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稳定：保持崛起的潜能

作者：文/柴青山 发表日期：2008年10月24日
最近几个月，中国总算停止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重新回到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轨道上来。应当说，在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21%、传统制造业景气明显下滑、境外资金因套取汇差和利差的收益比较丰厚而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此次政策调整不仅有助于稳定汇率预期，有助于止住宏观经济增幅下滑的势头，还完全符合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 崛起离不开汇率稳定 关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优劣的争论，在国际上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批评固定汇率的人认为，固汇制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价格，容易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导致资源错配。但肯定固汇制的学者却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不见得优于固定汇率，其弊端一是使汇率在更大幅度范围内波动，从而助长了投机，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二是使对外投资收益和进出口贸易成本的不确定性加大，进而影响了商人长期投资和缔结长期贸易契约的意欲；三是使货币政策失去了所谓的名义锚，不利于央行遏制通胀；四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 对汇率制度优劣的争辩，迄今为止学术界都没有达成共识或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此笔者不想多费笔墨，只想给读者提示一下近代及现代世界经济史的一些历史事实。 在赶超全球霸王——英国的进程中，美国实行的一直是固定汇率制度。美国的崛起缘起于1870年之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依靠电力、发电机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美国经济取得了后来居上的优势；依靠1879年之后确立的金本位，美国在金融方面建立了保障国际贸易和外来投资、保障跨境借贷安全、避免汇兑风险的制度基础；依靠稳定的美元汇率，美国在“精力旺盛的成长期”逃过了制造业竞争优势被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元持续升值所削弱的结局。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世界市场上最强大、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日本在二战之后迅速复苏，并在上世纪60年代崛起为可能威胁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国家，所使用的汇率制度同样是固定汇率，只不过稳定的轴心从金本位变化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已。从1950年到固定汇率制瓦解的1975年，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高达9%；但在浮动汇率机制形成之后，日本经济却失去了赶超美国的迅猛势头，1976－1990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回落至只有4%。在1985－1989年日元大幅升值之后，日本制造业的对外竞争力更是备受打击，加上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因针对升值的趋利资金大量流入而迅速膨胀，日本经济在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更是陷入连续十多年的低迷状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日本原先估计经济规模可在90年代末超过美国，但因为战略上出了问题，日本经济规模与美国的差距后来却越拉越大，目前已只及美国经济规模的40%了。 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都选择盯住美元或其他相对稳定的汇率机制。采取独立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目前尚不足50个。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一般都在1万美元以上，远高于中国目前的人均水平。即使是在汇率已经市场化的国家比如美国，汇率的走向也深深地被刻上了国家的战略意图，否则过去6年多美元陷入长贬值周期(累计贬值40%)的原因就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了。 举出以上历史事实，绝不是想吹捧固定汇率制，而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固定也好，浮动也好，任何一个汇率制度都有其各自的利弊，把汇率浮动或汇率市场化的必要性吹过了头，对中国今后的崛起，一定会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汇率学说几乎都出自西方国家的学者。他们代表的都是强者的利益，不见得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另外，笔者还想提醒一下大家：固定汇率制度虽然有利有弊，但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汇率长期保持不变，对那些竞争力较弱或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来说，确实容易引发出口减少，逆差增加，资金外逃及金融市场动荡等一系列问题。但对那些整体竞争力上升势头较猛的国家而言，汇率稳定则可以起到巩固优势，保持崛起潜能的作用。如果后起国家发展速度刚快一点，就采取汇率浮动和升值的手段来加以对冲，其竞争力肯定会像上世纪70年代中叶之后的日本一样迅速下滑。这一历史教训对中国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升值的局限 支持汇率市场化的人目前普遍主张人民币持续或快速升值。他们的良好初衷是希望利用升值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和内外失衡问题，去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但他们却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中国的内外失衡主要是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不得力，住房、医疗、教育、三农等问题影响中下阶层的消费信心，以及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外轻内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要改变上述状况必须依靠综合的经济和社会手段，不能仅使用人民币升值的手段。汇率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过于重视汇率手段的使用，推动人民币不断升值，那么，中国有可能会失去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必需的经济基础以及企业赖以解决安保、社保和环保不足等问题的盈利基础，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人民币持续升值会严重损害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使中国崛起的步伐迅速放缓下来。作为一个工业化正处于中期阶段、东中西部差距很大的新兴国家来说，制造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中华民族历史性复兴的关键。如果我们听从西方国家的劝诫，屈服于外部压力不断将人民币升值，那么中国的制造业一定会因为升值以及与此相关的热钱流入、租金上涨而逐步丧失原有的国际竞争优势。 其次，人民币升值产生一面倒的心理预期，吸引境外热钱从各个分散的渠道大规模涌入，从而助长了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现象。过高的房价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的商业成本因工资和地价上涨而激增，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有可能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第三，升值政策压缩了蓝领工人和农民工的就业空间，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纺织、制鞋、五金、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已因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而变得越来越艰难。为了渡过难关，企业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减聘工人，这就会损害基层民众的利益，使农村家庭与城镇家庭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第四，人民币持续不断地升值导致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内居民都把外汇卖给国家，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因此而惊人地累积，外汇风险也因此而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相反，藏汇于民的策略却一直得不到有效实施。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9000亿美元，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与日本近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2万亿美元的民间外汇持有量相比，中国的人均外汇实际上并不多，而且民间的外汇持有量更低至不足80美元/人，远低于日本的1万多美元/人。这种状况既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也是我们推行人民币每月每年都升值的汇率政策的结果。 最后，从理论上说，人民币升值会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有助于遏制通胀；但实际上，由于热钱大量流入推高了房价和工资，经济发展偏快加剧了能源、原材料紧张的供求关系，加上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出口产品价格，推高了全球物价水平，因此，升值政策的最终结果反而是助长了通胀。 从总体上说，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就业，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增长，有利于中国保持赶超发达国家的速度。有些人不顾国情，只知道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出发，鼓吹人民币到现在还没有升值到位。有的甚至把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出来的结果拿来为己所用，并据此主张人民币应升至6RMB/USD左右。殊不知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有严格前提的，包括一价定律、不考虑汇率预期的影响、不考虑汇率对物价的影响等等。这些前提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以一价定律来说，中国的工业用地价格、企业对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水电煤油价格，以及企业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等就没有真实地反映生产要素的价值或企业本该付出的成本。在“一价定律”这一前提不存在的情况下，按购买力平价测算出来的升值幅度还有多少可信度呢？实际上，在过去3年中，人民币名义汇率已累计升值21%，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人民币目前的升幅在内贬外升的影响下已经有些过了头(实际效果相当于已升值30%)。这样的局面不仅对中国经济不利，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也是不利的。 人民币稳定利于应对全球危机 关于人民币升值，有些人认为在全球化环境下，面对西方国家在贸易顺差方面施加的压力，中国确实有必要在汇率政策上做出适当的回应。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模棱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