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杨 北京报道 2008-11-8 1:57:32 -->
14年，不到25个投资案。
富达亚洲风险投资公司(Fidelity Asia Venture，以下简称FAV)很难不被人认为是“谨慎的”。
前几年，一般VC都是每年7-8个项目的投资节奏，而这FAV14年只是其它机构3年的投资量。
FAV1995年进军中国，前10年以“信息技术、医疗保健”的早期企业为投资重点，从2003年开始“成长期投资”也成为其重点之一。
FAV是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 Ltd.)在亚洲的风险投资分支机构，后者则是富达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富达)在全球的投资机构之一。
爱德华·C·约翰逊二世1946年创办富达，在爱德华·C·约翰逊三世的领导下，如今它已是提供包括基金管理、信托以及全球经济业务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公司。
脱胎于这一全球最大金融服务集团之一的FAV，做VC是否先天不足？
FAV创始合伙人欧柏德(Daniel Auerbach)却颇为自信地说，FAV在中国处于“top top tier (最顶级的投资机构)”。尽管不愿意透露迄今的IRR(Internal Rate of Return，内部回报率)，但其回报“是初始投资的很多倍，且是持续性的”。
一个佐证是，1999年富达和高盛、GGV的创始人吴家驎等投了500万美元天使基金给阿里巴巴。2004年阿里巴巴再度融资8200万美元时，富达再次注资。据此前的公开报道，GGV在阿里巴巴2004年的投资部分收益超过10倍，第一轮的投资更是几倍于这个数字。
更令欧柏德兴奋的是FAV投到了若干“对行业、产业格局有颠覆性影响的公司”。亚信科技被认为“帮助建造了整个互联网的基础架构”，其后的阿里巴巴则“改变了中小企业做贸易的方式”；2006年富达以720万美元联合大华、天增地长投资无锡药明康德，这是国内最大的做医药研发外包的企业，“颠覆了全球在医药领域研发的流程”。
“在中国做投资，建立信任是核心，”欧柏德说，“因此困难的时候更重要。”如果只在时机好的时候分蛋糕，时机不好就说再见，怎能要求企业家信任你？
FAV说自己在过去14年里“一直都在”，目前他们也没有任何撤资的想法。
“没理由高调”？
赞助“2008史密斯商业计划书大赛”被很多人认为是FAV“活跃的开始”。但欧柏德说这只是想传达一个信息：FAV关注的是新一代企业家。
尽管这批年轻人可能比前辈们更聪明、更有见识，却“不了解创业是件多么艰苦的事情，容易轻视其中风险”。
FAV在国内鲜有人知。除非被告知其母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目前管理超过1.5万亿美元；此外，著名的彼得·林奇——这位明星基金经理此前所在的麦哲伦基金，亦是富达旗下的基金之一。
这种“默默无闻”似乎正是FAV想要的，“我们只关注企业”。
公关行为和品牌推广，在基金新募集期间相对密集，这是VC、PE领域的规律。FAV所投资金大部分来自富达，目前其管理超过7.5亿美金。没有融资压力，退出压力也相对较小，FAV合伙人谭秉忠说，其可以持有一家企业股份超过10年。由此，FAV没理由高调。
然而脱胎于富达的FAV，免不了要面对能否做好VC的质疑。欧柏德说，“我们所投资的企业知道，FAV并不只是个金融机构。”
即使富达也并非单纯的金融机构，其在全球也有相当多的实业投资。富达在欧洲、亚洲都有电信运营商，在美国有酒店资产，还建立了全美第一大建筑材料分销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实业。”欧柏德说，“我们所投的企业都了解这点。”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
富达进入VC领域，也基于“金融机构对IT技术的关注”。富达有自己的网上股票交易平台，有时候一天最多有大约10%的纳斯达克/纽交所交易是在富达的平台上进行。据介绍，富达全球每年用于IT采购的资金超过25亿美元，还有自己的IT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研究所。其对IT和互联网的深刻理解，对FAV所投公司也有益处，FAV在印度创办了一家8000人软件外包公司，“只用了7年”。
那么富达是否也面临“corporate VC”的难题？在服务于集团的战略目的与财务回报之间艰难寻求平衡？
“我们的组织架构、激励机制并不异于其他VC机构。”欧柏德有超过23年的VC投资经验。据介绍，在FAV18位职业投资人(包括中国和印度)中，有“科学家、创业者、咨询顾问”，也有从前供职于其他VC机构的专业人士。2005年陈立实加盟FAV，成为负责健康医疗部门的合伙人。陈从Baxter International进入健康医疗行业，并在1996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ARC(也是富达投资的公司之一)。此后的2002年到2003年，陈立实还在华登国际(Walden International)担任入驻企业家。
少而精
“我们的投资企业知道FAV所带来的价值。”欧柏德仍然用这样的陈述来回应质疑，“我们的投资哲学是少而精。”他说，FAV不在乎投资速度多快，或者投了多少企业，而是“长期帮助企业成功”并贡献所能贡献的资源和力量。
作为一家出身迥异的VC机构，FAV是否能给企业带来钱之外的独特附加价值？时过境迁，中国市场已经由199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投资人变成了“有海量竞争”。主流投资机构几乎都进入了中国，每家都讲“value add”。
“当年FAV为亚信所做的事情，很多人都认为不可思议。”欧柏德说。
1997年底，华平(Warburg Pincus)、中创(CCIM)、富达三家VC机构共同投资1800万美元给亚信。其中的1100万美元来自华平，而富达拿出了200万美元。三大投资机构的介入，被认为给亚信带来了在公司管理、经营、技术开发方面的资源。
投资伊始。富达出钱送亚信的20多位高级技术人员到波士顿，学习在复杂的技术环境下管理基础网络，应付技术关键问题以及围绕技术管理组建团队、设置流程。同时20多位来自富达波士顿总部的高级工程师被派驻亚信北京办公室，帮助亚信培训技术管理团队。
此外，就如同现在VC在投资后经常做的：富达帮助亚信做年度预算，设定最终商业目标并与管理层共同讨论公司的战略，建制财务框架等。据田溯宁后来回忆，亚信最初连收入模型和成本模型都没有，在快速成长之后管理又成为难题。“我们还为一些关键部门如人力资源、财务等部门引入高管人员。”欧柏德说。
登陆纳斯达克之前，创始人田溯宁请辞，这在亚信董事会中掀起了波澜。“我们觉得特别有价值的，就是帮助亚信度过了那段时期。”欧柏德说。
2000年3月，亚信成为首家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的中国公司。当时亚信以24美元每股的价格发行了500万股，当日股价即以99.56美元收盘，筹集资金1.2亿美元。
承销商摩根士丹利方面认为，FAV在亚信为市场所接受方面功不可没。富达如今管理的共同基金占美国该市场总金额的1/8，而其创始人Johnson家族在美国的声名堪比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
如今时事维艰。FAV仍坚持“始终都在”的原则。“一方面我们会将百分之百的精力都放在帮助所投企业度过这个困难时期，包括在财务、资源以及时间上提供帮助。”欧柏德说，富达半个多世纪来经历了市场的潮起潮落。
“另一方面，我们也将向这些企业家传达信息：中国并不会不受这场全球危机的影响，他们应该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好准备。”
与企业一起坚守
每一家投资机构也许都会说：我们感谢失败案例。FAV也不能免俗，“失败让我们变得更加明智，如果没有任何失败案例的话，永远不可能成为顶级投资人”。
“在我们的投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些所谓的灾难性时间：一些法律上的大漏洞，或者是创业者卷走了我们的钱。”欧柏德认为，之所以能避开这类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投资之前，总会花很多时间去跟创业者深入沟通，彼此建立信任关系”。
1995年FAV在香港设立了办公室。其间只有华登国际、软银等少数几家VC机构也实质性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将成为重要市场是他们的共识。从一开始FAV就认为，“10年到15年的时间是必要的。”因为投资的核心是建立信任关系，“如果要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就必须花那么长的时间”。
这种积累被认为是不可跨越的。华登国际创始人陈立武说，其在中国将近15年的历史以及操作中沉淀下来的经验，是无法比拟的竞争力。CVC Capital Partners董事总经理何志杰也认为，先进入者在“熟悉市场、选择企业、累积投资经验”方面的优势，是重要的竞争力。
在中国做投资的第一阶段，FAV的核心工作是“理解在中国应该怎样开展业务”。其常驻北京的合伙人谭秉忠此前用“交朋友”来概括当时FAV所做的工作。“我们展示对中国的长期承诺，建立企业对我们的信任，接受FAV是艰难创业过程中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欧柏德回忆说。
在这个过程中，FAV所投企业“有的已经不见了，有的还在苦苦挣扎”。基于对这些企业家的尊重，FAV方面拒绝透露具体的失败案例。但其创始合伙人欧柏德分析，失败是由于“我们对技术、市场、产品、管理团队的判断失误”。
对创业企业而言，成功是偶然，而一个偶然因素就可能导致失败。即便是阿里巴巴，在2001年前后也曾面临生存危机。在2000年前后马云把阿里巴巴的摊子铺到了美国硅谷、韩国，并在伦敦、香港快速拓展业务，还把阿里巴巴的英文网站放到硅谷。但在互联网遭遇的那个冬天里，阿里巴巴被认为差点“阵亡”。
基于最初建立起来的信任，“我们陪着阿里巴巴走过了那个寒冬。”欧柏德说，对任何一个所投企业，他们总愿意共同解决问题，“挺过去以后可能会是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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