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救市” 中国救经济

《财经》记者 李增新　　总第222期　出版日期：2008-10-13 　

美欧需要“救市”以救经济，中国则要救经济才能“救市”　　10月7日，澳大利亚央行大幅降息100个基点，引领全球降息潮流。翌日，为“紧急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加拿大、瑞典、瑞士六大央行“史无前例地联合行动”，同时降低基准利率50个基点；此举也得到日本央行的支持，后者维持基准利率在0.5％不变。　　中国央行当天亦宣布，10月1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10月9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这是一个月内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第二次“双降”，在中国货币政策历史上实属罕见。不过，与其他国家不同，作为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的大经济体，中国调整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所指并非“救”金融市场，而是为了应对经济下滑的严峻局势。正如六大央行联合降息的公告所称，金融危机加剧了经济下滑的风险。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体，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　　各大投行和研究机构纷纷下调中国GDP增长预期。高盛将中国2008年GDP增速由原来的10.1％调低至9.8％，2009年由9.5％下调至8.7％；瑞银证券将中国明年预测由原来的8.8％下调至8％；德意志银行中国经济学家马骏同样悲观，预期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4％，2010年更是只有7％。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判断，与央行9月15日的降息相比，本次更多出于对实体经济放缓的担心。内忧外患　　“全球金融风暴并不对中国构成最直接的危害，但中国经济也不‘免疫’。”摩根士丹利中国经济学家王庆对《财经》记者说。美国和欧洲市场占中国总出口的40％，由于美、欧、日陷入衰退看来已不可避免，中国出口将显著放缓，进而将企业利润增长和出口相关的投资同时“拉下马”。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7月，中国持有5187亿美元国债。中金公司估计，中国持有“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相关债券3000亿至4000亿美元，占官方外汇储备的近20％；中国商业银行持有“两房”相关债券头寸253亿美元；中国商业银行持有雷曼兄弟公司相关债券约6.7亿美元；中国投资公司持有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对美国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有限，危机不会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过大冲击。
　　但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放缓，却可能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信证券宏观分析师诸建芳认为，假定2009年发达经济体增长0.3％，发展中经济体增长3％，中国出口增速将下降至8％左右。渣打银行更称，中国将不得不学会适应真实出口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政策调整对2009年中国经济至为关键。”诸建芳称。如果宏观政策不作调整，2009年GDP可能下滑至7.5％。　　“这次降息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但象征意义可能大于实际作用。”瑞银证券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说，全球央行联袂行动旨在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减少企业的借贷成本；近期中国的一系列措施主要出于稳住市场信心的目的，但由于长期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多，企业利润下滑风险加大，并不能指望这些措施立刻大幅度提振股市。“中国可能还需要放松信贷额度。”汪涛说。　　降息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除了开盘时的短暂冲高，很快又回到起点，三大指数均微降收盘。　　指望房地产市场迅速回暖也并不现实。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水平在8月首次出现环比下降，房价下跌城市的个数已由4月的五个猛增至8月的25个。　　房价下跌，人们的预期更已根本改变，而多数消费者依然无力购买，价格进一步向下调整势在必行。哈继铭预计，未来两年全国平均房价下跌15％-20％，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将大幅下滑，可能由今年的20％降至明年的5％，并直接拉低GDP增速1.3个百分点；而考虑建材投资和相关消费，总体影响更大。　　这表明，“中国的问题与美欧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说。美国的问题起源于金融体系，“救市”直接针对根源，如果能够稳定金融市场，就能够减少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因此，美欧需要“救市”以救经济；中国要“救市”，先要救经济。“两手抓”　　多数分析人士均认为，中国降息通道已正式形成。　　中金公司预计，未来一年内贷款利率下调81个－135个基点，存款利率下调27个－81个基点，且仍有不对称降息的可能；存款准备金率下调350个至550个基点；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汇率升值将放缓至2％至3％，对美元汇率取决于美元自身走势。实际上，本次亦可视为一次不对称降息。作为对存款负利率的补偿，政府取消了现有5％的利息税，对储户而言，存款利率实际只下调了6个基点。　　虽然单次降息的作用有限，但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货币政策倾斜需要几次连续的降息。王庆称，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对于实体经济和市场都会逐渐产生正面影响。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也认为，随着经济政策的逐步转变，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过程将逐步启动。　　减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不会很快消除市场信用紧张，但有助于缓解这种局面。目前市场信用紧张主要还体现在中小企业层面，大中型企业仍然面临较为宽松的流动性条件，减息可能会鼓励大中型企业增加投资，在外需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将会上升。　　同时，出于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悲观判断，企业贷款需求也可能整体减弱，而面对更高的风险，商业银行放贷时亦更加谨慎。另外，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且由于外部环境走弱使外贸顺差和资金流入下降，从而降低基础货币。“总之，货币政策的反周期作用较小。”哈继铭说。　　沈明高认为，“拯救”中国经济仍需财政政策的调整。已有预期增值税转型可能于明年在全国推广，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亦将提高至3000元至4000元。中金公司预计，这两项将分别减少财政收入1500亿至2000亿元和500亿至800亿元。假设明年GDP增长8.8％，财政收入仅增长12％，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由今年的0.6％扩大至明年的2.3％。
　　还有预期政府可能发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但不少学者认为，这需控制在一定的“度”之内。毕竟，像1998年那样大规模的兴建，对于目前的中国，无论从资源能源消耗还是环境负担，都是不可承受之重。财政支出的重点，应放在改善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社保和福利体系等方面，花旗集团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说。转型无退路　　阴云密布之中，有一点却显而易见：外部经济放慢，且很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规模的救助计划并不能立即阻止经济下滑，通常两年后经济才会逐步回暖。由此看来，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变得更为困难，即便是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甚至传闻中的机电产品出口退税上调，都不能扭转这一趋势。　　任何大经济体要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变，都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其过程也将痛苦异常。但当前形势使得中国无路可退。“压力为转变创造了条件。”《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说。　　通胀压力的减弱创造了另一个条件。本来，减税以增加居民收入等刺激消费的措施都可能加剧通胀压力，但目前这种压力已经变得很小。高善文认为，受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中国通胀将快速下行，许多行业的成本压力也将明显减轻。　　此外，由于出口不振，一些出口加工制造企业可能转向国内市场，这将增加国内供给，也会使产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足。　　全球主要央行的降息周期，亦不太可能再次引发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黄益平认为。仅次贷的损失就已超过5000亿美元，起码在短期内应是流动性在快速消失；再次出现流动性过剩，至少要在金融危机完全结束、经济开始繁荣之后。　　“最终中国内需疲软就是消费疲软。找到途径刺激消费，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远之计。”黄益平告诉《财经》记者。　　沈明高提议，政府应考虑一个“内需改革与消费振兴”计划。他认为，对于一个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振兴消费的根本还在于提高收入，未来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鼓励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这可以从减税的方式入手；其二，是提振农村消费。“三农”的一个长久问题是农业人口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也低于GDP增速，这使农村消费一直受到压抑。这需要确立一个为农民增收的目标，并可以通过放开粮价，使农产品由市场定价来实现，而政府需要做的是补贴城市低收入人群。　　中国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如何运用手中的外汇储备。■　　本刊实习记者王悦威、本刊记者王晶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