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王昉
在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G20在伦敦召开一周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一篇文章，廓清了中国在这次会议上的主要诉求。他倡议采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明确向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元的主导地位发出挑战。
中国如此罕见地高调要求改写国际游戏规则，一方面反应了对弱势美元导致中国外汇资产损失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是争夺G20后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的话语权。他的文章在全球激起热议，中外媒体不仅将此文理解为中国汇率政策的风向标，更认为这是中国亮出了积极参与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敲门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周小川文中的观点究竟该如何诠释和操作，在中国的决策制定者和智囊团中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分歧在于，这个说法究竟是可以立即付诸执行，还只是一个长期愿景。再上升一层，分歧体现在对美元的战略定位上：中国超过2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究竟是应当继续作为抵抗类似97/98亚洲金融危机的防御措施，还是应当成为制衡美国的武器。
这两派声音在周末《环球》杂志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出现了交锋。在这个名为“金融危机与国际新秩序：目标与途径”的论坛上，讨论嘉宾虽大多来自官方背景，却俨然分为两个阵营。一派认为中国应当立即抛售美国国债，转持其它战略资源，并向美国政府施压确保美元不急剧贬值； 另一派则认为，中国除继续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外没有更好的选择，美元独大的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持前一种观点。他把美联储近日宣称购买3000亿美元国债的行为比做吸毒，一旦开始只会在印钞和美元贬值这条路上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不得不作为一种制衡的工具和筹码来使用了”。
“既然你联储作为绝对多头进场，想压低中长期利率，那好，你买我就抛，” 刘煜辉说。“至少最近半年可以如此，此举可阻挠国债利率的下降，延缓通缩与通胀预期的过快切换，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此外，他建议中国在40到50美元的价位上增持国际油品期货，对冲中国抛售美元导致美元贬值的风险。
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吴志峰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应当通过抛售一部分美国国债给美国施压，并建议中国在购买美国国债时要求美国提供黄金期权，即如果美元贬值，中国可以以早前确定的价格购买美国黄金。
吴志峰说：“我觉得中国如果在G20会议上要明确自己的主攻目标，一定要放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上。”
而这一派观点遭到了来自中国农业银行的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的反驳。他认为，周小川一文更多是展示一种政治姿态，而从现实的角度看不可行，因为眼下除美国国债外中国没有更好的投资选择。“买石油期货？中国外汇储备增量可以把油价炒到300美元，你愿意看见这个吗？”
“据我所知，国内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学家不赞成抛售美元；百分之九十的外汇操盘手不赞成抛售美元。”
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必须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才能稳定，而人民币在自由兑换之前还无法承担这个职责。“货币都是有主权的，没有没有主权的货币。”
他的论点得到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Michael Pettis的呼应。他认为采纳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多”。
“比方说，一国要如何制定它的货币政策，如果这个货币不与任何实际经济体挂钩？”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焦瑾璞则对周小川的观点进行了了较为现实的解读。
他说，周小川倡导的与主权国家脱钩的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在现有体系下，可以理解为是从美元为主的单极货币，通过IMF特别取款权（SDR） 这个大家认可的计量单位，走向包括欧元、日元、俄罗斯卢布等的多极货币体制。
尽管对如何处置中国的美元储备有分歧，与会者却不得不同意除美元之外其他储蓄货币尚十分匮乏，而人民币国际化迫在眉睫。
焦瑾璞说，一个货币要国际化，不是提出来就能够达到的，要靠市场来推动。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努力让世界上更多地区的贸易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扩大人民币市场交易量。
国开行的吴志峰笑着说：“亚非拉人民是我们的兄弟，人民币应该首先推进到亚非拉地区，作为结算交易的货币。”
农行的何志成则说，中国宣布2020年前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意味着人民币到时应已实现自由兑换，显示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币改革并不保守。
不论周小川一文是现实目标还只是姿态的展示，都已经成功传递了中国将积极参与构建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的信号，并引发了国内外对寻求美元以外的安全的国际通行货币的深度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为中国人在G20赢得了先声夺人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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