重要的，是王斩钉截铁的决心。2008年，为了宣传比亚迪自主研发的第二款车F6，王首次向公众开放刚刚落成的深圳坪山汽车产业基地。人们对其做法瞠目结舌：虽然一些厂房的屋顶还没有建好，但在冲压、焊接线上已经看到了排列整齐的工人。厂房建立在一片夷平了30多个山头、填平120多个鱼塘、挖出750万立方黄土、面积达112万平方米的基地之上，里面建有自有发电厂和56座生产厂房；在焊接、涂装、总装等几大工艺生产上，总共有2000多项设备是比亚迪自己研发制造的，其中一些即使是汽车产业的专家也未曾见过。
另一位颇得巴菲特信赖的合作伙伴、中美能源控股公司董事长戴维·索科尔(David Sokol)去年夏天参观比亚迪公司时，曾亲眼见证过王进军新能源汽车的决心。王带他参观了比亚迪的各个研发和生产部门，并表示公司要生产100%可再生电池，他自信地宣称比亚迪研制出了一种无毒电解液。为了证明，王竟然倒上一杯电解液一饮而尽，“滋味不怎么样”，他一边皱眉头，一边请索科尔也尝一口。索科尔拒绝了，但却领会了此举的含义。
不过，仅有自信是不够的。在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动汽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温旭辉看来，比亚迪需要突破两个最核心的难题：驱动电机和耦合装置。就驱动电机而论，国内很多标准是和国际相接轨的，但这种优势仅仅局限于实验室内，中国在大规模量产大功率的驱动电机方面经验不足。“在实验室内，驱动电机可以做到50万公里的可靠性，几乎是美国新一代汽车研究计划Freedon—CAR标准的一倍，但实验室的研究只是第一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路试验证不够。”温解释说。国内大多数电机企业路试仅仅局限于一两台样车的测试，这远远不够，“五十到一百台是最低限度，现在研究的内容还无法进入商业化阶段。”其核心原因在于尽管实验室可以模拟乘客的驾驶习惯，但很难模拟震动、温度、灰尘、烟雾等环境变化。一些核心部件需要承受10G的重力加速度，这几乎与火箭发射时的加速度相当。
比亚迪在这一领域的积累如何，尚不得而知。本刊在调查中发现，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比亚迪F3DM所使用的驱动电机至今尚未送交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工程技术中心检测，后者是国家“863”项目中电动汽车用牵引电机的指定性能检测鉴定机构。
“即使是电路板这种用麻袋装的基本部件，国内器件除非一件件测试才能保证良品率，但用麻袋装的东西你无法测试，要保证一致性，就不得不用进口的。”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余平对《环球企业家》说，余是863计划“车用驱动电机系统产业化集成技术研究”项目专家之一。而如果想达到电动汽车量产的标准，其故障率必须降低到百万分之几十以下，而电机制造成本需要降低至现有产品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在余平看来，抛去可靠性不谈，高度依赖进口会导致两个致命问题，首先是无法控制成本，其次是不理解核心元器件的基础设计，没有能力去改动设计，也不可能根据实际使用需要将控制器持续优化。放眼全球，即使在控制系统独占鳌头的日本公司也都采用了亲力亲为的方式，例如丰田、日立等公司，“日系优势明显，欧美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更不行。”
王意识到了这一点。令他感到进退两难的是其电机控制模块占了F3DM不小的成本，一套140千瓦的电机驱动模块如果进口外购，成本乐观估计至少在1.5万元。温旭辉有过和相关国外厂家交流的经验，如果单一厂家其产能能够达到百万套，其成本可能下降三分之一，但这远远不能满足电动汽车大规模量产的要求。“我觉得这个价格很难想象，除非电机驱动技术出现巨大的技术突破才行。”温悲观地说。依照其经验，成本并不是随着量产规模的扩大而直接下降，而是曲线形下降，降至三分之一的成本约需十年。
王传福也认为汽车消费的概念是大量、低价，如果要实现价格优势，就必须自我整合。这迫使王不得不另辟蹊径，以近2亿元人民币收购了破产的半导体制造企业——中纬积体电路(宁波)有限公司，这家过去主要生产6英寸半导体芯片的公司，其设备寿命已近20年。王希望借此强化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但这一收购并不被业内看好。芯片设计产业正呈现集成化、平台化的趋势，英特尔等巨头都在走类似路线。“集成化是小设计公司的大敌，小公司设计一个芯片可能卖到3块钱，而集成芯片中加一个同样功能只需要增加几毛钱的成本。在这一领域并无积累的比亚迪可能事与愿违。”Frost & Sullivan分析师常远翔对《环球企业家》说。
另一个无法规避的难题是耦合装置的问题，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国内对混合动力车中的耦合装置不够重视，这个小小的装置可以使混合动力车在油、电两种模式中平稳切换。“直到最近几年，中国公司才认识到这个小小部件的重要性。”温旭辉说。据温所知，国内仅有中科院和北汽集团正在测试国产耦合装置，但“难度非常大”。
内忧外患
让王传福头痛的，还有无可回避的专利问题。
电池行业的职业选手们已为比亚迪日后的扩张构造了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这些强有力的竞争者包括：拥有原料专利及Carbon Coating制程专利的加拿大企业Phostech Lithium公司(德国南方化学下属子公司)；美国A123公司则是Small Particle Size制程专利的最佳代表；取得了部分Carbon Coating制程专利的美国Valence公司。其中以Phostech最为活跃，他们早已对中国市场明察秋毫。
三家公司为了取得可能改变电池、汽车和所有动力相关产业生态的磷酸锂铁正极材料的专利主导权，早已在国际上大打跨国专利战。宣称对此拥有专利的Phostech公司对A123和日本NTT公司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及十亿美元。“这些专利保护非常严密，涉及到材料、工艺和结构，突破并不容易。”何祚庥说。
“我们非常在意知识产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会按照企业的正常行为来做。”Phostech高级市场总监陈卫对《环球企业家》说。尤其是，2008年Phostech在中国已成功申请碳包覆这项最基础的核心专利。这在电池行业引起了巨大恐慌。比亚迪等十余家中国厂商正联合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对之提起专利无效请求。“但这并不容易。”众达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柯恒说，“比亚迪应该最大限度了解对手专利的弱点，选择专利互换、授权或者私下和解的方式。”本刊在调查中发现，比亚迪在美国其实已经申请了23项专利，但多数集中在车辆外观等方面，在动力电池领域的专利寥寥无几。“如果进行全球市场销售，我奉劝中国制造商从专利拥有者那里获得许可。”“磷酸锂铁之父”、美国德州大学力学工程教授约翰·古德伊夫(John B. Goodenough)对《环球企业家》说。
一个悲观的消息则是，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开展的证据收集工作进展极为缓慢，恐怕很难赢得这场官司。但对于立志“在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的王传福来说，毫无疑问，他必须赢得这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显然，面对那些跨国巨头，王若想复制与鸿海之间“商业机密”诉讼的反转剧，可能性极低。
曾考察过比亚迪公司的美国铝业亚太区兼中国区总裁陈锦亚，则强烈感受到了比亚迪电动车产业化最大的危险——王传福一开始就寄希望于低回报、量大的方式迅速打开电动车局面，但这种想法并不现实，高技术、低回报的模式无法长期支持比亚迪的后续业务，而比亚迪的品牌还无法强势到让消费者购买高溢价的水平。在陈看来，王必须懂得量力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明白多处着力是可怕的。
事实上，王传福也试图借助外力。今年5月26日，大众汽车证实称，已与比亚迪就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准备在混合动力和由锂电池驱动的电动车领域探讨合作机会。王希望与大众这类公司建立起联系以解决一些难题，但这种联盟关系相当脆弱，“很显然，大众并不希望比亚迪即卖电池，又卖汽车。”陈锦亚表示。
而就产业化而言，最大的阻碍则是中国混沌不清的新能源汽车整车补贴政策。如果无法获取政策补贴，首当其冲的是高昂的产品售价问题无法解决。王建均坦承，即使能够做到5万辆的规模，整个DM系统成本降低也非常有限，只能降低一万多元，“政策因素要远远大于市场因素，F3DM能够销售多少取决于政策支持力度。”
由于涉及各方利益，使得比亚迪游说政府获取支持并非易事。如果政策一旦出台，势必将掀起新一轮行业洗牌。一些在电动车研发上尚不成熟的企业将被市场所淘汰，而这意味着大量传统汽车的产能闲置和零部件体系的大逆转，比如内燃机和变速箱的生产商可能订单锐减。其涉及的产业规模动辄数万亿元。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是政府考量的首要问题，更何况传统汽车既得利益者、拥有巨大力量的合资和国有汽车公司也会影响政策的制订。邱恩超认为，比亚迪电动车至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入尴尬境地。
另一个问题则是工信部、科技部即将上演“路线之争”问题。在新能源车方面，前者似乎更青睐于与外资合作，后者则一直高举“自主为先”的大旗。工信部今年4月初还主持召开了高规格的“2009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这次论坛上，日产汽车成为最大的受益方。按照协议，日产将成为制订中国电动车行业标准的唯一主角，并为工信部制订包括充电网络建设和维护的行业标准。这对于日产日后的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而即便是科技部，据说高层对比亚迪曾大力鼓吹的铁电池(即磷酸铁锂电池)“不以为然”。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川恒彦谨慎地将电动车春天设定为2014至2015年。他认为，比亚迪设定的两年内卖出2万辆F3DM并不现实。由此，比亚迪将面临核心零部件缺乏引发的交货周期延误和价格居高不下的难题。
“比亚迪肯定是日产的竞争者，但却是另一个层面的竞争对手，他们的价格区间和日产并不相同。”中川恒彦对《环球企业家》说。他认为，电动车全球价格体系将参照既有的价格体系：欧美最高，日韩次之，最后才是中国制造商。
曾几何时，将“低价策略”奉为法宝的王传福，对所谓“专利”嗤之以鼻，对技术更是迅速“抄袭”、“模仿”，为此，他还与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交恶至深。在今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郭甚至抛出了质疑巴菲特的“三问”：巴菲特与比亚迪合作是否有违诚信？巴菲特敢不敢驾驶比亚迪电动车上下班？巴菲特凭什么判断比亚迪的潜力？
在听完郭台铭的“三问”后，芒格充当了王传福的“挡箭牌”，“我认为这个人正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伟大的事情。”不过，当股神及其搭档透过比亚迪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在电动车领域骑虎难下的王，还会指望谁来为自己挡箭呢？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乔万尼·阿里吉：金融扩张必将导致终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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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 2009-06-27 00:26:34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98年开始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著作有《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亚当·斯密在北京》等，并被翻译15种以上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本月18日11时，阿里吉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平静地离开人世。
阿里吉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1960年获得米兰博克尼大学经济学博士。之后在意大利执教，1963年赴非洲。阿里吉先后在罗德西亚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Dar es Salaam)执教，同时开展非洲发展研究。在此期间，他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自由运动发展影响下的劳工运动的研究颇有心得，认识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之后两人开展了多项协同研究项目。1969年回到意大利后，阿里吉和朋友们在1971年组建了葛兰西研究小组(Gruppo Gramsci)。1979年，阿里吉加入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斯·霍普金斯一起从事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方面的研究。也就是在此期间，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以世界体系分析的主要中心而远近闻名，并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加盟。
1994年，阿里吉出版了著名的《漫长的20世纪》，重新诠释了13世纪以来的作为“物质膨胀”(material expansions)与“金融膨胀”(financial expansions)之间一系列活动之间的资本主义历史。他在很多方面都很赞同沃勒斯坦的观点，并在近些年更多地关注东亚的经济发展。他还强调自己受到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安东尼奥·葛兰西、卡尔·波兰尼以及熊彼特的影响很大。
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中文译本近期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正如这本书中所言，斯密历来是被引用最多而阅读最少的作家。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导，阿里吉想要告诉我们：中国或东亚增长道路与西方增长道路的差异；中国和东亚的经济成就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带来了契机，亦即斯密设想的基于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world-market society based on equality)。
今年早些时候，New Left Review杂志发表了对阿里吉的访问，原文有两万多字，涉及阿里吉的生平与著作的方方面面，本版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选刊其中与当前的金融危机及阿里吉新作《亚当·斯密在北京》有关的部分，以飨读者，同时也表示对阿里吉的纪念。
危机的性质产生了变化
问：你1972年的论文“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比较了1873年到1896年的长期衰退，做出了你的预测，并被1973年开始的危机所证实。你多次提及这个比较，在指出了它们之间相似性的同时，还指出了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异。但是你关于1929年大萧条以及之后的危机写得相对少一些。你认为大萧条仍然是不太相关吗？
答：不是相关性更小。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当然，它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教育那些当权者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有一系列公认的或比较公认的措施来阻止这一类危机再次发生。即使现在，尽管人们将如今股市的崩溃与1930年的那次相比，我认为——尽管我可能是错的——那些在拯救此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的货币机构和政府将竭尽所能避免类似1930年那样的金融市场崩溃。政治上，他们无法承受崩溃的后果。因此他们将竭尽所能来渡过危机。布什和里根的自由市场观念是建立在极端的凯恩斯式财政赤字上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而他们所做的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要应对政治局势，他们是不允许政治局势过度恶化的。金融领域情况可能和30年代相似，但是与30年代一样，政治权威们不允许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相比以前，他们对此更加清醒。我不是说大萧条不那么的相关，但我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会重现。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30年代世界经济是高度分散的，这种分散可能是引起大萧条的原因之一。而现在的经济则更一体化。
问：在“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中你描绘了资本主义内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过度生产，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危机，另一方面是过低的生产率削减了需求的生产手段。你现在还同意这个广泛意义上的区别吗？如果同意，你认为我们面临潜在的，在过去30年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被扩张的个人债务以及金融化所掩盖的危机吗？
答：是的，我认为过去的三十年间，危机的性质产生了变化。直到1980年代的早期，危机是一个典型的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机构加剧的竞争和劳工较以往衰退中(包括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更有能力维护权利所导致的。所以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
而里根——撒切尔的货币反革命正是为了削弱这个力量，而这个工人阶级保护自己的能力，虽然不是唯一的目标，但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他们改变了危机的性质。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在21世纪中，我们确实正面临着一个具有所有典型特征的生产过剩危机。收入被具有较高流动性和投机倾向的团体和阶级所重新分配，因此收入不再回到形成有效需求过程的循环中，而是被转移到各种投机行为，并制造一些定期爆破的泡沫。所以，是的，危机已经从因加剧的资本竞争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所导致的有效需求的系统性短缺。
美国在衰落
问：最近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推出的报告预测美国的全球主宰权将会在2025年结束，一个更为分化、多极和存在更多冲突的世界将会出现。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的可能性条件之一，是需要一个单一的霸权？缺乏单极是否一定等同于系统性的混乱——数个大致相约的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是不可能的吗？
答：不，我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很大程度上视乎在位的霸权力量是否接受调整。过去六七年的混乱是基于布什政府对“9·11”的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大国的自杀。正在衰落的国家行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有能力制造混乱。“开创美国新纪元计划”是对衰落的拒绝承认。这是一场灾难。在伊拉克的军事溃败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财政压力，使美国从一个债权国变成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同样是战败，伊拉克比越南更糟，因为印度支那有较长的游击战的历史传统，他们有如胡志明这样有才干的领导，他们也已经打败了法国。美国在伊拉克的灾难在于，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也很难赢得这场战争，现在他们只是试图为撤出找寻一些挽回面子的借口。正是由于对于调整的抗拒，首先导致他们衰落的加速，第二，造成许多的痛苦和混乱。伊拉克是一场灾难。当地流离失所的人口远比达尔富尔的多。
奥巴马到底要做什么并不明确。若他认为自己能扭转衰落的态势，他只会得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惊喜。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聪明地处理衰落，将政策从：“我们不是包容的。我们想要另一个世纪”到承认正在衰落的事实，并构想一些适应权力关系变化的政策。我不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模棱两可，还是由于政治中有些事不能说定，或者他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又或者他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我不知道。但是奥巴马取代布什，的确为美国用非灾难方式处理和调整其衰落创造了可能性。布什已经尝过负面的效应——美国军队的诚信被进一步破坏，金融情势变得惨重。所以奥巴马面前的任务，我认为，就是聪明地处理衰落。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但单就他设法要减少美国在阿富汗干预的想法来看，却使人担心。
以开放的态度观察中国未来
问：多年来，当你把你的研究建基于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构想的同时，也从未犹豫过对马克思表示批评——包括他对国家间权力斗争的低估、对空间的不够关心、对工人阶级评价的矛盾等。长期以来，你也对亚当·斯密的理论着迷，他的思想在你最新的作品《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对他哪方面相对有所保留呢？
答：对于斯密的相对保留是与马克思对他的保留一样的。马克思从斯密那里吸取了许多——例如受资本家间的竞争影响，利润率的下降倾向，就是斯密的想法。《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评论：马克思批评斯密忽略了生产过程实际上发生的东西，资本家间竞争的确可能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但却是受制于资本家把权力关系转移到他们身上的倾向和能力。从这点来看，马克思对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有其说服力。然而，我们必须从历史证据溯源，马克思作为一个理论的创造者，其假设可能与某时期或某地区的历史事实不符。我们不能从创造的理论中推论出实证性的现实。他对斯密的批评必须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作鉴定，这同样适用于斯密的研究上，或其他任何研究上。
问：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其中一个结论，尤其是第一卷中，是指出斯密式的自由市场体系会导致阶级不平等的加剧。在什么程度上对于斯密式的制度在中国的推广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
答：我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理论章节中提到，斯密并没有打算把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提法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无形的手是指国家应该在统治时把权力下放，并减小官僚主义的介入。实质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为应是亲劳方的，而非亲资方的。他曾明确提到的不主张劳工相互竞争以降低工资，而是引导资本家竞争，以降低利润至他们能接受的程度。现今的概念却把他的理论完全颠倒。但是中国的前景还不明确。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毫无疑问是走在引导工人竞争以获取资本和利润的道路。现在却出现了调整。除了与革命传统和毛泽东时代有关外，也与清朝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帝国统治有关。我并不试图就中国的前景做任何打赌，但我们必须以开放的态度观察中国未来的走向。
“勤劳革命”与“工业革命”
问：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你用了杉原薰的研究比较基于早期现代东亚的密集劳动力和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的“勤劳革命”，和基于机械化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的“工业革命”，并提出希望在人类的将来能有两者融合。你是如何评估今天东亚在这两方面的平衡呢？
答：很难说。我不像杉原薰一样乐观的认为东亚传统的工业革命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即使它不再次成为主导，也至少将会在混合的结构中担当重要角色。这些概念关键在于观察将会可能出现什么事，而非抽象地说，东亚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或许美国则正在走其他的路，我们必须留意他们实际所为何事。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在担忧他们的环境。然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许他们有计划有步骤，但我在汽车工业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对于环境灾害的警觉性。学习美国发展模式，这在欧洲已经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中国更甚。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我总是告诉中国人，他们找错城市了。若他们想要看看怎样变得富裕起来又不破坏生态，他们应该去阿姆斯特丹而非洛杉矶。在阿姆斯特丹，每人用自行车到处走动；数以千辆的自行车停放在车站过夜，因为人们坐火车而来，他们早上以自行车代歩，晚上则把自行车置于车站。而在中国，我在1970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只有少量的公共汽车，处身于一大片的自行车的海洋——现在，自行车却逐渐被淘汰了。从这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非常混合复杂的图像，充满着矛盾和担忧。现代化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贬抑，但在中国却被天真地认为是赖以生存的方向。
问：但是《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却似乎暗示,我们可能需要像西方ー样的工业革命，而且这样的工业革命并不仅限于中国，而实际上能更为广泛？
答：是的。但是杉原薰基本论点在于工业革命的典型发展中，用机器和燃料代替劳动力，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正如我们所知，有生态上的限制，而且亦有经济上的限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忘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有机组成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正是与更多的机械和能源的运用相关，因为这样导致利润的降低，同时造成生态上的破坏。杉原薰指出管理与劳动力的分割、管理在两者地位中日高的主导地位，以及劳动力在工业革命中较典型地被剥夺其自我管理的技能，以上这些都有其限制的。工业革命中，个体的资源因拥有动员能力而发展，或至少保留了劳工的管理技能。最终，这些自我管理技能的利益变得比把观念和行动分开所获得的利益多。我认为他言之有理，尤其是在理解现今中国的崛起时很有用。这些自我管理的技能通过了无产阶级化所设下的限制，现在的中国劳动过程比世界任何地方更依赖于劳工的自我管理技能。这也许是在新的条件下，中国拥有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比较优势。
“世界市场社会”
问：你在1991年出版的《世界收入的不平等》一书中提到，在苏联解体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因掠夺稀缺资源而造成的冲突不断深化和扩大，其中以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最具代表性，这就迫使西方国家来建构一个世界政府的新框架：七国集团作为全球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其财政部，安理会为其国防部。如你所说，这些机构或许15年后会被非保守势力接管。而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你又说，未来有望形成一个潜在的世界市场社会，在这个世界市场化的社会，不再有任何势力称霸。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是怎么理解的？
答：首先，我并不是说这种世界政府机构的产生是缘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实际上，大多数机构都属于美国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既作为避免全球经济下市场自我调节缺陷的一种必要机制，又是一种管理手段。所以说，从战后开始，这种世界政府已初具雏形。80年代时局动荡和不稳定进一步加剧，其中发展中国家间的冲突，也只是一个方面，因此这些机构开始以有别以往的方式管理着世界经济。它们会被非保守势力接管吗？我对此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因为在很多方面，体现的是一种南北国家间的势力均衡，如发达国家内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等等。原则上讲，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些机构在调控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很可能促进世界收入的均衡分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工具，从而加剧了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即使这样，就像我说的，与其说最终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更大的不平等分配，不如说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东亚发展态势良好，南非发展最差，其他地区的发展介于两者之间。
这和我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讨论的“世界市场社会”概念有什么关系呢？显然，要出现一个世界国家，即使是最初始阶段，联盟性质的，都是很难实现的。在短期内也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样，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市场社会”，国家间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而需要调控。这也在美国建立的体系中得以验证，这种高度的调控表现为，通过各国磋商，主要是美欧，其次是与其他国家间的协商，关税，配额，劳动力流动限制被取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的调控机制才能有效防止1930年那样的市场大萧条？所以，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世界经济首先应以市场为基础，并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参与职能。
中国会以独有的方式崛起
问：在《漫长的20世纪》中，你描述了始于1970年代早期的金融化浪潮导致的体系混乱，势必产生三种可能的后果：一个由美国掌控的世界帝国；一个无恃强凌弱的世界市场社会，或是一场足以摧毁人类的新的世界大战。在你所有这三种预测中，纵横历史发展始终的资本主义可能消亡。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你总结到，随着布什政府的失败，第一种可能性可以被排除，只剩下后两种了。但是，至少从逻辑上说，在你的框架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会取代美国，而并不改变你描述的那种制度构架？你是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呢？
答：我并不排除那种可能性，但是，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我在书中到底说了什么。我在《漫长的20世纪》这本书的最后，拟想了可能出现的三种局面。第一，我设想的世界帝国，并不是只有美国掌控，而是由美国及其欧洲同盟共同控制。我认为美国不会如此不顾及后果而试图开创一个美国新纪元。这种想法太过于荒诞，而且往往会事与愿违。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强烈的意愿，试图改善由于布什政府单边行为而造成的欧美间的紧张局面。但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虽然较以前更难实现。第二，世界市场社会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你纵观中国对邻国的历来表现，不难发现这种关系往往更多地建立在贸易和经济交流的基础上，而非更多地有赖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目前依然如此。人们经常误解，说我把中国人描绘得比西方人更宽厚、更好，但这与此并无干系。我们所讨论的是管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诸多问题。中国素有反抗的传统，这是其他任何有类似疆域或人口密度的国家不曾面对过的。中国的领导者也一向对来自海外，换句话说，美国入侵的可能性保持高度的警觉。正如我在《亚当·斯密在北京》第十章中指出的，美国绞尽脑汁想出种种方案对付中国，无论哪种方案中国政府都心存芥蒂。除了基辛格的“融入”方案，其他的要么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冷战，要么使中国卷入同邻国的战争中，从而使美国作为第三方坐收渔利。如果中国真的崛起，正如我预期的，成为新的全球经济中心，它的角色也会同以往的霸主截然不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和地域文化差异，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东亚地区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会对全球经济的新架构产生影响。如果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强国，它会以独有的方式来崛起。首先，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要远逊于文化和经济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它会出好经济这张牌，这一点上要远比美国、英国或者荷兰称霸时做得好。
金融扩张必将导致终极危机
问：目前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正是对你长期以来理论上的预言最有力的证明，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本次危机，有没有哪些方面让你感到吃惊？
答：我的预言非常简单。就像布罗代尔所说，金融化周期性的趋势，标志着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物质扩张进入衰退期。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我把金融化的冲击称作积累状态的信号危机。并且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是半个世纪左右，终极危机必将到来。对于以前的霸主来说，是有可能识别信号危机和终极危机的。就美国而言，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假设：1970年代是信号危机，终极危机还未到来，但是一定将至。会以哪种方式到来呢？最基本的假设是，所有这些金融扩张，到头来都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大量的资本投机，已远远力所不及。换句话说，这种金融扩张的趋势必然产生出各种泡沫。我预测，金融扩张最终必将导致终极危机，因为泡沫始终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我没能预见到泡沫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网络经济泡沫和房产泡沫。
而且，当我写《漫长的20世纪》一书时，我对1990年代初期的局势并不明确。我觉得在某些方面，美国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但实际上，那时才刚刚开始。里根通过刺激经济摆脱了经济衰退，随后金融扩张大行其道；但是，还是克林顿亲历了美国的黄金时期，直到2000年以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为代表的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房产泡沫的破裂，很显然正是美国金融集权的终极危机。
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
问：你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力压群芳，在于你对国际体系架构中资本主义发展所呈现的灵活性、适应性和流动性特点的解读。你以500年、150年和50年的框架从长远的眼光，整体审视了东亚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简易模式的产生显然是清晰可见，毋庸置疑的。你怎么理解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答：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灵活性有关；一个是关于模式的周期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由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决定的。首先，我们来看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这倒和我年轻时经商的经历有点关系。起初我试图打理父亲的小生意。后来，我做了一篇有关外祖父生意的论文，他的生意要大一些，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跟祖父的一次争吵后，我去了联合利华。当时，以员工人数来说，联合利华是世界第二大跨国公司。所以，从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出发点来看，我很幸运能进入一家成功的大企业，这使我认识到对资本主义企业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父亲的生意、外祖父的生意和联合利华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例如, 我父亲几乎花掉所有的时间走访纺织业的客户，去研究他们设备的技术问题。然后回到工厂，同工程师讨论这些问题，最后为客户提供定制的设备。当我努力去试着经营时，感觉如此茫然无措；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专有技能和知识上，而这些是我父亲多年实践和经验的积累。我可以奔走于客户中，但我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甚至搞不懂那些问题，那是很绝望的。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曾这么对父亲讲：“如果共产主义者来了，你会遇到麻烦。”他说：“不，不会有什么麻烦，我还将继续现在的工作。他们需要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后来，我关掉了父亲的生意，开始打理外祖父的生意，那已经是“福特式”大批量生产的生意了。他们不再研究客户的问题，只是生产标准化的设备，而不考虑客户的需求。工程师设计他们认为是市场需要的设备，然后告诉客户：这就是我们的设备。早期在生产线上完成的批量生产就是这样的。但当我到了联合利华，我却很少看到生产的一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工厂——一个生产人造黄油，一个生产香皂，另一个生产香水，产品琳琅满目。但其经营活动的核心，既不是市场部门，也不是生产部门，而是财务和广告。所以，这使我明白，我们很难确定哪种特有的形式才具备“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后来，通过研究布罗代尔，我认识到资本主义这种超适应性，是可以从历史的维度观察到的。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主要问题之一是：都认为历史上不断再现的只有一种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正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着深刻的演变。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以奴隶制为基础，又植根于其中。似乎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奴隶制。然而奴隶制已然被废除，资本主义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基础上比以前任何时候发展得都更为繁荣。单从这点上，似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转之根本，但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再一次摒弃了它们，继续得以生存和发展。纵览世界，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这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仅仅论证什么是资本主义而无视这些根本性变化显然是目光短浅的。在这些适应中始终保持恒定不变，又能很好界定资本主义的实质，莫过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就这一点我在区别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交替更迭中反复重申过。
问：请谈谈你在书中提到的这一显著的、长期模式以及其规模的转变？
答：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周期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局囿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研究是无法看清这一点的，因为那样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进程。目前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拘泥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来追溯它的发展历程。然而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资本的积累是跳跃式的。如果你跟不上它的脚步，追踪它在不同地方的发展轨迹，你就无法看清它。如果你只关注英国，或是法国，那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无法从历史的角度透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部分。你应紧跟其发展，从而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从根本上是在不同条件下的演变历程，当你所界定的“空间修复”变得日趋紧张，竞争日益加剧时，就需要一种新型的、更大规模的空间转移，促使资本主义体系经历又一轮的物质扩张。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新一轮的自我循环。
基于布罗代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当我第一次系统论述资本主义这一演变历程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你的 “spatial fix”(空间修复) 概念，“fix”具有双重涵义——既指投资固定的资本，又指修复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这种模式的必然性源于积累的过程，使资本和其他资源以更大的规模流动，同时带来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各种形式的过度积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有别于非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具有雪球效应，使竞争更为激烈并降低了利润率。那些能够审时度势的，每次力求更大的空间以确立新的空间定位。大量的资本首先在较小规模的城邦不断积累，17世纪转移至介乎于城邦和民族国家间的荷兰，18、19世纪被世界帝国的英国取代，最后20世纪转到美国这样的洲际大国。
现在这一进程无法以同一方式继续下去，因为没有新型的更强大的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事实上，较大的民族文明国家，如中国和印度，领土面积虽不及美国，人口却是美国的三四倍。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转型：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改往日从小国向疆域辽阔的大国过渡，取而代之的是从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向高人口密度的国家重新分布；而且，原先局限于富国之间的流通，现在正从富裕的国家向基本上仍然贫困的国家过渡——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是美国的1/20。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如今的霸权主义正在从富国向穷国转移。”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却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差异与不平等。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发展趋势相互矛盾，这就需要我们探寻一些概念上的方式来增进理解。【选自乔万尼·阿里吉著《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路爱国、黄平、许安结 译；英文原文来自New Left Review 56, March-April,2009.】
大卫·哈维 2009-06-27 00:26:34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98年开始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著作有《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亚当·斯密在北京》等，并被翻译15种以上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本月18日11时，阿里吉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平静地离开人世。
阿里吉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1960年获得米兰博克尼大学经济学博士。之后在意大利执教，1963年赴非洲。阿里吉先后在罗德西亚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Dar es Salaam)执教，同时开展非洲发展研究。在此期间，他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自由运动发展影响下的劳工运动的研究颇有心得，认识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之后两人开展了多项协同研究项目。1969年回到意大利后，阿里吉和朋友们在1971年组建了葛兰西研究小组(Gruppo Gramsci)。1979年，阿里吉加入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斯·霍普金斯一起从事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方面的研究。也就是在此期间，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以世界体系分析的主要中心而远近闻名，并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加盟。
1994年，阿里吉出版了著名的《漫长的20世纪》，重新诠释了13世纪以来的作为“物质膨胀”(material expansions)与“金融膨胀”(financial expansions)之间一系列活动之间的资本主义历史。他在很多方面都很赞同沃勒斯坦的观点，并在近些年更多地关注东亚的经济发展。他还强调自己受到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安东尼奥·葛兰西、卡尔·波兰尼以及熊彼特的影响很大。
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中文译本近期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正如这本书中所言，斯密历来是被引用最多而阅读最少的作家。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导，阿里吉想要告诉我们：中国或东亚增长道路与西方增长道路的差异；中国和东亚的经济成就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带来了契机，亦即斯密设想的基于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world-market society based on equality)。
今年早些时候，New Left Review杂志发表了对阿里吉的访问，原文有两万多字，涉及阿里吉的生平与著作的方方面面，本版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选刊其中与当前的金融危机及阿里吉新作《亚当·斯密在北京》有关的部分，以飨读者，同时也表示对阿里吉的纪念。
危机的性质产生了变化
问：你1972年的论文“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比较了1873年到1896年的长期衰退，做出了你的预测，并被1973年开始的危机所证实。你多次提及这个比较，在指出了它们之间相似性的同时，还指出了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异。但是你关于1929年大萧条以及之后的危机写得相对少一些。你认为大萧条仍然是不太相关吗？
答：不是相关性更小。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当然，它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教育那些当权者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有一系列公认的或比较公认的措施来阻止这一类危机再次发生。即使现在，尽管人们将如今股市的崩溃与1930年的那次相比，我认为——尽管我可能是错的——那些在拯救此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的货币机构和政府将竭尽所能避免类似1930年那样的金融市场崩溃。政治上，他们无法承受崩溃的后果。因此他们将竭尽所能来渡过危机。布什和里根的自由市场观念是建立在极端的凯恩斯式财政赤字上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而他们所做的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要应对政治局势，他们是不允许政治局势过度恶化的。金融领域情况可能和30年代相似，但是与30年代一样，政治权威们不允许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相比以前，他们对此更加清醒。我不是说大萧条不那么的相关，但我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会重现。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30年代世界经济是高度分散的，这种分散可能是引起大萧条的原因之一。而现在的经济则更一体化。
问：在“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中你描绘了资本主义内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过度生产，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危机，另一方面是过低的生产率削减了需求的生产手段。你现在还同意这个广泛意义上的区别吗？如果同意，你认为我们面临潜在的，在过去30年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被扩张的个人债务以及金融化所掩盖的危机吗？
答：是的，我认为过去的三十年间，危机的性质产生了变化。直到1980年代的早期，危机是一个典型的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机构加剧的竞争和劳工较以往衰退中(包括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更有能力维护权利所导致的。所以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
而里根——撒切尔的货币反革命正是为了削弱这个力量，而这个工人阶级保护自己的能力，虽然不是唯一的目标，但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他们改变了危机的性质。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在21世纪中，我们确实正面临着一个具有所有典型特征的生产过剩危机。收入被具有较高流动性和投机倾向的团体和阶级所重新分配，因此收入不再回到形成有效需求过程的循环中，而是被转移到各种投机行为，并制造一些定期爆破的泡沫。所以，是的，危机已经从因加剧的资本竞争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所导致的有效需求的系统性短缺。
美国在衰落
问：最近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推出的报告预测美国的全球主宰权将会在2025年结束，一个更为分化、多极和存在更多冲突的世界将会出现。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的可能性条件之一，是需要一个单一的霸权？缺乏单极是否一定等同于系统性的混乱——数个大致相约的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是不可能的吗？
答：不，我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很大程度上视乎在位的霸权力量是否接受调整。过去六七年的混乱是基于布什政府对“9·11”的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大国的自杀。正在衰落的国家行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有能力制造混乱。“开创美国新纪元计划”是对衰落的拒绝承认。这是一场灾难。在伊拉克的军事溃败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财政压力，使美国从一个债权国变成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同样是战败，伊拉克比越南更糟，因为印度支那有较长的游击战的历史传统，他们有如胡志明这样有才干的领导，他们也已经打败了法国。美国在伊拉克的灾难在于，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也很难赢得这场战争，现在他们只是试图为撤出找寻一些挽回面子的借口。正是由于对于调整的抗拒，首先导致他们衰落的加速，第二，造成许多的痛苦和混乱。伊拉克是一场灾难。当地流离失所的人口远比达尔富尔的多。
奥巴马到底要做什么并不明确。若他认为自己能扭转衰落的态势，他只会得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惊喜。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聪明地处理衰落，将政策从：“我们不是包容的。我们想要另一个世纪”到承认正在衰落的事实，并构想一些适应权力关系变化的政策。我不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模棱两可，还是由于政治中有些事不能说定，或者他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又或者他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我不知道。但是奥巴马取代布什，的确为美国用非灾难方式处理和调整其衰落创造了可能性。布什已经尝过负面的效应——美国军队的诚信被进一步破坏，金融情势变得惨重。所以奥巴马面前的任务，我认为，就是聪明地处理衰落。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但单就他设法要减少美国在阿富汗干预的想法来看，却使人担心。
以开放的态度观察中国未来
问：多年来，当你把你的研究建基于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构想的同时，也从未犹豫过对马克思表示批评——包括他对国家间权力斗争的低估、对空间的不够关心、对工人阶级评价的矛盾等。长期以来，你也对亚当·斯密的理论着迷，他的思想在你最新的作品《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对他哪方面相对有所保留呢？
答：对于斯密的相对保留是与马克思对他的保留一样的。马克思从斯密那里吸取了许多——例如受资本家间的竞争影响，利润率的下降倾向，就是斯密的想法。《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评论：马克思批评斯密忽略了生产过程实际上发生的东西，资本家间竞争的确可能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但却是受制于资本家把权力关系转移到他们身上的倾向和能力。从这点来看，马克思对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有其说服力。然而，我们必须从历史证据溯源，马克思作为一个理论的创造者，其假设可能与某时期或某地区的历史事实不符。我们不能从创造的理论中推论出实证性的现实。他对斯密的批评必须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作鉴定，这同样适用于斯密的研究上，或其他任何研究上。
问：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其中一个结论，尤其是第一卷中，是指出斯密式的自由市场体系会导致阶级不平等的加剧。在什么程度上对于斯密式的制度在中国的推广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
答：我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理论章节中提到，斯密并没有打算把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提法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无形的手是指国家应该在统治时把权力下放，并减小官僚主义的介入。实质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为应是亲劳方的，而非亲资方的。他曾明确提到的不主张劳工相互竞争以降低工资，而是引导资本家竞争，以降低利润至他们能接受的程度。现今的概念却把他的理论完全颠倒。但是中国的前景还不明确。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毫无疑问是走在引导工人竞争以获取资本和利润的道路。现在却出现了调整。除了与革命传统和毛泽东时代有关外，也与清朝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帝国统治有关。我并不试图就中国的前景做任何打赌，但我们必须以开放的态度观察中国未来的走向。
“勤劳革命”与“工业革命”
问：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你用了杉原薰的研究比较基于早期现代东亚的密集劳动力和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的“勤劳革命”，和基于机械化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的“工业革命”，并提出希望在人类的将来能有两者融合。你是如何评估今天东亚在这两方面的平衡呢？
答：很难说。我不像杉原薰一样乐观的认为东亚传统的工业革命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即使它不再次成为主导，也至少将会在混合的结构中担当重要角色。这些概念关键在于观察将会可能出现什么事，而非抽象地说，东亚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或许美国则正在走其他的路，我们必须留意他们实际所为何事。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在担忧他们的环境。然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许他们有计划有步骤，但我在汽车工业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对于环境灾害的警觉性。学习美国发展模式，这在欧洲已经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中国更甚。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我总是告诉中国人，他们找错城市了。若他们想要看看怎样变得富裕起来又不破坏生态，他们应该去阿姆斯特丹而非洛杉矶。在阿姆斯特丹，每人用自行车到处走动；数以千辆的自行车停放在车站过夜，因为人们坐火车而来，他们早上以自行车代歩，晚上则把自行车置于车站。而在中国，我在1970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只有少量的公共汽车，处身于一大片的自行车的海洋——现在，自行车却逐渐被淘汰了。从这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非常混合复杂的图像，充满着矛盾和担忧。现代化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贬抑，但在中国却被天真地认为是赖以生存的方向。
问：但是《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却似乎暗示,我们可能需要像西方ー样的工业革命，而且这样的工业革命并不仅限于中国，而实际上能更为广泛？
答：是的。但是杉原薰基本论点在于工业革命的典型发展中，用机器和燃料代替劳动力，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正如我们所知，有生态上的限制，而且亦有经济上的限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忘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有机组成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正是与更多的机械和能源的运用相关，因为这样导致利润的降低，同时造成生态上的破坏。杉原薰指出管理与劳动力的分割、管理在两者地位中日高的主导地位，以及劳动力在工业革命中较典型地被剥夺其自我管理的技能，以上这些都有其限制的。工业革命中，个体的资源因拥有动员能力而发展，或至少保留了劳工的管理技能。最终，这些自我管理技能的利益变得比把观念和行动分开所获得的利益多。我认为他言之有理，尤其是在理解现今中国的崛起时很有用。这些自我管理的技能通过了无产阶级化所设下的限制，现在的中国劳动过程比世界任何地方更依赖于劳工的自我管理技能。这也许是在新的条件下，中国拥有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比较优势。
“世界市场社会”
问：你在1991年出版的《世界收入的不平等》一书中提到，在苏联解体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因掠夺稀缺资源而造成的冲突不断深化和扩大，其中以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最具代表性，这就迫使西方国家来建构一个世界政府的新框架：七国集团作为全球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其财政部，安理会为其国防部。如你所说，这些机构或许15年后会被非保守势力接管。而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你又说，未来有望形成一个潜在的世界市场社会，在这个世界市场化的社会，不再有任何势力称霸。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是怎么理解的？
答：首先，我并不是说这种世界政府机构的产生是缘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实际上，大多数机构都属于美国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既作为避免全球经济下市场自我调节缺陷的一种必要机制，又是一种管理手段。所以说，从战后开始，这种世界政府已初具雏形。80年代时局动荡和不稳定进一步加剧，其中发展中国家间的冲突，也只是一个方面，因此这些机构开始以有别以往的方式管理着世界经济。它们会被非保守势力接管吗？我对此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因为在很多方面，体现的是一种南北国家间的势力均衡，如发达国家内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等等。原则上讲，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些机构在调控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很可能促进世界收入的均衡分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工具，从而加剧了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即使这样，就像我说的，与其说最终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更大的不平等分配，不如说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东亚发展态势良好，南非发展最差，其他地区的发展介于两者之间。
这和我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讨论的“世界市场社会”概念有什么关系呢？显然，要出现一个世界国家，即使是最初始阶段，联盟性质的，都是很难实现的。在短期内也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样，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市场社会”，国家间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而需要调控。这也在美国建立的体系中得以验证，这种高度的调控表现为，通过各国磋商，主要是美欧，其次是与其他国家间的协商，关税，配额，劳动力流动限制被取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的调控机制才能有效防止1930年那样的市场大萧条？所以，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世界经济首先应以市场为基础，并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参与职能。
中国会以独有的方式崛起
问：在《漫长的20世纪》中，你描述了始于1970年代早期的金融化浪潮导致的体系混乱，势必产生三种可能的后果：一个由美国掌控的世界帝国；一个无恃强凌弱的世界市场社会，或是一场足以摧毁人类的新的世界大战。在你所有这三种预测中，纵横历史发展始终的资本主义可能消亡。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你总结到，随着布什政府的失败，第一种可能性可以被排除，只剩下后两种了。但是，至少从逻辑上说，在你的框架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会取代美国，而并不改变你描述的那种制度构架？你是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呢？
答：我并不排除那种可能性，但是，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我在书中到底说了什么。我在《漫长的20世纪》这本书的最后，拟想了可能出现的三种局面。第一，我设想的世界帝国，并不是只有美国掌控，而是由美国及其欧洲同盟共同控制。我认为美国不会如此不顾及后果而试图开创一个美国新纪元。这种想法太过于荒诞，而且往往会事与愿违。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强烈的意愿，试图改善由于布什政府单边行为而造成的欧美间的紧张局面。但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虽然较以前更难实现。第二，世界市场社会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你纵观中国对邻国的历来表现，不难发现这种关系往往更多地建立在贸易和经济交流的基础上，而非更多地有赖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目前依然如此。人们经常误解，说我把中国人描绘得比西方人更宽厚、更好，但这与此并无干系。我们所讨论的是管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诸多问题。中国素有反抗的传统，这是其他任何有类似疆域或人口密度的国家不曾面对过的。中国的领导者也一向对来自海外，换句话说，美国入侵的可能性保持高度的警觉。正如我在《亚当·斯密在北京》第十章中指出的，美国绞尽脑汁想出种种方案对付中国，无论哪种方案中国政府都心存芥蒂。除了基辛格的“融入”方案，其他的要么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冷战，要么使中国卷入同邻国的战争中，从而使美国作为第三方坐收渔利。如果中国真的崛起，正如我预期的，成为新的全球经济中心，它的角色也会同以往的霸主截然不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和地域文化差异，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东亚地区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会对全球经济的新架构产生影响。如果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强国，它会以独有的方式来崛起。首先，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要远逊于文化和经济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它会出好经济这张牌，这一点上要远比美国、英国或者荷兰称霸时做得好。
金融扩张必将导致终极危机
问：目前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正是对你长期以来理论上的预言最有力的证明，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本次危机，有没有哪些方面让你感到吃惊？
答：我的预言非常简单。就像布罗代尔所说，金融化周期性的趋势，标志着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物质扩张进入衰退期。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我把金融化的冲击称作积累状态的信号危机。并且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是半个世纪左右，终极危机必将到来。对于以前的霸主来说，是有可能识别信号危机和终极危机的。就美国而言，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假设：1970年代是信号危机，终极危机还未到来，但是一定将至。会以哪种方式到来呢？最基本的假设是，所有这些金融扩张，到头来都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大量的资本投机，已远远力所不及。换句话说，这种金融扩张的趋势必然产生出各种泡沫。我预测，金融扩张最终必将导致终极危机，因为泡沫始终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我没能预见到泡沫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网络经济泡沫和房产泡沫。
而且，当我写《漫长的20世纪》一书时，我对1990年代初期的局势并不明确。我觉得在某些方面，美国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但实际上，那时才刚刚开始。里根通过刺激经济摆脱了经济衰退，随后金融扩张大行其道；但是，还是克林顿亲历了美国的黄金时期，直到2000年以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为代表的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房产泡沫的破裂，很显然正是美国金融集权的终极危机。
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
问：你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力压群芳，在于你对国际体系架构中资本主义发展所呈现的灵活性、适应性和流动性特点的解读。你以500年、150年和50年的框架从长远的眼光，整体审视了东亚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简易模式的产生显然是清晰可见，毋庸置疑的。你怎么理解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答：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灵活性有关；一个是关于模式的周期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由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决定的。首先，我们来看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这倒和我年轻时经商的经历有点关系。起初我试图打理父亲的小生意。后来，我做了一篇有关外祖父生意的论文，他的生意要大一些，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跟祖父的一次争吵后，我去了联合利华。当时，以员工人数来说，联合利华是世界第二大跨国公司。所以，从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出发点来看，我很幸运能进入一家成功的大企业，这使我认识到对资本主义企业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父亲的生意、外祖父的生意和联合利华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例如, 我父亲几乎花掉所有的时间走访纺织业的客户，去研究他们设备的技术问题。然后回到工厂，同工程师讨论这些问题，最后为客户提供定制的设备。当我努力去试着经营时，感觉如此茫然无措；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专有技能和知识上，而这些是我父亲多年实践和经验的积累。我可以奔走于客户中，但我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甚至搞不懂那些问题，那是很绝望的。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曾这么对父亲讲：“如果共产主义者来了，你会遇到麻烦。”他说：“不，不会有什么麻烦，我还将继续现在的工作。他们需要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后来，我关掉了父亲的生意，开始打理外祖父的生意，那已经是“福特式”大批量生产的生意了。他们不再研究客户的问题，只是生产标准化的设备，而不考虑客户的需求。工程师设计他们认为是市场需要的设备，然后告诉客户：这就是我们的设备。早期在生产线上完成的批量生产就是这样的。但当我到了联合利华，我却很少看到生产的一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工厂——一个生产人造黄油，一个生产香皂，另一个生产香水，产品琳琅满目。但其经营活动的核心，既不是市场部门，也不是生产部门，而是财务和广告。所以，这使我明白，我们很难确定哪种特有的形式才具备“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后来，通过研究布罗代尔，我认识到资本主义这种超适应性，是可以从历史的维度观察到的。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主要问题之一是：都认为历史上不断再现的只有一种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正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着深刻的演变。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以奴隶制为基础，又植根于其中。似乎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奴隶制。然而奴隶制已然被废除，资本主义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基础上比以前任何时候发展得都更为繁荣。单从这点上，似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转之根本，但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再一次摒弃了它们，继续得以生存和发展。纵览世界，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这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仅仅论证什么是资本主义而无视这些根本性变化显然是目光短浅的。在这些适应中始终保持恒定不变，又能很好界定资本主义的实质，莫过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就这一点我在区别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交替更迭中反复重申过。
问：请谈谈你在书中提到的这一显著的、长期模式以及其规模的转变？
答：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周期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局囿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研究是无法看清这一点的，因为那样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进程。目前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拘泥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来追溯它的发展历程。然而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资本的积累是跳跃式的。如果你跟不上它的脚步，追踪它在不同地方的发展轨迹，你就无法看清它。如果你只关注英国，或是法国，那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无法从历史的角度透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部分。你应紧跟其发展，从而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从根本上是在不同条件下的演变历程，当你所界定的“空间修复”变得日趋紧张，竞争日益加剧时，就需要一种新型的、更大规模的空间转移，促使资本主义体系经历又一轮的物质扩张。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新一轮的自我循环。
基于布罗代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当我第一次系统论述资本主义这一演变历程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你的 “spatial fix”(空间修复) 概念，“fix”具有双重涵义——既指投资固定的资本，又指修复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这种模式的必然性源于积累的过程，使资本和其他资源以更大的规模流动，同时带来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各种形式的过度积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有别于非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具有雪球效应，使竞争更为激烈并降低了利润率。那些能够审时度势的，每次力求更大的空间以确立新的空间定位。大量的资本首先在较小规模的城邦不断积累，17世纪转移至介乎于城邦和民族国家间的荷兰，18、19世纪被世界帝国的英国取代，最后20世纪转到美国这样的洲际大国。
现在这一进程无法以同一方式继续下去，因为没有新型的更强大的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事实上，较大的民族文明国家，如中国和印度，领土面积虽不及美国，人口却是美国的三四倍。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转型：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改往日从小国向疆域辽阔的大国过渡，取而代之的是从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向高人口密度的国家重新分布；而且，原先局限于富国之间的流通，现在正从富裕的国家向基本上仍然贫困的国家过渡——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是美国的1/20。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如今的霸权主义正在从富国向穷国转移。”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却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差异与不平等。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发展趋势相互矛盾，这就需要我们探寻一些概念上的方式来增进理解。【选自乔万尼·阿里吉著《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路爱国、黄平、许安结 译；英文原文来自New Left Review 56, March-April,2009.】
用玩具制造尖端设备
2009-10-23 02:52:17
2006年，米歇尔•凯恩（Michelle Khine）来到崭新的加州大学美熹德校区，渴望建立她的第一个实验室。她正在测试微小的充满液体的管道，希望能设计出以微型芯片为基础的诊断测试盒，这是一门叫做“微流体”的学科。问题在于，先前她用来制造微流体芯片的专门设备花费超过10万美元——她手头并没有这笔钱。“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目前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助理教授的凯恩说，“我想找到一个迅速把一切建立起来的方法。”
她绞尽脑汁寻找快速的应急设计，凯恩想起了她最喜欢的儿童玩具：Shrinky Dinks（儿童使用塑料纸印照片的玩具——译注），大块的塑料薄膜可以用颜料或油墨上色，然后在热炉子里收缩。“我想，如果我能用特定的方法把（设计）印出来，然后让它们收缩，我就能制作出适合微流体大小的管道，”她说。
为了测试她的想法，她在AutoCAD里匆匆设计了一个通道，用激光打印机在Shrinky Dink的材料上打印出来，并把结果放到一个烤箱里。由于塑料收缩，表面的油墨粒子聚集到一起，形成小的褶皱。这正是凯恩想要的效果。当她把一种叫做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的聚合体倒在冷却的Shrinky Dink的表面，由于油墨硬化，油墨的褶皱在表面形成微小的通道。她把PDMS从Shrinky Dink的模具里拿走，瞧：一个微流体装置完成了，花的钱比一顿快餐还少。
凯恩开始在她的实验中使用这种芯片，但是她没有立刻把她的烤箱视作一种突破。“我认为这事儿应该缓一缓，直到我们拥有适当的设备，”她说。但是，当她就这个技术发表了一篇短文后，全世界科学家的回应潮水般涌来。“我不知道人们会这么感兴趣，”凯恩说。
与此同时，她也要面对相当的质疑。批评者想知道，你究竟怎样用一个玩具制造出通常要有高端的硅元素来造的尖端设备？“人们要么喜欢它，要么嘲笑我，”凯恩说。她赶忙指出Shrinky Dink微流体不是十全十美的——例如，油墨会从打印机中溅出，使得完成的通道有轻微的不平整。
不过，这样的小瑕疵对大多数的应用来说不成问题。而凯恩已经找到了一个克服更严重困难的方法：PDMS能吸收蛋白质，摆脱了敏感测试的结果。她已经开始直接用Shrinky Dinks制作芯片，通过注射器的尖端把设计刻到塑料上。随着塑料的收缩，通道变得更窄更深——对微流体来说是完美的。她甚至能够通过把几个刻过的Shrinky Dinks融在一起，制作出三维的芯片。整个过程，从设计到完成芯片，只要几分钟。
凯恩计划用她的芯片来检测各种医疗条件，希望廉价便携式的设备有朝一日能用来诊断HIV及其他临床传染病。她还发现了，通过在含有浅井而非通道的Shrinky Dink设备上培养干细胞，她能诱导它们变成心脏肌肉细胞。这样的工具也许能让研究者试着培养这样的细胞用于组织移植，以更密切地控制该过程。
加州量化生命药学研究院（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Biosciences）副主任道格拉斯•克劳福德（Douglas Crawford）看到了凯恩方法中的优点。“米歇尔的技术更好、更快、更廉价——它能把微流体原型制作送入每个实验室，”他说。
最近，凯恩在Shrinky Dinks上打印了金属模式。随着塑料收缩，金属变形形成浅井，凯恩认为这可以收集阳光；这一发现可以使得太阳能电池更高效。“我们还远没有把这项技术推倒极限，”她说。
（文章来自麻省理工科技商评）【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10-23/150809.html
2006年，米歇尔•凯恩（Michelle Khine）来到崭新的加州大学美熹德校区，渴望建立她的第一个实验室。她正在测试微小的充满液体的管道，希望能设计出以微型芯片为基础的诊断测试盒，这是一门叫做“微流体”的学科。问题在于，先前她用来制造微流体芯片的专门设备花费超过10万美元——她手头并没有这笔钱。“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目前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助理教授的凯恩说，“我想找到一个迅速把一切建立起来的方法。”
她绞尽脑汁寻找快速的应急设计，凯恩想起了她最喜欢的儿童玩具：Shrinky Dinks（儿童使用塑料纸印照片的玩具——译注），大块的塑料薄膜可以用颜料或油墨上色，然后在热炉子里收缩。“我想，如果我能用特定的方法把（设计）印出来，然后让它们收缩，我就能制作出适合微流体大小的管道，”她说。
为了测试她的想法，她在AutoCAD里匆匆设计了一个通道，用激光打印机在Shrinky Dink的材料上打印出来，并把结果放到一个烤箱里。由于塑料收缩，表面的油墨粒子聚集到一起，形成小的褶皱。这正是凯恩想要的效果。当她把一种叫做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的聚合体倒在冷却的Shrinky Dink的表面，由于油墨硬化，油墨的褶皱在表面形成微小的通道。她把PDMS从Shrinky Dink的模具里拿走，瞧：一个微流体装置完成了，花的钱比一顿快餐还少。
凯恩开始在她的实验中使用这种芯片，但是她没有立刻把她的烤箱视作一种突破。“我认为这事儿应该缓一缓，直到我们拥有适当的设备，”她说。但是，当她就这个技术发表了一篇短文后，全世界科学家的回应潮水般涌来。“我不知道人们会这么感兴趣，”凯恩说。
与此同时，她也要面对相当的质疑。批评者想知道，你究竟怎样用一个玩具制造出通常要有高端的硅元素来造的尖端设备？“人们要么喜欢它，要么嘲笑我，”凯恩说。她赶忙指出Shrinky Dink微流体不是十全十美的——例如，油墨会从打印机中溅出，使得完成的通道有轻微的不平整。
不过，这样的小瑕疵对大多数的应用来说不成问题。而凯恩已经找到了一个克服更严重困难的方法：PDMS能吸收蛋白质，摆脱了敏感测试的结果。她已经开始直接用Shrinky Dinks制作芯片，通过注射器的尖端把设计刻到塑料上。随着塑料的收缩，通道变得更窄更深——对微流体来说是完美的。她甚至能够通过把几个刻过的Shrinky Dinks融在一起，制作出三维的芯片。整个过程，从设计到完成芯片，只要几分钟。
凯恩计划用她的芯片来检测各种医疗条件，希望廉价便携式的设备有朝一日能用来诊断HIV及其他临床传染病。她还发现了，通过在含有浅井而非通道的Shrinky Dink设备上培养干细胞，她能诱导它们变成心脏肌肉细胞。这样的工具也许能让研究者试着培养这样的细胞用于组织移植，以更密切地控制该过程。
加州量化生命药学研究院（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Biosciences）副主任道格拉斯•克劳福德（Douglas Crawford）看到了凯恩方法中的优点。“米歇尔的技术更好、更快、更廉价——它能把微流体原型制作送入每个实验室，”他说。
最近，凯恩在Shrinky Dinks上打印了金属模式。随着塑料收缩，金属变形形成浅井，凯恩认为这可以收集阳光；这一发现可以使得太阳能电池更高效。“我们还远没有把这项技术推倒极限，”她说。
（文章来自麻省理工科技商评）【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10-23/150809.html
默多克：从阿德莱德到“世界（媒体）之巅”
本文地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10-27/151359.html
陈晓民 潘桦 2009-10-27 21:34:00
经常与媒体打交道，我们却不敢身受媒体人的生活。对于身边媒体朋友发条般的每天周而复始我们可谓饱含敬意。媒体行业的竞争是残酷的。在常人眼里，媒体人总是在与时间赛跑，胜负曾以天计算如今落到以小时分钟分高下。
皮尔斯·布鲁斯南和杨紫琼主演的007电影《新铁金刚之明日帝国》里，反角媒体大亨卡夫的竞争手段已经不是靠报道速度，而是直接制造爆炸性新闻。先写新闻稿再造新闻——卡夫不惜密谋挑起多国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007的编剧们诱惑性地祭出中国女特工杨紫琼，但他们毕竟不会算经济账——当今大亨们的财富绝大部分来自纸面，发动战争的商战手段无异于自宫。但故然，这并不是重要的话题。
这部007电影在十年前推出时，片中的反角媒体大亨让人们联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位媒体大亨，现年78岁，从澳大利亚第五大城市阿德莱德一家报纸起家，做到拥有世界第二大媒体集团——新闻集团，进而吞并世界财经新闻至尊——道琼斯集团及其旗下《华尔街日报》的默多克。
将007电影里的卡夫和默多克在脑海里映衬一番，竟有几分相像。不少西方媒体作者都以为这是编剧们讽喻的神来之笔。但不得不说，007版身着中式装的媒体大亨要比默多克酷多了。
谈到酷，拿排在132位的默多克与今年《财富》杂志新排出来前十位的首富比未必公平，但通过层层控股掌控着全世界大大小小数百家传媒机构的这位大亨，既没有比尔·盖茨的人气，也没有巴菲特思想家般的魅力，更没有史蒂芬·乔布斯的灵气。在美国媒体报道资深专栏作家迈克尔·胡夫(Michael Wolff)笔下，不管是在达沃斯论坛还是股东大会，默多克时常的“语无伦次”更是让人难以想到他就是成为西方商业文化现象的“默多克”。
迈克尔·胡夫这本在2008年底推出的《拥有新闻的人（The Man Who Own the News）》试图为读者揭开这个谜团——到底默多克是如何从澳大利亚，到英国，再到美国，再到亚洲（创立星空集团，入股凤凰卫视），尔后随着2007年对《华尔街日报》的并购，成为从阿德莱德站到“世界（媒体）之巅”的“默多克”。 “世界之巅”甚至很写实——“默多克为了进军中国媒体市场而在香港山顶上购置的别墅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云中”。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默多克的人，更不是为默多克丰碑立传。该书价值来自于作者对默多克及其朋友和属下前后八个月的独家采访，书中客观地将西方传媒符号的“默多克”还原成现实生活中的默多克——迈克尔·胡夫笔下的“媒体呆子”(Media Nerd)。
“呆子”(Nerd)在西方商业文化里，并非总是贬义字眼。青年时代总带着一副宽边大眼镜的比尔·盖茨，远在商业成功之后还保持着“电脑呆子”(Computer Nerd)的形象——对电脑之外的事情知之甚少和在女孩子面前表现笨拙。青年时代的电影大亨乔治·卢卡斯也是一位24小时只会电影的“电影呆子”（Movie Nerd）。所谓呆子指的是，他们在特定的创意媒介（新闻、电脑技术和电影）里乃是最专注的创意者，而除此之外，他们便很普通。然而，当今以想法为基础的新经济需要大量这样的人。
比尔·盖茨至少热爱阅读，但作为媒体大亨的默多克却很少看书，很少读自己的报纸甚至自己亲手收购的精英们必读的《华尔街日报》。这又是怎么回事？
身坐默多克特许的“头排座位”，迈克尔·胡夫在整个采访期的末端亲眼见识了默多克作为新闻记者的“风范”，由此悟到默多克的成功秘诀。“他（默多克）昨晚在外面泡了一晚，弄到一条新闻线索。今天上午他试图搞定它。交谈中他嘴里吐出的都是新闻人的看家本领：给谁打电话，怎么找到线人，怎么让线人确认真实性？这位身穿白衬衫的77岁老人依然干着自1953年从他父亲接手《阿德莱德新闻》以来的行当。”
而默多克试图报道的新闻并不是《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所主营的正闻，而是诸如“希拉里（竞选）阵营里的一位高级助手是一家在线色情网站的合伙人”，抑或“比尔·克林顿和他的哥们一起把巴黎给办了（说的是城市，不是小蜜）”等等花边新闻。
换言之，默多克并不是一位知识型、魅力型或者慧眼型类型的大亨，身在媒体业高处他却能始终抓住新闻平面媒体的最基本点——花边新闻能卖钱，假如在一个国家能卖钱，在更多的国家也能卖钱，假如在平面媒体能卖钱，在电视媒体上花边新闻也能卖钱。在这点意义上，他与比尔·盖茨早年就摸到的个人电脑商业规律惊人相似——“电脑操作系统并不需要技艺上绝对最好，只要做到让足够多的人离不开你”。
从1960年代末进军英国报业市场，默多克引导了英国报业的小报潮流。他旗下充斥花边“八卦”悚人听闻的《太阳报》成为了世界上发行量第二大的英文报纸和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爆炸新闻、树立纲领、推选政客和改变文化”。时报的鼻祖，他旗下的英国《时报》在2004年一改200多年来的大报张版面为小报格式。
1970年代从英国到美国，默多克发现英国小报的拥趸客户群——男性蓝领工人在美国并不现存。他在把焦头难额的先遣部队打发回英国后，亲自上阵“屈就”从美国超市里面向主妇的“八卦”杂志做起。1980年代，默多克将这种“壮观化的小报新闻”带到了美国历史最长的报纸之一《纽约邮报》。用诸如“无上衣酒吧里的无头尸”等标题让该报成为美国第二大的地方报纸——在纽约的流通量甚至超过《纽约时报》。
很多人惊讶默多克的成功，因为很多人误解了“小报”的内涵。在默多克眼里，被他收购的《华尔街日报》的报社与他时刻如战场的小报报社相比，“恬静”得宛如一家保险公司的后台。新闻在默多克眼里并不是“高雅”的东西，讲求的是“即时、尖锐、效率和冲动”——其中最大的艺术就是“压缩”，一项他和他的梯队非常擅长的技艺。
当然，小报当道乃是在1980年美国电视传媒大亨泰德·特纳（Ted Turner）推出24小时滚动的有线新闻之前。CNN（有线新闻网）的出现首先灭掉了美国的晚报。
默多克至少可以说是商业潮流人士，进入1980年代，拥有报业给他的60%的高毛利和现金流，默多克大举借贷融资，他开始并购电视台以及电影制片厂——英国星空电视和美国福克斯影业。从澳大利亚到英国再到美国，默多克展示出“壮观化的小报新闻”可以在英语世界里穿行国境。但从报业到电视，默多克这次尝试却花去近十年时间，中间他经历了凡人逃不过的命运折腾。
1985年并购的英国星空卫视历经了多年的巨额亏损，迫使于1990年与英国BSB公司合并成立英国BSkyB公司。尔后，BSkyB公司延续了巨额亏损达每周几百万英镑。高达70亿美元的债务让默多克面临资金链断裂到了破产边缘。在1990—1991年破产风波的几个月里，默多克的头发全白，尔后是众人常见他的红发。
默多克的崛起和起伏几乎是教科书式的杠杆收购、经典的商业过度延伸与举债过度。实现前者并不需要巴菲特和索罗斯式的高深金融思想。值得一比的是曾有“电信牛仔”之称的前世通公司CEO伯里·艾伯斯，靠的也是类似的教科书式的Bootstrapping(高企股价并购)从密西西比的旅馆经营者在十年功夫里混成世界第二大电信运营商。但艾伯斯最终因过度延伸与举债过度而铤而走险，锒铛入狱。
如履薄冰挺过来的默多克进而收购美国福克斯影业50%股份而跻身好莱坞。也就有了由默多克的中国妻子邓文迪牵线，章子怡结识了现在的未婚夫以色列风险投资家阿维夫·尼沃的一幕（谨以此“八卦”向默多克致敬）。但最终成就默多克成文化现象“默多克”的，是他的福克斯新闻有线频道（Fox News），它打破了CNN的垄断，而靠的竟依然是他的“小报新闻”。
从1996年起，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借民主党人总统克林顿的几起丑闻兴风作浪走向顽固化。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成为了右翼传媒人士的平台和保守选民人群聚焦点。将“我们报道，你们决定”挂在嘴边，继而试图将“Fair and Balanced(公平公正)”注册成商标的福克斯新闻，所做的却全然不是CNN或者《华尔街日报》的传统新闻报道。
海湾战争的前线报道让CNN一夜成为全球性的媒体公司。“9·11”事件中《华尔街日报》记者冒险身据世贸双塔临楼进行一线实况报道。该报记者丹尼尔·波尔深入巴基斯坦报道不幸落入基地组织手里而被斩首，这些新闻从业的敬业标志被福克斯新闻认为是“昂贵的（境外）采访报道”。默多克弄明白了有线新闻的规律——“要的是几个‘巨能侃’的脑袋，在演播厅里24小时不断”。
原来只能在美国电台里混的几门保守派“大炮”——主持人，有了福克斯新闻这样的“炮台”。从宗教信仰上不能接受“节日快乐”替代“圣诞快乐”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比尔·奥莱利的传媒商标就是隔着电视连线与国会大厦里的民主党议员比嗓门。但就是如此，福克斯新闻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如同小布什靠紧守保守派选民基础而难以置信地获得连任。从世纪之交开始，该频道渐渐超越CNN。
迈克尔·胡夫精辟地总结了新闻集团和默多克的成功所在。有两点：一是“从不失时地把握机会再造自我，无论是借助1990年代的宽松信贷还是美国保守势力的抬头。相比之下，《华尔街日报》（的精英们）走过岁月依然只是“华尔街的日报”；其二，运气，如“新闻集团在.Com时代的后进恰好让他们避过了诸如时代华纳和AOL合并这样的灭顶之灾般的错误策略”。
在我们看来，默多克搞明白了最重要一点，眼球经济——媒体业固然能赚大钱，但从根本上却不是标准的增长型行业，或者说只能通过并购扩张实现增长。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媒体市场，恰恰这点蒙蔽了美国媒体大亨们的视野，相反来自太平洋岛上的默多克最终站在了“世界之巅”。
（作者分别是欧盟委员会中欧合作项目关键专家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邮箱：think778atgmail.com）
陈晓民 潘桦 2009-10-27 21:34:00
经常与媒体打交道，我们却不敢身受媒体人的生活。对于身边媒体朋友发条般的每天周而复始我们可谓饱含敬意。媒体行业的竞争是残酷的。在常人眼里，媒体人总是在与时间赛跑，胜负曾以天计算如今落到以小时分钟分高下。
皮尔斯·布鲁斯南和杨紫琼主演的007电影《新铁金刚之明日帝国》里，反角媒体大亨卡夫的竞争手段已经不是靠报道速度，而是直接制造爆炸性新闻。先写新闻稿再造新闻——卡夫不惜密谋挑起多国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007的编剧们诱惑性地祭出中国女特工杨紫琼，但他们毕竟不会算经济账——当今大亨们的财富绝大部分来自纸面，发动战争的商战手段无异于自宫。但故然，这并不是重要的话题。
这部007电影在十年前推出时，片中的反角媒体大亨让人们联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位媒体大亨，现年78岁，从澳大利亚第五大城市阿德莱德一家报纸起家，做到拥有世界第二大媒体集团——新闻集团，进而吞并世界财经新闻至尊——道琼斯集团及其旗下《华尔街日报》的默多克。
将007电影里的卡夫和默多克在脑海里映衬一番，竟有几分相像。不少西方媒体作者都以为这是编剧们讽喻的神来之笔。但不得不说，007版身着中式装的媒体大亨要比默多克酷多了。
谈到酷，拿排在132位的默多克与今年《财富》杂志新排出来前十位的首富比未必公平，但通过层层控股掌控着全世界大大小小数百家传媒机构的这位大亨，既没有比尔·盖茨的人气，也没有巴菲特思想家般的魅力，更没有史蒂芬·乔布斯的灵气。在美国媒体报道资深专栏作家迈克尔·胡夫(Michael Wolff)笔下，不管是在达沃斯论坛还是股东大会，默多克时常的“语无伦次”更是让人难以想到他就是成为西方商业文化现象的“默多克”。
迈克尔·胡夫这本在2008年底推出的《拥有新闻的人（The Man Who Own the News）》试图为读者揭开这个谜团——到底默多克是如何从澳大利亚，到英国，再到美国，再到亚洲（创立星空集团，入股凤凰卫视），尔后随着2007年对《华尔街日报》的并购，成为从阿德莱德站到“世界（媒体）之巅”的“默多克”。 “世界之巅”甚至很写实——“默多克为了进军中国媒体市场而在香港山顶上购置的别墅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云中”。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默多克的人，更不是为默多克丰碑立传。该书价值来自于作者对默多克及其朋友和属下前后八个月的独家采访，书中客观地将西方传媒符号的“默多克”还原成现实生活中的默多克——迈克尔·胡夫笔下的“媒体呆子”(Media Nerd)。
“呆子”(Nerd)在西方商业文化里，并非总是贬义字眼。青年时代总带着一副宽边大眼镜的比尔·盖茨，远在商业成功之后还保持着“电脑呆子”(Computer Nerd)的形象——对电脑之外的事情知之甚少和在女孩子面前表现笨拙。青年时代的电影大亨乔治·卢卡斯也是一位24小时只会电影的“电影呆子”（Movie Nerd）。所谓呆子指的是，他们在特定的创意媒介（新闻、电脑技术和电影）里乃是最专注的创意者，而除此之外，他们便很普通。然而，当今以想法为基础的新经济需要大量这样的人。
比尔·盖茨至少热爱阅读，但作为媒体大亨的默多克却很少看书，很少读自己的报纸甚至自己亲手收购的精英们必读的《华尔街日报》。这又是怎么回事？
身坐默多克特许的“头排座位”，迈克尔·胡夫在整个采访期的末端亲眼见识了默多克作为新闻记者的“风范”，由此悟到默多克的成功秘诀。“他（默多克）昨晚在外面泡了一晚，弄到一条新闻线索。今天上午他试图搞定它。交谈中他嘴里吐出的都是新闻人的看家本领：给谁打电话，怎么找到线人，怎么让线人确认真实性？这位身穿白衬衫的77岁老人依然干着自1953年从他父亲接手《阿德莱德新闻》以来的行当。”
而默多克试图报道的新闻并不是《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所主营的正闻，而是诸如“希拉里（竞选）阵营里的一位高级助手是一家在线色情网站的合伙人”，抑或“比尔·克林顿和他的哥们一起把巴黎给办了（说的是城市，不是小蜜）”等等花边新闻。
换言之，默多克并不是一位知识型、魅力型或者慧眼型类型的大亨，身在媒体业高处他却能始终抓住新闻平面媒体的最基本点——花边新闻能卖钱，假如在一个国家能卖钱，在更多的国家也能卖钱，假如在平面媒体能卖钱，在电视媒体上花边新闻也能卖钱。在这点意义上，他与比尔·盖茨早年就摸到的个人电脑商业规律惊人相似——“电脑操作系统并不需要技艺上绝对最好，只要做到让足够多的人离不开你”。
从1960年代末进军英国报业市场，默多克引导了英国报业的小报潮流。他旗下充斥花边“八卦”悚人听闻的《太阳报》成为了世界上发行量第二大的英文报纸和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爆炸新闻、树立纲领、推选政客和改变文化”。时报的鼻祖，他旗下的英国《时报》在2004年一改200多年来的大报张版面为小报格式。
1970年代从英国到美国，默多克发现英国小报的拥趸客户群——男性蓝领工人在美国并不现存。他在把焦头难额的先遣部队打发回英国后，亲自上阵“屈就”从美国超市里面向主妇的“八卦”杂志做起。1980年代，默多克将这种“壮观化的小报新闻”带到了美国历史最长的报纸之一《纽约邮报》。用诸如“无上衣酒吧里的无头尸”等标题让该报成为美国第二大的地方报纸——在纽约的流通量甚至超过《纽约时报》。
很多人惊讶默多克的成功，因为很多人误解了“小报”的内涵。在默多克眼里，被他收购的《华尔街日报》的报社与他时刻如战场的小报报社相比，“恬静”得宛如一家保险公司的后台。新闻在默多克眼里并不是“高雅”的东西，讲求的是“即时、尖锐、效率和冲动”——其中最大的艺术就是“压缩”，一项他和他的梯队非常擅长的技艺。
当然，小报当道乃是在1980年美国电视传媒大亨泰德·特纳（Ted Turner）推出24小时滚动的有线新闻之前。CNN（有线新闻网）的出现首先灭掉了美国的晚报。
默多克至少可以说是商业潮流人士，进入1980年代，拥有报业给他的60%的高毛利和现金流，默多克大举借贷融资，他开始并购电视台以及电影制片厂——英国星空电视和美国福克斯影业。从澳大利亚到英国再到美国，默多克展示出“壮观化的小报新闻”可以在英语世界里穿行国境。但从报业到电视，默多克这次尝试却花去近十年时间，中间他经历了凡人逃不过的命运折腾。
1985年并购的英国星空卫视历经了多年的巨额亏损，迫使于1990年与英国BSB公司合并成立英国BSkyB公司。尔后，BSkyB公司延续了巨额亏损达每周几百万英镑。高达70亿美元的债务让默多克面临资金链断裂到了破产边缘。在1990—1991年破产风波的几个月里，默多克的头发全白，尔后是众人常见他的红发。
默多克的崛起和起伏几乎是教科书式的杠杆收购、经典的商业过度延伸与举债过度。实现前者并不需要巴菲特和索罗斯式的高深金融思想。值得一比的是曾有“电信牛仔”之称的前世通公司CEO伯里·艾伯斯，靠的也是类似的教科书式的Bootstrapping(高企股价并购)从密西西比的旅馆经营者在十年功夫里混成世界第二大电信运营商。但艾伯斯最终因过度延伸与举债过度而铤而走险，锒铛入狱。
如履薄冰挺过来的默多克进而收购美国福克斯影业50%股份而跻身好莱坞。也就有了由默多克的中国妻子邓文迪牵线，章子怡结识了现在的未婚夫以色列风险投资家阿维夫·尼沃的一幕（谨以此“八卦”向默多克致敬）。但最终成就默多克成文化现象“默多克”的，是他的福克斯新闻有线频道（Fox News），它打破了CNN的垄断，而靠的竟依然是他的“小报新闻”。
从1996年起，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借民主党人总统克林顿的几起丑闻兴风作浪走向顽固化。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成为了右翼传媒人士的平台和保守选民人群聚焦点。将“我们报道，你们决定”挂在嘴边，继而试图将“Fair and Balanced(公平公正)”注册成商标的福克斯新闻，所做的却全然不是CNN或者《华尔街日报》的传统新闻报道。
海湾战争的前线报道让CNN一夜成为全球性的媒体公司。“9·11”事件中《华尔街日报》记者冒险身据世贸双塔临楼进行一线实况报道。该报记者丹尼尔·波尔深入巴基斯坦报道不幸落入基地组织手里而被斩首，这些新闻从业的敬业标志被福克斯新闻认为是“昂贵的（境外）采访报道”。默多克弄明白了有线新闻的规律——“要的是几个‘巨能侃’的脑袋，在演播厅里24小时不断”。
原来只能在美国电台里混的几门保守派“大炮”——主持人，有了福克斯新闻这样的“炮台”。从宗教信仰上不能接受“节日快乐”替代“圣诞快乐”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比尔·奥莱利的传媒商标就是隔着电视连线与国会大厦里的民主党议员比嗓门。但就是如此，福克斯新闻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如同小布什靠紧守保守派选民基础而难以置信地获得连任。从世纪之交开始，该频道渐渐超越CNN。
迈克尔·胡夫精辟地总结了新闻集团和默多克的成功所在。有两点：一是“从不失时地把握机会再造自我，无论是借助1990年代的宽松信贷还是美国保守势力的抬头。相比之下，《华尔街日报》（的精英们）走过岁月依然只是“华尔街的日报”；其二，运气，如“新闻集团在.Com时代的后进恰好让他们避过了诸如时代华纳和AOL合并这样的灭顶之灾般的错误策略”。
在我们看来，默多克搞明白了最重要一点，眼球经济——媒体业固然能赚大钱，但从根本上却不是标准的增长型行业，或者说只能通过并购扩张实现增长。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媒体市场，恰恰这点蒙蔽了美国媒体大亨们的视野，相反来自太平洋岛上的默多克最终站在了“世界之巅”。
（作者分别是欧盟委员会中欧合作项目关键专家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邮箱：think778atgmail.com）
信任美元，学习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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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 2009-09-26 19:56:34
金融市场的运行深刻折射出人性的贪婪和智慧，市场把一个自负傲慢者锤炼得谦逊谨慎，并把贪得无厌者最终投入深渊。因此，真正的市场参与者都对莫测的市场怀有谦卑之心。
近期美元的疲软就是如此，大多数研究人员都相信，美国经济在6月份出现了摆脱衰退，走向复苏的明确趋势，9月初，美国投资、外贸和制造业仍稳步恢复，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温和下降，经理人采购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不错。甚至有学者乐观预期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前两个季度，美国GDP增速有可能达到2%。但在经济复苏明朗化的背景下，美元戏剧性地持续疲软——9月份的第一周，美元指数单周下跌2%，为76.47,是2009年9月份次贷危机深重爆发以来的最低。
今年3月份以来美国经济在逐渐复苏，而同时美元汇率则在不断下泻，两者之间奇妙的“翘翘板”效应显示了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提前的、放大的、扭曲的反映。
在雷曼倒闭并引发全球金融动荡时，最坚挺的货币是美元，最受欢迎的资金避风港是美国国债；在目前金融危机告一段落后，全球资金避险动机弱化，但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还不是非常强烈，因此资金运行从避险转向投机，但尚未大规模转向投资。随之而来的现象，就是大宗商品、房地产和股市的繁荣了。
因此，今年3月以来，在我们看到美元不断走弱的同时，金价突破每盎司1000美元，原油价格从约34美元上升到约70美元，全球股市强劲回升。甚至连在去年全年均价暴跌26%的美国房地产，也出现了价稳量增的逆转。不再避险又不甘投资，那就投机吧！再考虑到软弱的美元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强化制造业和外贸竞争力的好处，相信美国政府是乐于见到美元的不断走软的。
讨论美元的近期走势，不是为了预测，而是我想说，到了好好想想危机爆发以来美元的国际形象的时候了。我们不妨围绕两个热门词汇展开，一是超主权国家货币；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我的看法是：次贷危机提醒我们，必须相信美元，因为非美元货币更不值得信任；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学习美元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而不是特别提款权（SDR）已经走过的失败道路。
回顾次贷危机最深重的2008年10-11月期间，以及2009年2-3月期间，国际投资者的行为显示，他们信任美元。简单的证据是，次贷危机中，国际资本从大宗商品、股市和房市中撤出，从货币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中撤出，纷纷投入到美国国债中，导致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在零，中长期债收益率也仅在3%左右。次贷危机后的今天，美国国债的招标超购倍数仍大体在3倍左右，对中长期债的需求尤其明显。这显示出：无论危机之中还是之后，理性的国际投资者用钞票投了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的信任票。近期美元的走软，也许折射出，国际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为美国经济复苏埋单，而不去谴责美元的一跌再跌。
回顾次贷危机至今，中国对美元的不信任和对超主权国家货币的热议，尽管卷入上述现象的官员、学者或者媒体用意不一，我相信大多数官员其实是借此表达对美国的某种抱怨，真实用意在于催促美国对其经济、金融和美元更加负责任一些。但若真的不相信美元，而相信非美元或者超主权国家货币，则就真的值得反思了。
日本经济的鼎盛期已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是其最佳表现，而21世纪的日本经济是其正常表现。我们很难期望国土、人口和资源受限的日本恢复辉煌。因此日元的国际地位也随之而去。
至于欧元区经济，相对美国经济而言，规模相若但开放度远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不如美国，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和整合难度，明显高于美国各州政府，在大多数产业领域也并不领先于美国（GSM移动通讯可能是不多的例外）。最致命的是：欧元区没有类似美国国债那样的容量深、流动性佳、国际化程度高的主权债市场。
因此，即便美元是虚弱的，但其竞争对手却更脆弱。
回顾对超主权国家货币的热议，我通常认为这是一种对美国政府的“中国式”抱怨和提醒，抱怨次贷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提醒美国政府要关注国际债权人的利益。仅此而已。无论发行和管理某种“超主权国家货币”的机构叫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G7或者G20，或者诸如此类的国际组织。他们要么实力难以和美国匹敌，要么索性直接受到美国的操纵，我无法理解，这些由政要或者学者们钩心斗角或夸夸其谈地构成的庞大官僚机构，为什么比一个主权国家更值得信任？
迄今为止，我们必须信任美元，因为其真正的强有力的对手还未出现。这个对手，在未来的岁月中，可能是欧元，甚至人民币。这就要求人民币必须国际化。
克鲁格曼曾经说过，不要做美国吩咐你做的，要做美国自己正在做的。人民币国际化，在我看来，应该认真学习美元在二战以来走过的道路。限于篇幅，我只能非常简略地说一点我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
一是要做危机中值得信任的货币，大哥是用血和火炼出来的。美元今日的地位，和其巧妙地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和黄金挂钩，再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盗用了黄金的名义而得以君临天下，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虚金实美元的霸权体系。以中国的国力和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人民币无法和黄金挂钩，但人民币应坚持和以美元为主的货币篮子挂钩。人民币已在东亚危机和次贷危机中，以其强劲的表现历练过两次。未来中国经济也有能力保持和美国经济周期的基本同步，并在成长性上优于美国，这是人民币能够盯住美元，并持续保持对美元强势的基石。或者说，人民币对盯住美元，相当于马拉松比赛中的跟跑战术，跟跑到最后能否超越，取决于中美之间软硬国力的变迁。
二是要做扣住国际债权人利益的货币。比美国更关注和更乐意见到强势美元的，也许并非美国，而是中东和东亚，尤其是沙特、日本和中国。最直观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和国家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美元贬值相当于债权缩水。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就是使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国际化，要优先于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国际化。因此我很惊讶为什么至今中国没有在内地和香港形成在岸和离岸两个有容量、区域化、清算便利的人民币国债市场。
三是要避免走特别提款权SDR的老路。美元今天的国际地位，既得益于美国政府刻意缔造的国际金融秩序，也得益于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SDR的道路是“自上而下”的，走的是政府间、央行间的政策安排，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被拒之门外，结果SDR搞了40年还仅仅是停留在记账货币层面的鸡肋。人民币要走的道路，必须关注“自下而上”的私人部门的切身利益。或者说，要让周边经济体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在人民币在当地和离岸中心的存贷款、清结算、投资渠道和避险渠道丰富顺畅，才能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活力源泉。
次贷危机爆发至今，总让我们不断反思。相信美元，这是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现实地位所决定的，除非你对美国熟视无睹；学习美元，这是美元过去70年和次贷危机中的表现所决定的，除非你认为地球上存在着比美元更具霸权地位的主权货币。相信美元是承认事实，学习美元是跟随，并期待超越。
钟伟 2009-09-26 19:56:34
金融市场的运行深刻折射出人性的贪婪和智慧，市场把一个自负傲慢者锤炼得谦逊谨慎，并把贪得无厌者最终投入深渊。因此，真正的市场参与者都对莫测的市场怀有谦卑之心。
近期美元的疲软就是如此，大多数研究人员都相信，美国经济在6月份出现了摆脱衰退，走向复苏的明确趋势，9月初，美国投资、外贸和制造业仍稳步恢复，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温和下降，经理人采购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不错。甚至有学者乐观预期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前两个季度，美国GDP增速有可能达到2%。但在经济复苏明朗化的背景下，美元戏剧性地持续疲软——9月份的第一周，美元指数单周下跌2%，为76.47,是2009年9月份次贷危机深重爆发以来的最低。
今年3月份以来美国经济在逐渐复苏，而同时美元汇率则在不断下泻，两者之间奇妙的“翘翘板”效应显示了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提前的、放大的、扭曲的反映。
在雷曼倒闭并引发全球金融动荡时，最坚挺的货币是美元，最受欢迎的资金避风港是美国国债；在目前金融危机告一段落后，全球资金避险动机弱化，但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还不是非常强烈，因此资金运行从避险转向投机，但尚未大规模转向投资。随之而来的现象，就是大宗商品、房地产和股市的繁荣了。
因此，今年3月以来，在我们看到美元不断走弱的同时，金价突破每盎司1000美元，原油价格从约34美元上升到约70美元，全球股市强劲回升。甚至连在去年全年均价暴跌26%的美国房地产，也出现了价稳量增的逆转。不再避险又不甘投资，那就投机吧！再考虑到软弱的美元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强化制造业和外贸竞争力的好处，相信美国政府是乐于见到美元的不断走软的。
讨论美元的近期走势，不是为了预测，而是我想说，到了好好想想危机爆发以来美元的国际形象的时候了。我们不妨围绕两个热门词汇展开，一是超主权国家货币；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我的看法是：次贷危机提醒我们，必须相信美元，因为非美元货币更不值得信任；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学习美元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而不是特别提款权（SDR）已经走过的失败道路。
回顾次贷危机最深重的2008年10-11月期间，以及2009年2-3月期间，国际投资者的行为显示，他们信任美元。简单的证据是，次贷危机中，国际资本从大宗商品、股市和房市中撤出，从货币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中撤出，纷纷投入到美国国债中，导致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在零，中长期债收益率也仅在3%左右。次贷危机后的今天，美国国债的招标超购倍数仍大体在3倍左右，对中长期债的需求尤其明显。这显示出：无论危机之中还是之后，理性的国际投资者用钞票投了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的信任票。近期美元的走软，也许折射出，国际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为美国经济复苏埋单，而不去谴责美元的一跌再跌。
回顾次贷危机至今，中国对美元的不信任和对超主权国家货币的热议，尽管卷入上述现象的官员、学者或者媒体用意不一，我相信大多数官员其实是借此表达对美国的某种抱怨，真实用意在于催促美国对其经济、金融和美元更加负责任一些。但若真的不相信美元，而相信非美元或者超主权国家货币，则就真的值得反思了。
日本经济的鼎盛期已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是其最佳表现，而21世纪的日本经济是其正常表现。我们很难期望国土、人口和资源受限的日本恢复辉煌。因此日元的国际地位也随之而去。
至于欧元区经济，相对美国经济而言，规模相若但开放度远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不如美国，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和整合难度，明显高于美国各州政府，在大多数产业领域也并不领先于美国（GSM移动通讯可能是不多的例外）。最致命的是：欧元区没有类似美国国债那样的容量深、流动性佳、国际化程度高的主权债市场。
因此，即便美元是虚弱的，但其竞争对手却更脆弱。
回顾对超主权国家货币的热议，我通常认为这是一种对美国政府的“中国式”抱怨和提醒，抱怨次贷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提醒美国政府要关注国际债权人的利益。仅此而已。无论发行和管理某种“超主权国家货币”的机构叫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G7或者G20，或者诸如此类的国际组织。他们要么实力难以和美国匹敌，要么索性直接受到美国的操纵，我无法理解，这些由政要或者学者们钩心斗角或夸夸其谈地构成的庞大官僚机构，为什么比一个主权国家更值得信任？
迄今为止，我们必须信任美元，因为其真正的强有力的对手还未出现。这个对手，在未来的岁月中，可能是欧元，甚至人民币。这就要求人民币必须国际化。
克鲁格曼曾经说过，不要做美国吩咐你做的，要做美国自己正在做的。人民币国际化，在我看来，应该认真学习美元在二战以来走过的道路。限于篇幅，我只能非常简略地说一点我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
一是要做危机中值得信任的货币，大哥是用血和火炼出来的。美元今日的地位，和其巧妙地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和黄金挂钩，再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盗用了黄金的名义而得以君临天下，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虚金实美元的霸权体系。以中国的国力和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人民币无法和黄金挂钩，但人民币应坚持和以美元为主的货币篮子挂钩。人民币已在东亚危机和次贷危机中，以其强劲的表现历练过两次。未来中国经济也有能力保持和美国经济周期的基本同步，并在成长性上优于美国，这是人民币能够盯住美元，并持续保持对美元强势的基石。或者说，人民币对盯住美元，相当于马拉松比赛中的跟跑战术，跟跑到最后能否超越，取决于中美之间软硬国力的变迁。
二是要做扣住国际债权人利益的货币。比美国更关注和更乐意见到强势美元的，也许并非美国，而是中东和东亚，尤其是沙特、日本和中国。最直观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和国家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美元贬值相当于债权缩水。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就是使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国际化，要优先于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国际化。因此我很惊讶为什么至今中国没有在内地和香港形成在岸和离岸两个有容量、区域化、清算便利的人民币国债市场。
三是要避免走特别提款权SDR的老路。美元今天的国际地位，既得益于美国政府刻意缔造的国际金融秩序，也得益于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SDR的道路是“自上而下”的，走的是政府间、央行间的政策安排，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被拒之门外，结果SDR搞了40年还仅仅是停留在记账货币层面的鸡肋。人民币要走的道路，必须关注“自下而上”的私人部门的切身利益。或者说，要让周边经济体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在人民币在当地和离岸中心的存贷款、清结算、投资渠道和避险渠道丰富顺畅，才能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活力源泉。
次贷危机爆发至今，总让我们不断反思。相信美元，这是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现实地位所决定的，除非你对美国熟视无睹；学习美元，这是美元过去70年和次贷危机中的表现所决定的，除非你认为地球上存在着比美元更具霸权地位的主权货币。相信美元是承认事实，学习美元是跟随，并期待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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