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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杨杨 段晓燕 2009-6-6 1:38:33
那些想要设立新对冲基金的人，据说很多都会把GLG Partners(以下简称GLG)的风险控制当作是观摩对象，G20会议已经传出明确信号，对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机构要加强监管，这让风险控制成为金融机构日常化管理之重。
GLG(NYSE：GLG)总部位于伦敦，是家在众多对冲基金中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其旗下目前有40只基金，不仅有对冲基金也有多头基金(long-only equity funds)。而当巴菲特开始质疑对冲基金的高收费的当下，其旗下基金早就开始根据基金不同收取从0.75%到2.5%不等的管理费，而分成则从5%到30%不等。
在“对冲基金历史上最糟糕”的2008年，位列全球最大另类资产管理公司之列的GLG活了下来，躲过了麦道夫丑闻，也没有受累于雷曼兄弟(Leman Brother)的轰然倒塌。
在此前的公告中，GLG声称：旗下没有任何一只基金与麦道夫有业务往来。其与雷曼兄弟的渊源则可上溯到1995年9月，当时的GLG是以雷曼的一个部门成立的。2000年GLG从雷曼独立出来，并在2007年11月在纽交所上市。上市伊始，雷曼兄弟仍持有其11%的股权。但“最迟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有意识地减少雷曼所持有的基金资产，并且通过谈判设定了一系列条件使得我们剩下的资产和交易没有受到雷曼倒闭的影响”。
这是否侥幸？这家公司刚刚发布了2009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其所管理的资产曾一度下跌到140亿美元，又上升到210亿美元。
“过去一年是个灾难。”GLG创始人之一、高级董事Pierre Lagrange说，次于次级债的金融危机拖垮了很多投资银行，这使对冲基金业也陷入了泥潭。“投资银行不仅是对冲基金的投资人、清算机构、交易对手，其倒闭也引起了流动性问题”。高杠杆一度使得对冲基金成为“疯狂”的代名词。一度GLG也被认为是杠杆的积极运用者，据一些分析师的报告，“在某些有记录的交易中，GLG使用超过4倍的杠杆”。但即便如此，与投资银行动超过20倍的杠杆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而在此之前，GLG在以每年42%的复合增长率增长，其所管理的资产从2002年12月31日的38亿美元一路增长到2008年初的246亿美元。截至目前，GLG对冲基金的复合年净利润率是17.1%，而多头基金的相关数据则是15%。
“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资本市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阶段对像我们这样的投资人而言意味着挑战，但也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机会。”Pierre说，这些新的变化挑战正统的做法，创造了新的控制风险的规范和投资人力量，“这是10年前根本想不到的。”
他认为，“加强监管这无可厚非，但事实上对于任何一家投资型机构而言，控制风险都是时时刻刻都要做的事情。”因为投资就是风险的生意。
创始人兼任“首席风险官”
GLG的创始人兼联席CEO Emmanuel Roman同时还担纲“首席风险官”，管理来自所有终端末梢的风险信息，这种比较彻底的集中管理风险的模式，在对冲基金业，也属创新之举。
有人这么形容GLG，它是“地球上受监管最严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由于注册地在伦敦，因此它受到伦敦金融监管局监管；而其又选择在纽交所上市，这意味着它也要接受SEC(U.S. 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前者对大型基金已有监管，而后者是全球监管最严厉的市场。
但被动监管无论多严格，如果想犯错总还会有机会。每天GLG分布在全球的高级员工，都会收到“必须服从”短信：对某个特定企业股票的买卖可能触犯某一个国家的监管，这样的交易不被GLG认可。“每天这样的短信会有四五十条。”Pierre说，如果警报解除，也会有相应的短信通知所有人。
这些短信都来自GLG的总部，公司的创始人、现任的联合CEO Noam Gottesman“不介入任何的投资业务，100%的精力都放在风险控制上”。不同于其他基金，基金管理人可能有权力根据其在市场调查中发现的信息做出投资决策。“如果我们的一个投资人发现我们感兴趣的一家企业可能近期有并购诸如此类的信息，他必须第一时间把这消息传递给Noam，在这之前不得和公司内任何人交流这个信息。”Pierre说。
Noam在确认了这个消息是否谣言、依据这个消息所做出的投资决策是否可能在某些地区或者很多地区引发监管风险，“之后总部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结论”。事实上这也避免了内部人勾结造成的对基金投资人不利的道德性风险。
这样使得Noam能够了解“旗下每一只基金的每个买入、卖出行为”，一旦市场出现波动，“也能够及时进行统筹”。
为此GLG配置了一个多达四五十人的团队，有律师、有财务分析师。而其在全球的总人数也不过400来人。据作为联合创始人的Pierre回忆，这样一个“总部集中处理信息、判断风险”的系统，“从公司一成立就已经有所设想”，但确实也是用经验买到了一点点的完善。
此前这家另类资产管理公司与监管机构也是“口角不断”。在完成对Vivendi(FR:012777)股票的内线交易调查后，法国金融监管机构对GLG作出了150万欧元(约合200万美元)的处罚决定。而这不是第一次GLG因为交易被法国监管当局处罚。
严格尽职调查是前提
Pierre是那种不是总坐在电脑前对着数字和模型就决定投资策略的人，他习惯亲临一线收集信息、做尽职调查。
老实说，Pierre太不像对冲基金的管理人了。长发齐肩、少言内向的他，更符合人们对一个艺术家的想象，而事实上他也有这样的潜质，他收藏艺术品。
事实上对冲基金从业者，大多看起来都“很普通”。“这个行业要求我们，做一个潜行者。”Pierre说，因为基金投资也是“收集信息、立足信息做出判断的过程”。太过张扬，“收集不到相应的信息”，同时也会被“外界的杂音干扰了自己的分析”。
“基金投资，早已不是坐在电脑前、完全依据模型就可以的事情了。”事实上，做严格的尽职调查已是对冲基金普遍的行为，“全球化浪潮下，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欧洲的投资。”因此必须尽量多、尽量全面地收集信息。
此前他认为未来蔗糖的供应量会减少。“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蔗糖生产国，但是随着其人口增加、消费能力的提高，其国内对蔗糖的消耗量就会增加。”也就是说，巴西对全球的蔗糖出口量会减少。供给减少的结果，是“全球碳酸饮料生产商的原料成本将会上升”。那么短期内其盈利能力势必下降。“我打算卖空这类公司的股票。”Pierre说。
但在这之前，他和他的团队飞去了巴西，去看甘蔗的种植情况、蔗糖生产量，以及巴西国内消费量的变化。
而在其打算卖空欧洲的钢铁企业股票前，GLG的团队则来到了中国。
第一站他们到了天津港，在那里数船，“和港口的工人聊天，他们是最早发现海运市场发生了变化的”；又去了天津当地的造船企业了解制造进度、订单情况，然后结合波罗的海航运指数，“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了解清楚海运市场情况”。而此后他们又在北京和一群房地产业界的大佬们，进行了一场“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已出现了拐点”的大论战。“我们没能说服这些人接受我们的观点，当时我认为再过几个月中国房地产市场就会掉头向下。”Pierre说，但是事情后来确实发生了。
这些尽职调查的结果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用钢量会减少，因为房地产向下，海运也进入下行周期。但是这与欧洲钢铁企业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在欧洲，超过60%的钢铁产量是出口到中国的。”Pierre说。
团队合作时代
对冲基金，似乎结束了单打独斗的时期。过去一位管理人就是他所在的那只基金的“王”，基金的所有决策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的，但现在是进入了团队合作的时代了。这就要求管理者要想做投资组合一样做好人才组合的管理。
过去10年的变化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基金生存环境：全球金融市场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对冲基金的金融系统的冲击是沉重的”。
因此在GLG对自我的介绍中有这么一段话：成功的投资有赖于能够洞悉完全没有关系的信息碎片之间的关系。“一个投资机构如果想在现有环境中胜出，它必须在其专业投资人员中建立协同效应，以便能够优势互补，把每一片对投资有用的信息都串联在一起”。
因此GLG打算走出此前所处的那片无论是对冲基金还是另类资产管理公司所有的神秘迷雾。“我们会和全球范围内顶尖的学术机构保持联系，我们将彼此分享对投资性事物、宏观经济、金融以及政治类话题的想法，以及这些事务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在其董事会顾问名单里，有来自伦敦经济学院院长、Gulf银行的前CEO等。
“对于GLG人而言，我们更要加强沟通。”Pierre说。在GLG内部，有一个“20人委员会”，是由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我们每周一次举行早餐会”，而在这个早餐会上，负责不同区域、不同基金的管理人，会和与会者分享其对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地区性的金融事件的意见等等。“谈话内容禁止涉及基金的具体操作”。
GLG在近两年来加大了对新兴市场的力度，这对“团队合作”提出了更高效的要求，“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和与全球经验如何更好融合”的背后，是各个机构和部门及时的快速信息反馈、沟通和协调机制。Pierre说，GLG所幸惯有国际化雇员的传统，其雇员所在国籍超过了40个，员工已经比较习惯如何在多文化和监管制度背景下的更有效沟通。
进入和更好在新兴市场行事的一个方式是走合资(Joint Venture)路线。Pierre，在意大利，在中东等地，GLG都是采用与当地机构合资的方式，同时雇佣当地员工。在中国，GLG聘请了维亚康姆(NYSE: VIA and VIA.B) 前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及执行副总裁李亦非女士打理中国业务。
Pierre告诉记者，GLG的一半业务都不是对冲基金业务，而是传统的资产管理、私人银行、债券业务，他告诉记者，在中国，GLG主要从事传统的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
做多与创新并举
金融危机之后，多国政府出台“禁空令”，对冲基金在选择做多趋势的同时，同样需要在新产品的开发上创新。比如当下热门的气候和环保的金融化操作。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债券和美国政府利率之间利率过大，他们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会缩小。由此，它沽空了德国债券，做多包括意大利债券在内的证券。
然而当年8月，由于俄罗斯出现金融危机，俄罗斯政府宣布卢布贬值、停止国债交易，投资者纷纷从发展中市场退出，转向持有美国、德国等风险小、质量高的债权品种。结果德国债券价格上升，而意大利债券则一路下跌。
“做错了方向”，让这家明星对冲基金迅速破产，由此也拖累了华尔街的主要银行。“从长线而言，未来肯定是一个看多而不是看空。”在其一篇文章里，Pierre指出作为对冲基金，“我们被贴上了战术性的、短期的、富有攻击性的这样的标签”，但事实上对冲基金也在试着对所投公司培养更长期的、密切的、参与其中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卖空另外一些股票”，只是为了对冲风险。
事实上，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各国政府监管部门纷纷出台“禁空令”，加大了对禁止卖空金陵的限制范围。2008年9月开始，SEC要求对冲基金公开卖空头寸，并陆续公布一些禁止对冲基金卖空的股票名单；几乎同期，英国、法国、德国、希腊、澳大利亚、意大利、荷兰、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都陆续启动“禁空令”。这使得“看多”成为机构“不得不”的选择方向。
也正是基于“长期”看多，GLG倾向于加大对看多股权基金(long-only equity funds)的投资力度。去年12月，GLG购买法国兴业银行在英国的管理部门，“以分散其风险”。“事实上这是一个资产管理部门，他们只做多头的证券投资。”2009年4月3日，此项收购已经完成。
“现代投资仍处于婴儿期，这使得有些投资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Pierre说，这也是另类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一个大势。因此这位GLG的联合创始人，始终对“介入管理”没有兴趣，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运作基金和创造新的基金产品上。而产品创新速度快也是GLG的一大优势。Pierre还参加了今年的达沃斯全球论坛，参与“碳排放交易是碳问题的解决方案吗?”的讨论。
“比如社会责任投资，与环境、企业内控和社会事务为主题的基金，每年都在以25%速度增长，但我们认为这种投资的增长相对于社会的需求之间仍然是缓慢的。”此外，气候变化、碳零排放等标的也在被纳入基金产品设计范畴。“我们的环境驱动基金自推出以来，表现优于大盘9%。”
GLG也是较早介入新兴市场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之一。2008年3月，GLG就与Origo Sino-India PLC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GLG的触角从资产管理公司伸展到了新兴大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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